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仍然有生命力

2012-11-04 11:00
读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读后感--兼与空博商榷(四)

读完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这本书后,感觉他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事先预料的那么“可怕”。如我在前面所说,这看上去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高级形式,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不管社会是否能够按照他的逻辑和平过渡,或达到他的“成熟”状态,如陈年酒博所说,可将此当做一个理想追求或一个价值观的体现。但仅此而已,现实社会毕竟不同于文学殿堂,可以让幻想都插上翅膀任意飞翔,理想都变成史诗浪漫挥洒。上世纪的共产实践教训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越是理想化的东西,一旦运用于社会实践,带给人类的灾难也越大。如熊彼特的这个中央集权的经济生产制度,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政治环境下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这很容易使生产指挥者与政治权力相互勾结形成腐败。而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制度性的权力腐败,如果在此基础上再鼓吹什么中央集权的经济制度,这无疑使腐败更加变本加厉,所谓社会共有其实还是权力占有。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不再需要很多“主义”的时代。事实胜于雄辩,看看世界上的移民潮流向,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蔚为壮观的移民大军,就可知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孰优孰劣了。以本人在中国和海外的工作生活经历对比来看,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权且还以“资本主义”表述。实际上,我很不情愿用这个词汇。),仍然是目前为止最体贴人性需要的一种经济制度。

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通过人对黄金的那种天生贪婪的观察,认为人对金钱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把两个一大一小的苹果,放在一个刚有意识的孩子面前让其挑选,不需要任何大人指教,孩子一定会选择其中大的那一个。由此可见,贪婪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现象,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正如《圣经》中所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18)。

很多人都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得益于资本主义精神,而资本主义精神是源自基督新教的天职伦理观和禁欲主义,“过朴素和简单的生活,使社会免于浮华,在完成天职的意义上获得财富,并非单纯的资本积累。”。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简单一句话就是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美国建国短短20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靠这种精神的激励,成为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同理,资本主义的衰退,也就是资本主义精神逐步丧失的结果。没有政府和社会的监督,过份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放任自由主义;其次是没有合理利用资本来改善世界,而是将其以“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兜售,并且将生产和污染以及生态危机的矛盾转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正是这种虚拟经济的泛滥成灾,使原以劳动创新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说,缺失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资本主义还能继续发展,主要是靠工具合理性推动的。现在的资本主义没有天职观念,只是一种经济秩序,因此迫使人们不得不去竞争和赚取财富。在没有“上帝”和社会的监管下,资本主义正如韦伯所说的那样,当“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时,价值和工具的统一性开始破裂,剩下的只有工具的合理性了。美国是世界上获得资本主义最高发展的地方,可如今更多的人都热衷于对纯粹世俗的追求,再也找不到原有的宗教和伦理的含义了。其实这也是“天职论”的悖论之处。人性最大的软弱就是见利忘义,连天使都会堕落,更何况是人。今天的地球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以及生态失衡等严重问题,都与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脱不了的干系,甚至是罪魁祸首。“资本”一旦与“主义”结合走向极端,一定是祸害无穷的。

其实,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对自由主义也是心有忌惮的。他先发表了《道德情操论》,而《国富论》完成后却被他雪藏了三年之久,直到临去世前还在犹豫是否发表,甚至有让家人付之一炬的想法,原因就是担心人性的贪婪和无度。其实,《国富论》里有关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解释并不是很多。如果仅看这本书,我们所看到的就只有利益驱动机制。若再结合《道德情操论》一起看,我们便知道除此之外,“看不见的手”原来还包括道德、法律和自然三个层次的约束机制。当年的日本明治天皇就很聪明,他在实行维新之治前,首先派人去英国取经,取回的就是这两本书。相比之下中国人显得比较傲慢,虽然严复也于1901年把《国富论》引到中国,但却拉下了那本关键的《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传入中国后也遭到国人冷遇,被搁置了70多年都无人问津,还是邓小平在1978年时搞改革开放时才想起它来。而那本《道德情操论》直到1997年,才由蒋自强等人翻译过来,却已比《国富论》晚了约100年。这就是很多人纳闷的,中日文化同源,为什么两个国家的社会现状存在这么大的差别的原因。温家宝总理曾经多次强调这本书的重要性,因为他知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当然,社会的进步并不只是依赖一、二本书的力量就能够达到,但这对开启民智,促进文化更新和提高社会文明素质非常有益。尤其是中国当时整个社会精神面貌一片沙漠,正百废待兴的状况下,这种久旱逢甘泉的作用力尤为可观。

其实,国家建设犹如带兵打仗,讲究的也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所谓“粮草”,指的就是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新。信仰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人,习惯上都将《圣经》视为精神食粮。他们的国家宪法和社会制度,基本都是以《圣经》原则为蓝本。即便在社会实践中因人性使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般都会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及时修正。中国则不然。由于没有宗教传统,而且长期受传统文化中道德伦理的束缚,一旦从中解放出来,人性中的恶便如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四处乱窜。在新思想和新观念都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前提下,单单发动经济改革,出现问题一定是必然的。中国著名基督徒经济学家赵晓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其实就是“无道德的市场经济”。这种“无道德”几乎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所以,将今天的中国问题全都归咎于经济改革是不公正的。改革本身没有错,而是错在社会制度和国人价值观的改革没有到位。

贫富不均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有,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超过中国。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因为市场经济竞争或奖勤罚懒机制的结果,起码是在社会公平的前提下。而中国正好相反,矛盾直接来源于社会不公。所以,把中国社会的贫富不均说成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也是不正确的。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资源一直都是挂在“公有”名义之下,但因为权力垄断或霸占所以才名存实亡。可悲的是,今天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大多数不是因为追求社会公平,而是为了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里争得一席位置,或抢占一个有利地位。特别是一些以“均富、惠民”等“社会主义”口号为幌子,实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权力斗争运动。如果把这些现象都看作是“社会主义”土壤的话,那恰恰正是文明社会首先需要改良的。

任何社会的稳定,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一般来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代社会,是人类摆脱荒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表现。否则我们怎么知道中国原来是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中央。而且也不会移民海外,到世界各地旅游。人类不可能倒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这也不符合客观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发展经济是世界每个国家的核心政策。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根本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只有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能够促进社会进步,这几乎已是世界的共识。而中国由于政治上的专制,也没有一个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环境,以致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真正的资本主义。虽然历史上不同时期曾经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尤其是明清时期,但后来都因为专制的扼杀而夭折了。近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不可否认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靠勤俭劳动积累的平民资本。但这些资本都终究摆脱不了权力干涉的阴影而难以为继,要不任由宰割或同流合污,否则就面临破产。好在时代不同了,有些企业家可以选择移民他国。这还是托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福,否则他们也难逃历史厄运的宿命。

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制度或许会在某个阶段被一种更好的制度所取代。具体是什么制度或什么时候被取代,没有人能知道。正如熊彼特所说,任何预测如果企图超越现阶段可以通过观察可得到的趋势,和根据这些趋势本身的逻辑发展预见将产生什么结果, 都是超科学的预测。但从眼前这个恶性满盈的现实世界来看,我相信一定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除非请上帝再后悔一次,收回人的自由意志,统一人性。问题是,上帝的话从未更改过!

所以,我认为“资本主义”仍然有一定的生命力,眼前的经济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更没有到了要灭亡的地步。而是如熊彼特的“周期理论”所述,资本主义发展正进入一个需要调整的阶段,社会到了需要反思和改良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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