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文化机构”向大陆读者求救意味着什么

2019-11-05 23:45

继著名的单向街书店爱琴海店向读者发出“求救信号”后,知名民营出版机构读库和北京老书虫书店也相继陷入困境。

单向街书店是由知名文化人许知远牵头创办的走文艺风格的书店,拥有全国性影响力。读库则是最近10年内地最成功的民营出版机构之一,本来以出版小众读物为使命,如今却在全国拥有大量读者。

以“吃喝读”为标签的北京的老书虫书店,是外籍人士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外交流的一个平台,曾被评为“最美书店”,除了出售图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文原版)外,还举办文学节和沙龙活动。在此之前,它的分店,曾经经营10年的成都老书虫书店也已经关店大吉。

这三家有影响力的文化机构,所面临的具体困难并不完全一样。单向街爱琴海店,是由于所在商场整体上经营不景气,整个商场都要关闭,书店也被连累。读库在官方微信公号上的文章,称自己的仓库面临困难,坊间传闻和北京文化监管部门打击“非法出版物”的行动有关。北京老书虫书店则由于街道整治,物业方面拒绝续租。

但是,它们的悲剧,也有相同的成分:作为有个性的文化机构,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并不是简单因为自己的经营能力和策略出现问题,而都是一些“场外因素”引发。这个故事的前奏,则是几年前著名独立书店万圣书园的续租难题,经过各界人士的努力,万圣作为一面旗帜,得以继续存活。

和“独立书店”的千疮百孔相对应的,是内地大城市商场内书店的“繁荣局面”。和港台地区一样,内地大城市的大商场,书店也正在成为标配。这些书店更商业化,靠政府的税收减免和地产物业的租金优惠,再加上贩卖饮品和文创产品,呈现出虚假繁荣的景象。

而那些“独立书店”,却举步维艰。独立书店的魅力,在于向读者提供有意味的文化空间,不管是文化沙龙还是作家签售,都很难真正带来盈利。最近几年,这些文化空间成为管控提防的对象,和出版物一样,空间被不断压缩。有些人的书不能出版,而有些作家则被告知不不能参加沙龙活动。

在这种氛围下,物业方也懂得察言观色,会提高房租或者在到期后不再选择续租。有时候,甚至消防部门也会配合工作,对书店给予重点关照。独立书店和出版机构面临的处境,是一种综合性的“区别对待”,根源在于它们不再被信任,就像“低端人口”一样,被视为城市的一个麻烦因素。

独立书店的沙龙,是过去20年内地城市公共性发育的一个结果。在人数上,它仍然是小众的,但是由于聚集一批喜欢阅读、思考和交谈的青年,成为文化先锋性的存在。它们曾经引领新的文化潮流,但是在最近几年文化趋向保守的大背景下,独立书店变得敏感,也就具备某种必然性。

书店如此,出版界也一样。内地民营出版业在过去10年有了长足进步,出现了一些响当当的出版机构。但是,这些民营出版机构本身并不掌握书号,靠和官办出版机构合作取得出版资质。在社会管控相对放松的时候,这种“合作”被视为改革,相反,如果文化政策收紧,这种模式就变成违规,需要重新“规范”。最近两年的趋势就是如此,出版业尺度收紧,书号的审批变得严格,这也给民营出版机构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

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这也和城市的包容度正在丧失有关。在北京和上海,在过去两年都开展了让人难以理解的街道整治运动。一些临街的小商铺被迫关门,有魅力、有个性的小店,迎来灭顶之灾。这个“运动”曾被解读为驱赶“低端人口”,它是经济行为,更是审美行为。大城市的街道,正在变得整齐划一和丑陋,在这样的氛围下,那些有个性的书店,就成为了异质性的存在。

让人温暖又悲哀的是,单向街爱琴海店和读库,都向自己的读者“求救”,而老书虫也发布了让人伤感的告别声明。读库发布的推文,阅读量在短时间内就超过了10万,众多读者留言表示将掏钱购买--这个文化共同体,虽然力量渺小,但却是无法抹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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