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反感录音?

2017-04-06 02:50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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