王鹏:飞龙为大象“带路”:不排斥亦不乞求

2017-05-18 10:41

作者:王鹏(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盛大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终于在京落下帷幕。从国际社会与媒体的广泛参与和深度报道来看,这无疑是一场产生巨大且持久影响的成功大会。


然而,纵使国际社会的评价总体向好,但也偶尔能听到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譬如,据外媒报道,在峰会进行期间,某邻近大国不仅没有派出任何官方代表团参加,还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表达不满,并进一步警告,“互联互通倡议必须遵守金融责任的原则,来避免为社群造成不可持续债务负担的项目”。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称,无论印度是否参加此次的峰会,他们都不可能接受一个“无视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核心利益的项目”。而这里所谓“无视主权和领土完整”无非是指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的“中巴经济走廊”部分穿越中、印、巴基斯坦三方实际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尽管中巴经济走廊具体涉及的那部分地区由巴基斯坦实际管控,但印度仍宣称拥有该区域的主权。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宿仇世人皆知,它与中国的历史恩怨亦由来已久。尽管在中国方面早已淡去,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少有提及,更不会咬牙切齿;然而在喜马拉雅山的那边,历史复仇主义的怒火从未消逝,且或有增长之势。除了历史上的“旧怨”,当下的“新仇”似也不时泛起。譬如去年中国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并拒绝印度将武装组织“穆罕默德军”头目列入联合国安理会黑名单的申请;而印度似乎也做出强硬的回应,譬如上个月就邀请流亡的分裂分子达赖喇嘛访问两国间存在争议的藏南地区(他们称之为阿鲁那恰尔邦),此举自然招致中国强烈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对中方提议的构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提议冷眼旁观,或对中巴正在大力建设的瓜达尔港、中巴走廊心存疑虑,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年前,早在“一带一路”倡议刚刚提出时,中国外交圈、学术界在是否应该力邀印度参与倡议上产生了不小的分歧。政府和业界主流的观点是,即便认识到印度追求成为世界大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以及将印度洋及南亚地区视为禁脔的心理,也要避免将其认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立面或阻碍因素,并力邀印度参与“一带一路”,甚至包括具有为其量身定做性质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angladesh-China-Indi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BCIM)等。同时,为了避免刺激印度,不使“一带一路”压制他们在印度洋上的存在感,中方不仅积极探索两国加强沟通与互信的新型大国互动模式,同时还尽全力采取措施,减少因中巴合作的强化而造成印度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中方还积极尝试将“一带一路”与印度此前提出的“季风计划”、“棉花之路”、“东向政策”等战略相对接,试图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对亚欧贸易的重大影响力,促使印度与中国实现“战略对接”,并进而全面提升双边关系。


然而,即便中国政府和企业界、学术界都为“一带一路”与印度既定战略的对接做出种种努力,但其结果,正如此前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所刺破的,并不算理想。这又是为什么呢?


木匠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丁”都能打入所有的“卯”的,因为二者必须匹配。类似地,“治大国匠”亦须知,不是所有的战略都能“对接”的,二者同样需要匹配。抛却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仔细审查“季风计划”等战略,其目标和手段等方面的既定设置已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中方与该战略对接的可能。其“门罗主义”式的地缘政治诉求及由此产生的焦虑,正侵蚀着两国战略“对接”的互信基础。其区域战略中的“对冲策略”和“模糊策略”等手段弱化了两国战略“对接”的现实动力。而印度“东向战略”的出笼、充当美国制衡中国“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冲动,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对接”的可能与预期效用。


综上,两国间在上述“高政治层面”(安全、政治)的深刻分歧以及大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由“一带一路”倡议所重点推动的“低政治层面”合作(经贸、人文交流等)将面临重大阻碍。考察印度对自身的全球定位(包括对与中美的大三角关系的拿捏)、南亚地区唯一霸权国的定位、本国核心利益的界定(譬如对藏南、阿克赛钦、克什米尔、等争议领土‘不容谈判’的决绝姿态和全盘诉求),对麦克马洪线等英帝国殖民遗产的由衷珍视,及其外交传统、国内党派政治等综合因素,任何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分析者都不难做出推论:第一,上述既成事实将很难由于中国单方面的善意措施而得到根本上的改变;第二,有关“对接”的种种善意想象或将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那么对此,中国又该怎么办呢?


首先,战略上,习主席所确定并多次强调的“一带一路”不设门槛、全面开放、兼收并蓄的原则不能动摇。也就是说,即便有的国家当下冷眼旁观,甚至公开抵制、冷嘲热讽,中国都应该保有大国的风范和气度,不必过于理会,更不宜明显排斥、抵制。该请的一样发“英雄帖”,来不来各人随意。很多时候,两个人相争,彼此间是难以分出胜负的,但谁的表现能得到观众的同情和理解,谁就更能赢得第三方的支持,成为赢家。“架”有时是吵给别人看的。


其次,策略上,不勉强、不乞求。两千多年前,先圣有言:“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礼记·曲礼上·别于禽兽》)。毛主席和周总理几十年的共同实践则逐渐形成了我党我国外事斗争的利器——“有理、有利、有节”三原则。这是共和国缔造者们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按这样的思路来看,一些中、基层执行者过于“热络”的做法恐不可取——毕竟强扭的瓜不甜。中资企业、机构、智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热情投身南亚“一带一路”的建设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是为了获取国家在政策和项目上的某些好处,没有机会却强行上马,没有“丁卯”却强行“对接”,那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不负责任了。


此外,还有学者曾乐观预测,中巴经济走廊的成功将倒逼印度与中国合作。实事求是的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反面情况出现的可能亦不能排除——中巴合作的加强刺激印度采取更为敌对的反制措施,甚至与美、日等域外大国结盟相抗。对此,中国亦不可不察,更需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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