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破裂之后:一位港中大内地生的艰难抉择

2019-11-11 22:09

顾乡这几个月都被撕裂困扰,她的香港朋友和内地朋友互不认识,但在她的朋友圈隔空骂战。共识的破裂,弥漫于舆论之中,作为一位港中大内地生,她不得不小心翼翼。课堂上,先生们教育大家要包容、理解,但在这几个月,理解成为了最难的事。

2019年8月,香港的示威运动进入到第三个月。机场被堵,地铁被拦,迪斯尼乐园一片冷清,部分地铁站有打砸抢烧的痕迹,内地生顾乡在日记里写道:

“从港校毕业后第一个夏天,母校似乎未曾太平。一日,一张涂了马赛克的黑底文字截图在社交圈互转散播,上面一句熟悉而陌生的粤语口吻道:一手消息,今夜有黑社会在元朗、沙田及马鞍山行动。下附小字:请X校的同学注意安全。”

四年前,一纸录取通知书让她离乡赴港,就读于港中大的新闻系。港中大地处新界,原型为钱穆、唐君毅等人创建的新亚书院,在这里就读的多是香港的普通家庭,还有以“内地生”和“国际生”为主的外来人流。

远离中环,让这里颇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但近年来,这所学府也卷入了政治的激流,从2005年的“哭中大”,到2010年的“铜锣湾时代广场雕像事件”,再到2014年的“占中”,尽管校方一再强调“政治中立”、“校园是学习的地方,不宜成为政治角力之所”,但在泛政治化的环境里,这样的呼吁过于苍白。在香港,政治如同空气在每个人头上,每个人或多或少,主动或被动,参与到政治之中。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卷入政治。今天夏天,为了更好地了解内地人眼中的香港,我和很多朋友谈起这个话题。七月初和一位深圳友人交流,她说:“香港人都比较关心政治,内地生比较回避。”

在她看来,香港是一座适合购物、旅游的城市,但“没钱的人在这个拥挤的消费社会,真的会很绝望”。

与此同时,在一些社群里,有人在为香港发声。他们认为很多人之所以对香港悲观,是从被筛选的渠道里得到了错误的信息,而内地和香港的成见,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巨大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群里的人热烈讨论起香港问题,不久,一个网友说:“在座的各位是不是真把自己当成救国的知识分子了!”

本是拥有发言权的人,但顾乡在这些群里选择沉默。来港四年,她的身边仍有声音讨论着:要不要再待三年拿永居?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内地生打定主意,毕业后离港,谋一份北上广深的工作。

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大批内地人涌入香港,仅仅1962年一年,就有超过30万人过境。当时,在香港做廉价劳动力,一个月收入抵得上在内地工作一年。但如今,时过境迁。

香港的学校日益被内地生视作学历镀金的渠道。在内地,很多想读研、又逃避国内考研的学子看中香港,一封推荐信,一份自我介绍,实习经历,英语修到雅思6.5,再准备十到二十万港币的学费,就可以申请一些香港大学的一年制硕士。

据香港一家媒体报道:“2003 年,香港高校正式进入内地招收自费生。自九七回归以来,实行西方教育模式的香港相比欧美国家而言地理位置优越,学费、生活支出低廉,这使其在‘贸易中心‘、‘购物中心’之余增加了求学宝地的光环。从 2003 年到 2007 年期间,香港高校一度受到内地考生青睐,报考热潮逐年升温,更有省市‘状元’舍内地清北名校转投香港高校。香港大学2011-13年间就分别录取了17、21、16位省、市级状元。”

2012-2013年度,赴港攻读政府资助型本科及以上学位的内地学生人数剧增至10956人。但随后,赴港攻读热潮开始放缓,近两年受政治影响,越来越多内地人不再把香港作为第一选择。与此同时,“蝗虫广告”、孕妇赴港等新闻加剧两地人群的纷争,政治气氛素来浓厚的香港学校,也卷入到论争之中。

二十年前,能去香港读书被视作光荣,而现在,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甚至质疑这种一年制硕士的水分。与此同时,部分香港本地生抱怨内地生挤占了他们的资源,撕裂,日益成为不可弥补的鸿沟。

2.

顾乡去香港入学第一年就听到本土学生说:“内地生们好不合群,都不爱交谈。”在内地生群体,她也听到不少对本土学生的抱怨。

示威开始后,本校“内地生联合会”群发消息,劝诫各位“内地生”万万不要参与“游行”。香港本地生则积极参与政治,他们在“facebook”上贴出“号召”,以繁体字口号呼吁同学“挺身而出”。

在香港高校,内地生和本地生的划分,伴随着身份认同的隔阂。为了帮助学生更好融入和理解,港中大设置了粤语课程,课堂上90%都是内地生。顾乡说:“不仅是因为内地学生占‘non-local(非本地)’生源比例最大,也因为他们才是最迫切想要融入新环境的一类人。

刚入学时,顾乡就体会到港人对“身份”的敏感。那时候,先后有两家媒体提出采访她。原因有二:第一,她是“内地生”。第二,她是“少数民族”。

“内地生中的少数”,成了媒体眼中的一个话题点。他们用有色眼镜看待顾乡,问的问题,伴随着猎奇的趣味。在那次尴尬的采访中,她被问及有关政治的话题,带着防备心理,她谨慎地说“不希望参与政治”。

她自认为是一个不太融入本地人圈子的内地生,这在港中大的内地生里很普遍。问及原因,她说自己主要是不擅长社交。并非所有内地生都融不进去,她有一个学弟,会粤语,平时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微信都只用繁体字,她一开始还挺反感,觉得没必要,后来就习惯了。

比那人态度更鲜明的是一位新闻系学妹,自认母语不是普通话,对民主、普选等政治概念很关心,对香港有很高的认同度,她的言论在内地生看来争议很大,不过顾乡也只是沉默,并没有批判或赞许。

大学伊始,顾乡对政治敬而远之。可她学的是新闻,这迫使她不得不关心政治。为完成课堂作业,她走上街头,用蹩脚的粤语采访“反释法运动”的参与者;为了融入课堂和媒体内部的讨论,她课余时间努力学习代议制民主、了解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别,恶补香港政治、历史常识。

大三暑假,她得到了一个远程实习的机会,服务于一家以高品质新闻著称的独立媒体。那家媒体在华人世界里享有很高赞誉,但实际的办公间很小,她本以为编辑都是说粤语的,后去到才发现几个编辑都讲普通话。

有趣的是,和她对接编辑并不在香港,而是在北京,他们在telegram上联系,报选题、采访、写稿、编辑、校对,实习只有800茶水费,她交了两篇长报道,并没有留下来。

这期间,她在为一家学校媒体做暗访。印象最深的是做一个HKDSE(香港入读大学前统一的考试)的选题,她假装成一位咨询者去观察补习机构,补习机构害怕本地人知道它们给内地学生辅导,位置很隐蔽,近看像小旅馆一样。

顾乡匿名去咨询。一开始,接待小哥用很客套生硬的普通话跟她交流,互加微信,不久后,那人微信问她是不是顾乡,叫她别再捣乱。原来,深港两地的补习机构资讯互通,她在深圳暗访时被发现,很快,香港的机构也知道了,说:“我们是正规机构,欢迎媒体采访!”

3.

顾乡其实热爱着香港这座城市。

在港期间,她在一篇随笔里写道:

“我所见到的香港更象是一个平行而不折叠的分层空间。似乎就像一如既往的固步自封一样,每个层次的人都安于自己的身份,他们勤力、踏实,努力且虔诚地生活着,劳作着。窝在?房里的一家人沉默无语地编织日夜;等待获批难民身份的南非裔靠社会人士福利救济,在这个夹缝中施舍恩泽的社会里小心翼翼地存活着;天桥、公园的露宿者看着太阳升降熬日子,台风一来,他们就又失去了一个家……与此同时,高官、富商在中环半山豪宅的泳池里沐享‘民主自由’带给他们的舒适,荣耀的光环吸干了边缘人民的汗水,积聚一起烁烁闪光。”

她主动去做关于贫困者的选题,但真正住到贫困区却是机缘巧合。因为前男友毕业后租在深水埗,她短暂住过半个月,深水涉很大,前男友租的是太子站附近10平米的劏房,月租6000港币。那阵子,她前男友在卖保险,但因为专业(化学系)以及能力等问题,第一个月非常惨淡,外人听着做保险很光荣,其实他的工作和生活很憋屈。

作为全港十八个区里最贫穷的居住区,深水涉居住着很多忙碌在香港低薪行业的贫民。而顾乡去那里感受最深的是“市井气”。

在她的笔下,深水涉的模样亲切而温馨,和故乡的市井似乎没什么区别,而那些住在深水涉的人们,褪去优雅、洁净的外衣,却也没有多少针对异乡人的傲慢。这里优越感很少,彼此更像互相取暖,顾乡说,她羡慕《岁月神偷》里的深水埗,街坊亲如一家,生活冷暖自知,“每一份为了生活的捉襟见肘,都是在风雨飘摇的香港生存下去的容度”。

在和我的交谈中,她对政治的看法浅尝辄止,但对香港的市井气和人情味,她说了许多。

她记得,刚到香港的第一年,自己有时会迷路,她问路边人怎么走,他们都会好心指路,甚至带她到目的地。

她还记得,有一次坐的士(出租车),到宿舍楼下才发现没现金,香港的士不能刷卡,不能八达通,她把情况告诉司机,司机爽快地载她回校门口ATM,等她取了拿回来,没有一点抱怨。

这些都是媒体忽略的部分,但正是这些部分,建立起她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好感。

2017年9月,港中大“民主墙”事件上了微博热搜,各家媒体竞相报道。顾乡的母亲看到新闻后,立即在微信上对女儿说:“你不要跟着参与闹事哈!”

重复的语气,顾乡在来港前就听过。她选择沉默以对,拗不过母亲的唠叨,连忙说“知道了,知道了”......她知道母亲顾她安全,所以哪怕做暗访,采访游行人群,她也不对母亲说。

顾乡想继续在香港打拼,彼时,她的一位学长卖保险,三年挣了三百万,但她自己入不敷出,毕业时不得不站在十字路口。

香港报业重视语言,熟练粤语和英语是一家媒体的隐性要求,但顾乡粤语不好,导致面试被拒绝,没有转正机会。毕业在即,她应付不了香港的高租金,只能未雨绸缪,先在内地找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

其实早在大二,她就感觉自己留不下来。香港新媒体并不发达,传统媒体的采访又很压抑,她坦陈,自己似乎并不适应这样的生活,所以没有勇气留下。

4.

再次和顾乡联系是在今年七月,她刚刚收到了一家内地媒体的offer,还在犹豫是否动身。这段时间,她在卖力写小说,写了几万字,但一章的读者只有几十个。有时她转到朋友圈,我默默给她点赞,或许是对一种孤独写作的感同身受,我们各自写作着,重复自我转发而无人喝彩的行为,只是有些夜晚,看到还有人和自己一样,就会道一声加油,是给她鼓气,也象是在给自己鼓励。

我把采访的意图告诉她,她欣然接受,要求用一个假名。她告诉我,自己现在也在做个选题,叫“在香港卖保险的年轻人”,问我对这方面的好奇之处。

我说:“想知道他们怎么进入这个行业,会遇到什么难题。”

她感慨道:“保险人都很会说话,避重就轻,毫无破绽。并且想拉你皮条!”

结束采访的那一天,我单曲循环了《过春天》,这首谭维维演唱的同名电影主题曲,飘渺恍惚,如同落空。那个朦朦胧胧的香港,再次在红绿色的烟雾中浮现出来,它让我想起东铁线站台上候车的少女;想起匆匆忙忙的人流;想起年轻的男主角阿豪站在山顶上大喊:“I’m the king of Hong Kong!”

那个月,我也被卷入了香港的论争中,对于这个敏感的议题,朋友劝我能不碰尽量别碰,我几次想在朋友圈说什么,都因为害怕而撤回了消息。

此时,我把最近的新闻转给顾乡,问她的看法,她叹了一声,愤怒于假新闻,也对两地人分歧之巨大而无奈。她所在的家族群会转很多关于香港的谣言,而她在香港认识的本地生,还在积极参与到示威中,为他们眼中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出自己的呼声。

他们在两个圈层里,彼此互不打扰,或许永远也不会交流,顾乡置身其中,感到巨大的分裂感。

有一天,香港大学报出事端:一位内地生撕下墙上标签,被港生拍摄直录,视频中内地生沉默独行,围追他的港生大肆谩骂。朋友圈和群组里,内地生和港生的话题又被挑了起来。朋友问顾乡,撕裂有可能弥补吗?

顾乡只说了一个字:“难。”

注:出于保护原因,采访对象用化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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