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失败的核试验与邓稼先的英年早逝

2017-03-30 07:05

本人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同年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工作,2000年退休后又被返聘至2009年。现在因病在家调理。我们单位原来是在青海,后搬迁到四川三线,后来又有原来分散的三线建设集中到绵阳。单位名称也有原来的九院改名为现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中物院)。她位于四川绵阳科学城内,是一个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单位。

有一次,女儿女婿在家聊天聊到邓稼先时,我对他们讲了一些邓稼先的鲜为人知的事情。他们劝我上网写写博文,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这一代的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为我建了这个博客。

一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

最近看了一些有关邓稼先的纪念文章和影视作品,都提到了他的英年早逝与一次核试验事故有关。这次事故是发生在1979年9月13日,那是空投氢弹核试验,大降落伞未打开,核弹落地时在戈壁滩上炸了一个大坑。使周围空气和地面被极毒的放射性核素钚严重污染。包括邓稼先院长在内的多位参试人员先后进入化爆后的弹坑区,受到钚气溶胶的严重的内照射剂量。

在提到这次核试验事故时,有些报道是失实的(包括许鹿希的回忆),不但没有给邓稼先加分,反而有损邓稼先的形象。当年,我参加了这次核试验,我和另一位同事罗元璞受邓稼先院长之派,先后三次进入弹坑区。我是那次核试验事故亲历者,因保密原因我一直没有说,直到最近在网上看到有那次核试验事故的报道,电影也有那次核试验事故的镜头。既然解密了,我就把这那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写出来,以整视听。

核试验区一般有“前面(前方)”和“后面(后方)”的叫法。“前面”指的是核爆区,“后面”一般指马兰。我参加这次核试验的项目是核参数测量,所以我工作地点是在“前面”(前方),也就是核试验的爆区附近,当然我们居住的地方距离核爆区还是有较远的距离。    因为这是我国最后有限次数的大当量的氢弹空爆试验,所以各大军区派师级以上高级军事干部前来观看,我们在准备布置测点时,可以看到他们居地的帐篷,看上去很壮观。

在爆区的场地上写了一个大的“十”字,是空投的目标,航空兵平时在训练模拟投弹训练就在这上空一次次进行,模拟核装置的圆柱形大铁桶随着降落伞散落在靶心的周围。各类效应试验物摆放在爆区周围,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等待零时的到来。    核试验定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这天,我们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水乘车前往观看核爆的地点。到达观看点后按分区坐下来,广播不断播放时间,我们静等着零时的到来。零前几分钟,飞机从我们上空飞过,我们戴起墨镜,全神地向空爆区方向注视着,心情也随着零时的接近而愈来愈紧张。到零时,我们没有看到核爆的发生,零后的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后来又一分一分地过去,我们大家的心情也愈来愈沉重。大概过了零时30分钟,广播里叫大家返回原居地。这时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回到居地后,大家在议论和分析发生事故的各种原因。空爆时,飞机投弹后,飞机就全速往前飞行。首先弹出引导伞(小伞),由引导伞再带出大降落伞,大降落伞打开后核装置就“慢慢”下落。当落到一个规定高度时就引爆核装置。当时大家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在引导伞弹出时,引弹伞的伞绳被出口处的金属棱所割断,从而未能带出大降落伞,使弹体直接自由落体落地; 二是在引导伞弹出后,引导伞带出大降落伞,而大降落伞未能打开,使弹体直接落地。如果是前一种原因,那末应该是九院(现在改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了后面的叙述方仍称九院)的责任,如果是后一种原因,那不是九院的责任,而是三机部的事情了,因为降落伞的事归他们管。

通常成功的核试验是试验完后,九院的参试人员就可以撤离了,试验后的后续事(如平洞试验和竖井试验后的核泄漏),由核试验基地来处理。这次就不同了,要把原因弄个水落石,否则没法交待。

下午,我们看到直升机飞在爆区上空盘旋,寻找弹落的地方。只有找到弹落的地方,而后派人进去实地了解,才能分析事故的真真原因和弹体的安全情况,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九院肯定要派人进去,派哪些人进去呢?当时我想在九院的参试人员中我也许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因为我了解核辐射,我对各类辐射的监测仪器都会熟练地使用。当然我也预见到进去的后不可预见的危害。但我的参试任务是核参数测量,所以此事与我无关。

这次核试验失败了,我们辛苦了一年的实验准备工作后一无所获。试验场地生活很单调,主要的文娱生活是打朴克,九院自创了一种打法,称为九院的“院牌”。累了一天,再加上心情很不好,没有人打牌,所以大家早早就睡了。明天我们要做的事可能是收集行妆,等候返厂的命令。

夜里,我在睡梦中突然被敲门声警醒,听到门外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叫我快起来。我一听声音是我的同事罗元璞在叫我,这时我一切都明白了。因为他这次的参试任务是在“后面” 负责产品装配时现场辐射监测与安全.。他从几百公里外的“后面”连夜赶上到“前面”,半夜来敲我的门,肯定有事。当我穿好衣服打开房门时,看到邓稼先院长院长也站在门口,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在不远的地方还站着几个人。邓院长直接对我说:“老刘(我虽然比邓院长小十多岁,可他总是这称我),你和老罗两人立即去寻弹落的地方,了解弹体的情况。现在面条已经煮好,你吃了面条就和老罗一起去”。

我进房拿了碗筷,面条在一个盆里,我盛了一碗面条蹲在地上开始吃起来。面条煮得有点像是爱吃的我们南方的烂糊面,觉得特别好吃,吃了一碗又吃第二碗,一边吃一边想,这么大的地方要找到不容易,不知什么时候能找到,我得吃饱一点。所以吃了第二碗又吃第三碗。吃第三碗时,我注意到邓院长在来回走动,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把剩下的半碗面条倒了,碗也没有洗,把碗筷放了。我问罗元璞带了哪些仪器,他把所带仪器告诉了我,并说手电筒和仪器都放在车上了。我穿上简易的防护服,拿上口罩和手套,上车就出发了。邓院长目送我们远去,他此时的心情可能是在为我们祝福-:老刘老罗,你们快去快回,平安无事!

1 一进弹坑区

同去的是一辆向导车。罗告诉我:白天,基地司令部派出七个架次的直升机去寻找弹落的地方,己经找到弹落的大概位置,所以基地司令部派车带我们去,具什在哪里要我们去找到它,找到后,把那里的情况回来再向邓院长汇报。

基地司令部派来的向导车在前面带路,我们的车紧跟其后,两辆车在通往爆区的柏油马路上奔跑。柏油马路虽没有内地的那么高级,但还算平坦,也没有大而多的拐弯。周围几百公里的范围内也许只有我们两辆车在奔驰。那天夜里虽然没有月亮,但戈壁滩上空的星星却比内地的要亮得多,也没有风,一切都是静静的。但我们不敢开窗,因为一开窗风就很大。汽车虽然全速前进,但还是有近一小时的车程。我无心欣赏戈壁滩上美丽的夜景,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找到它,它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完整?摔裂?炸了?并不时地与罗元璞聊天。

罗元璞是负责装配时的辐射安全的,所以他与邓院长都在”后面”,罗告诉(大意)我:当确定核试验失败后,邓院长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眼睛里含满了泪花。二机部付部长和科工委付主任自动承担起这起核试验失败责任,并不断安慰邓院长。领导们立即在实验组会议开会,基地也立即派出直升机侦察。

邓院长心里十分焦急,一定要亲自要去寻找核弹的下落。因为核弹落下后的情况不明,所以首长们坚决不同意邓院长亲自前去。邓院长只好服从命令。但决定派两位同志前去,基地派出向导车。

罗元璞是负责核辐射安全的,是邓院长首命之列,当场有多名同志申请愿同他前去,但都被罗拒绝了。罗知道我在“前面”,就建议邓院长派我与他一同前去执行这项任务。邓院长同意罗的建议,于是连夜乘数小时的车赶到“前面”来找我。

为了减少车上的寂寞,我就寻话些话来说笑,我对罗说:“萝卜”(我平时不叫他罗元璞,那是因为我相知相识),核弹落下后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核弹完好,那最好。但要是我们进去干扰了它突然发生爆炸,要知道那是氢弹啊,我们都会被立即气化,到时会不会追认我们为烈士呢?第二种情况弹摔裂了,那钚肯定要泄漏出来。我看过一篇报道,说美国有一颗氢弹从飞机掉下来,摔裂了,附近一个居民发现了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用脚跌了几脚,这个人没几天就死了;第三种情况是化爆了,那钚的污染就更严重了,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是这种情况,而且很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动作一定要快。

我们时而看看窗外,时而沉思。我想的是如何很快探找到弹落的地方:为了扩大探测范围,我们两不可能都在一起;为了彼此照顾,也不可离得太远。罗可能也是这样想的。

前面的向导车突然停了下来,我们的车也跟着停下来,我们都下了车。柏油马路把戈壁滩分成两部分,分不清哪一部分是南和北或东和西. 向导车上下的同志走到我们面前,用手向马路右边(车的右边)的一片戈壁滩一挥说:核弹大概就落在这一片里。

戈璧滩上的地貌都是差不多的,再加上它的无边际,所以容易迷失方向,往往是走进去了就不容易走出不来。我环视四周,发现在我们车的右前方不到30米的地方有一个斜坡,在斜坡上竖躺着一根水泥柱子,它让我住记了这个地方,后来果然用到了它    我们从车上把仪器和手电取下,先把仪器打开让它们预热几分钟,穿好防护服,戴上囗罩和手套,准备出征。先在原地测量本底,发现没有异常,我们拿着仪器,打开声响,往向导指的方向进行探测。我们两人基本上成“V“形前进,走了一段距离,仪器没有异常反应,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仪器的α计数增加, 心里一阵高兴。我俩靠近了一些,选择一个计数强的方向前进,愈往前走α计数愈强。再往前走,音响不再是“叭,叭,叭”的间断声了,而变成“鸣------”的长鸣声了。我赶快把量程转换到计数率表头,一看我吓了一跳,计数率表的指针己经指示在4~7计数/秒(几十年来这个数字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数字表明,这里空气中钚气溶胶浓度可能已经超过钚的导出空气浓度的(DAC)数万倍以上。在地面上看到已有一层薄薄的尘土和爆炸后碎片。这表明核弹己经爆炸,并且离弹坑(爆坑)已经不远了。我们清醒地知道,离弹坑愈近,钚放射性气溶胶的浓度也愈高。我们是不见弹坑不回头。此时仪器侦察功能己经完成,再往前走,仪器可能会超量程而损坏。为了争取少停留一秒的时间,为了防止仪器损坏,我关掉了仪器,用手电带路,看到地面上的尘土一个个脚印留在我们身后,真是“一步一个脚印”。

总于看到弹坑了,我们站在弹坑边上察看了一会,弹坑大概有一米多深,弹坑的直径大约有十多米,弹坑里还留有爆后的残骸。环顾弹坑周围,没有看到降落伞,不远的地方有较大的“弹片”。

“萝卜!这里剂量太大了,我们快撤!” 我们沿着来时留下的脚印快束回撤。在回撤的路上,一块黑色的小弹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线度大概有我第一小母节指那么大,我打开仪器靠近一测,计数率一下达到最大,估计是一块钚的碎片。我拾后用手套把它包起来,我跟罗说:我们把它带回去,回报时可作为核弹己经爆炸的物证(后来我很后悔,不应带回这个碎片),罗点点头也同意了。回到车傍,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把取下的口罩丢在了戈壁滩上,小碎片放在我的座位底下,仪器放上车后就开车了。按照规定,我们进入爆区后不准原路返回,必须走规定的“回收路线”,在回收样品路线上设有洗消站,在洗消站,对人员和车辆进行洗消后才能返回厂区。当时是夜里,洗消站不可能有人,即使洗消站有人值班,我们也不认识“回收样品路线”,所以我们是原路返回,直接向司令部开去。

我们的心情很好,邓院长交给我们的任务了。我们能这么顺利、这么快地完成任务要好好感谢那位向导,弹坑就在与马路的垂直方向不远的地方,使我们少走弯路;我们还要感谢老天爷,自零后到我们走出弹坑区,一直没有刮风,真是“风平浪静“。如果刮大风,这无疑会就给我们的探测工作摆了一个迷阵。我们得到人助、天助,我心里真是开心极了。

汽车直接开到基地司令部,那时首长们正在吃早饭。我们带着仪器和那块小碎片来到食堂的小园子里,首长们看到我们回来了,都放下碗筷走到小园子里。我们向邓院长汇报了核弹情况和弹坑的状况,为了说明确实已经爆炸了,我打开带回的小碎片,托在手里,用仪器测量给他们看。邓院长听完汇报,点点头说: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车子把我送到住处,我把小碎片用纸包好放在我的房门口,怎么处理它?它使我为难。不管它,先睡了一觉再说。稍作清洗后就上床了。

紧张过后的放松,我很快就睡着了。我也不知睡了多久,在睡梦中又有人把我叫醒,一看又是“萝卜”,问他又有什么事?他问我:“你还记得去弹坑的路吗”?我说:记得。他说:“邓院长要亲自去弹坑看看“。我说:那你带他们去就是了。罗说:“我不认识路,你快起来,他们都在等着”。我赶快穿好衣服,因为没有“干净”的防护服可换,我只好仍旧穿上那套已经“脏了”的防护服,带上手套和口罩。走出房门,我把放在门口的小碎片也带上,准备把它丢回弹坑区。

我坐在第一辆车的付驾的位置上做向导,虽然还有几十分钟的路程,我提醒自己“千万不可大意”。要是错过那斜坡上竖躺着的那根水泥柱那就完了,愈到后来我的精神也愈紧张起来。那根柱子总于在我眼前隐隐约约出现了,我叫司机放慢车速,以便让车子停在一个最佳的位置。“停车”!两辆车子刚好停在我们夜里第一次停下的地方。我下车时当然不会忘记把那个小碎片带上。

我们是向导,走在前面,朝弹坑走去。到达弹坑附近 ,因为是白天,弹坑内和它周围的情景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我眼睛向弹坑周围环视,在寻找降落伞。要是大降落伞没有被引导伞带出来,肯定会炸毁并散落在弹坑附近。但是,在弹坑附近我还是没有看到降落伞,这一点我想他们也会特别注意到。

邓院长站在离弹坑不远的地方察看,我注意到有两人正走到弹坑边上后准备往弹坑里去。“不要下去!不要下去!”我的喊声未能阻止他们。他们下到了弹坑里,我看到有一位还用脚踢了几下残骸。我赶快跑到邓院长身傍,请邓院长喊他们快上来。邓院长对他们喊了几声,他们终于上来了。这里空气中的钚气溶胶浓度肯定极高,此时又有微风。我建议邓院长:我们赶快离开。

我们按规定走的“回收路线”(经洗消站)返回。汽车先开到了洗消站,我们都下车。车辆由战士进行洗消,我们上洗澡车上洗澡,我和邓院长两人是在同一辆洗澡车上洗澡。洗澡车上的水有点凉。我对邓院长说:“邓院长,这水不好,有点凉,我们得快点洗”。邓院长说:“好”。我们从洗消站开车出来,直奔居地。

在我居住地方的小院子里,我又遇到了邓院长,他看我后,向我走来,问我:“老刘,你把那块小弹片打算怎么处理”?我告诉他:“我们一同去弹坑区时,我把它丢回弹坑区”。他满意地点点头说:“好,这就放心了”。

3 三进弹坑区

次日, 我以为没有事了,正在休息,看到罗又匆匆走来对我说:“邓院长派了两组人,一组人是带了照相机,把弹坑现状情况记录下来;另一组人是取弹坑周围的土样送回去分析,看有没有发生了核裂变。邓院长派我们两人带路他们去“。罗叫我准备一下快走,他们都在等着。这一会罗是带着上方宝剑来的。我又穿上那套脏了的防护服,拿着口罩和手套与罗一起向己在马路上等待着的汽车走去。    这次前去轻松多了,一是“轻车熟路”,二是坐在后面车上的不是首长了。到了目的地,我们都下从车上下来。我们告诉他们,弹坑区的剂量很高,希望他们动作要快,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撤出来。

我们把他们领进入弹坑区后,就站在离弹坑一定距离地方,看到他们分散在较大的范围观察、记录和照相。同时我注意到地面有些结块,好像洒水车来向地面洒过水样似的,不然空气的污染会更加严重。    他们的动作很快,不到三十分钟就全都撤出来了。    再一次感谢老天爷,让我们把核试验事故的原因已经水落石出后它才刮起风来。

核试验虽然失败了,却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核武器的安全试验。

4 “逃离”核爆试验区

老天爷知道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它开始赶我们走了,所以开始刮起风来,我们又在弹坑的下风向,很不安金。我在房里,听外面有人在说:“基地己经测出我们这里空气里的α气溶胶浓度愈来愈高了,大家做好撤离准备”。

我在房间里听到风声愈来愈大,好像风暴就要到来了。有人在喊:“邓院长叫我们立即撤离,院子里有卡车,乘卡车先到机场,乘飞机回马兰”!喊声不断重复着。同室的人都出去了,我赶紧提起小行李包,打开房门向院子里跑去。风暴己经到来,风沙打在脸上很痛。那人看到我过来,指着在小院子停着一辆卡车对我说:快上那辆卡车。正当我从卡车后面向上爬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我后面把我拉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邓院长,他二话没说,拉着我的手臂把我拉到卡车的付驾驶室门口,打开付驾驶室的门,看到王XX己经坐在付驾驶室的座位上了。邓院长对表王XX说:“你下来,坐到卡车上面去,老刘太辛苦了,这个位置让老刘坐”。王XX下来后,邓院长把我推了上去。我回头从驾驶室的窗外望去,邓院长的背影已经消失在昏暗的戈壁滩上沙尘中。汽车己经开动,我还是坐在那里发呆:他要送走最后一个人后他自己才会离开。

5 从马兰乘机回九院

核试验取回的样品都用专机送到成都,再由二所派产品车从成都拉回来送到放化实验室,这次也一样。领导批准我也乘此机返回,我们一行有七、八个人(具体记不清了)。到机场后,机场走过来一人,说我们人太多了,只能上2个人。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坐不下这么多人。这时我有点生气了,我走上前说:原来乘机的人比这次还要多都能坐下,这次就2个装样品的小木箱,就这几个人都坐不下?我们这几位来乘飞机,都是领导批准的,要是坐不下,领导也不会批准我们来乘飞机啊!你们不让我们上,我们就回去,另派飞机。我说完后那人就走回去了。过了不久,走过来一个人告诉我们:你们上飞机吧。

我们上飞机,看到飞机上堆满了木头,全是方料和板料,质量上等。我们找空位坐下,不久飞机就起飞了。飞机在飞往成都的航线上,只要经过航线上的机场(军用)都会停下加油,所以飞飞停停,本来当天就可以飞到成都的,只好在机场过夜(不记得是哪个机场了)。这样也好,我们与飞行员就有些熟了。其中一个年轻的喜欢和我聊。我问他为什么飞不了多久就停下来?他说飞机超重了,耗油大。我问那木材是谁的,是不是你们飞行员的?他说不是,是一个团级干部退役了,弄了些木材回家,刚好你们有包机,就顺便带上了。

飞机在马兰起飞的时间早告诉家里(院里),家里已经按排了接机。我们的飞机第二天才到,所以接机的人问我们为什么晚那么多时问,他们还以为你们出事了(那时没有手机)。我们向他们作了解释。    到家了!尽管我们当时的家是在条件很差的大山沟里,但回家的感觉真好!

6 后记(弹坑污染区的处理)

九院是核式器研制、试验和提供产品的综合性研究院(详见中物院网站),位于四川绵阳;中国核式器试验基地主要负责有关核试验工程和后处理,位于新疆马兰,他们是部队编制。我们九院的参试人员撤离后,那次核试验事故弹坑区的放射性污染,由核试验基地负责处理。具体处理情况我不了解,在此借录“中国三次失败的核试验”文章对此事故处理的“精彩”描述(不管它是真是假)作为过程的结束:    “几个月后,我们基地对该弹进行了防核污染深埋处理。基地124工程兵团两个连轮番上阵,用推土机把那颗不幸的氢弹就地掩埋了,又在上面浇筑了一个厚厚的水泥壳,人们把这个水泥壳称之为“氢弹之墓”。听说124团上去的工程兵人人都是三等功。我所在的汔车营一个连进行了配属施工作业。在那段日子里,伙食是没有人能比的。大批的鲜肉、蔬菜、罐头紧着他们吃,最后他们剩下的剩饭剩菜都是大肉罐头,全都喂猪了。掩埋结束后,他们被集中送到部队的546医院进行了健康观察”。

来源:核武老人魏世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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