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金庸,是为了纪念日益没落的武侠精神

2019-10-30 22:42

2018年10月30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逝世,享年94岁。当时,我看到新闻联播放着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打开手机,朋友都翻出金庸的语录,想起赵敏那句“我偏要勉强”,还有周芷若的“倘若我问心有愧呢”,我对金庸小说的回忆也涌现出来。

金庸的小说一直在“我执”和“破我执”间执着,他的主人公性情各异,但都心有执念,凭一股侠气,尽一生公义。襄阳城头,为国为民;雁门关外,留取丹心。塞上牛羊空许约,烛畔鬓云有旧盟,戒不掉儿女情长,贪嗔痴念,仍要虽千万人吾往矣。武侠们看似目无世俗纲常,内心却把“公道”看得比谁都重。而曾为报人的金庸,也是一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执笔者。他的武侠刚强不屈,是动荡时代士人精神的余晖。

但今天,武侠精神已经失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人间不值得”。躲进小楼成犬儒,管它春夏与秋冬,铮铮铁骨的执笔者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权与名的附庸。他们有种种理由为自己说辞,有滔滔不绝的美丽文章涂脂抹粉。安稳、理智、成熟、体面,“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但我偏不喜欢”。这是一个武侠的小时代,也是武侠精神彻底失落的时代,曾经行侠仗义敢作敢当,如今伸出援手也要小心再三。

这人间多的是“妙手著文章”,可“铁肩担道义”还有几人。我想,怀念金庸,怀念的不仅仅是他本人,还有那些作品里透露的武侠气概,这是在一个日趋保守的时世里,变得稀缺的存在。因之,纪念金庸,也是为了纪念日渐没落的武侠精神。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行侠仗义,到底为了什么?

梁任公的话出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而贯彻这一宗旨的,正是金庸先生的小说。

在《神雕侠侣》中,他还特地引用了一番任公的话:

“郭靖又道:‘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大丈夫一生当为国为民,方为真正的侠之大者。’”

金庸擅长写大侠。像《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的郭靖,襄阳城头拒万敌,卧榻犹思靖康耻,从一个草原长大的朴素少年,最终成为人人服气的“侠之大者”。又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从丐帮的青年才俊,到契丹的南苑大王,最后慷慨一死,内心想要换取宋辽和平。无论是港版还是张大胡子那版,萧峰之死都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他的死,也是一次“大侠的殉道”。

即便是逃不开儿女情长的张无忌,金庸也借他之口,说出几番大义凛然的话。且看《倚天屠龙记》片段:

“杨逍道:‘我们要杀他(朱元璋),自然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朱元璋招兵买马,攻占州县,只杀得蒙元半壁江山烟尘滚滚,我大汉的河山,差不多有一半让他们光复了。这是真正的大功劳。咱们歃血为盟,共举义旗,为来为去,还不是为了这件大事。朱元璋、李文忠这些人是杀不得的,就算他们背叛明教,只要他们真能光复大汉江山,将蒙古鞑子赶回去,咱们还是不能动他们一分一毫。’”

张无忌点头道:“不错!与大汉江山相比,明教为轻;与大汉千万百姓相比,明教的教众为轻。明教败后可以再兴,我大汉江山倘若给异族占了去,要再夺回可就千难万难了!”

杨逍、范遥、韦一笑、五散人等先后站起,各人都是毕生谋干大事之人,大局的孰轻孰重,心念一转,便即了然,均觉如以明教为重,江山为轻,不免是心怀自私,非大英雄、大豪杰的仁侠心怀。”

在张无忌、杨逍、范遥、韦一笑、五散人看来,以天下为重,弃一教一人之私利,才是“大英雄、大豪杰的仁侠心怀”,以至于即便朱元璋有意加害张无忌,后者也没有以怨报怨。

有趣的是:张艺谋的争议之作《英雄》,以刺客刺秦王为情节,也有意探讨“行侠为何”的命题,却挨了金庸老爷子的批评,金庸很不喜《英雄》,他从根本上不能同意《英雄》的价值观。

《英雄》最具争议的情节在结尾:刺客无名入秦宫,与秦王不过几步之遥,可在几句对话后,他确认眼前的君主不该杀,无名以社稷苍生为由,要求秦王一统中国,结束经年战争和历史恩怨。秦王惊魂未定,无名死于秦兵矢如飞蝗的箭雨之中。

明眼人看得出这是对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的一次大改,甚至可以说是反转。荆轲答应了燕太子丹,就一定要杀了秦王政,奈何身死事败,挡不住历史的滚滚潮流。而《英雄》里的刺客,不杀秦王的直接原因却是为了“天下”,刺客认为一统天下更有利于止战安民,而秦王是一个有能力一统的君主,所以他宁愿一死而不杀秦王政。

批判《英雄》者,认为张艺谋的处理是在给集权暴政唱颂歌,将“一统”作为侠的最高价值取向,却忽略了侠的为民、行仁一面。但换个角度来看,尽管张艺谋的处理方式存在问题,《英雄》中的刺客,和《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的诉求,又是多么相似?

可悖论是——大一统的天下,统治者要诛杀武侠。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侠客被政府视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他们的面貌也不像武侠小说中那么正面。颜师古说:“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不少任侠却凭借力量鱼肉乡里、枉顾法纪,甚至做起了一方恶霸,成为中央官员们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所以,侠这个群体,由于它宣扬个人意识、轻生死重然诺,且有意做政府之外的公义“仲裁者”,天然就与专制统治有对抗的一面。让侠来成就专制的胜利,不免违和。

《墨子·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而侠,“俜也”,即放任和气力之意。最早的武侠已不可考,但这个群体被史书大量记载,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汉代达到一个高点,《史记》有《游侠列传》,《汉书》也记载了任侠的事迹。

重然诺、守信义、轻生死是侠的特点。《游侠列传序》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刺客列传》提及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他们正是重然诺,轻生死的代表。如刘明珠语:“朝廷追杀之人,如果游侠认为是不公正的,就会救人之急,把他藏匿起来,再尽量设法扭转局面使这人转危为安。这种行为延续了“乱法犯禁”的传统。统治者的是非判断并不能影响游侠的价值观,如果统治者不义,被冤屈的人幸好还有求救于游侠这一条路可走。”

而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侠更多以刺客或食客的面貌出现,不同于“侠之大者”的解释,他们做的事却恰恰是目无国家无君父的体现,谁令他们引以为知己,可以为之托付,他们就愿意为谁卖命,比较有名的便是专诸、要离、聂政、豫让、荆轲。比起“为国为民”,“士为知己者死”更符合他们的理念。而这一时期任侠的气质,可谓慷慨悲歌,任性用情。故而任侠多出于燕赵,《管子》记载“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而邯郸城的人“相聚游戏,悲歌慷慨”。

最初的武侠不为国,国家这个词被发扬光大乃至成为一种价值取向,与大一统王朝的推动密不可分。陈子昂《感遇》诗之三五:“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越来越多士人要建功立业实现抱负,就不得不依附国家共同体,服膺个体为国家服务的价值取向,于是,就连处江湖之远的武侠也渐渐被这种价值取向吸附。其实,与其说这就是武侠的理念,不如说它代表了书写武侠者的价值取向,而书写武侠的人,多为知识分子。

先成人,再为侠

金庸武侠延续的是士人对武侠的理解,他们大多会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约束甚至牺牲自己,比如襄阳城头的郭靖、雁门关外的萧峰,他们把集体看高于个人,把献身作为一种报效国家或赎罪的方式。

后来人读金庸武侠会感到他们很苦,明明没做错什么,一出生就要背负罪孽或者任务,郭靖出生于南宋,他的父亲是抗金义士,他从小接受的就是位卑不敢忘忧国般的教育,哪怕流落蒙古也初心不改。“抗金护宋”是他的任务。又比如萧峰,原本丐帮帮主当得好好的,没想到自己是契丹人的后裔,自己的父辈和宋人有血海深仇,于是不得不卷入家国纠纷,最终用“自尽换取和平”的方式化解自己的身份危机。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金庸的身上有很重的士人气,他笔下的武侠延续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把忠孝仁义视作内心尺度,与此同时,金庸还在小说里杂糅了自己对佛家和道家的理解,《天龙八部》充满了佛家的体悟,《笑傲江湖》则多了一分突破纲常、任我驰骋的坦然。儒释道精神的共同提炼,让金庸武侠不同于一般爽文。

金庸淡出文坛后,武侠精神有了微妙的转折。反映“侠之大者”的作品没有断,可与此同时,一批转而关注“个体”生存的作品浮出水面,他们热衷于探讨一个人如何夹缝中求生存,尝试将家国情怀从侠的身上卸下,让侠更多接触原本看起来卑微而苟且的事情,侠的行动目的,不再是为了拯救天下、牺牲为国,而是去生活,去保全自己。

这是一种观念的分歧。一边,是侠在人的头上;另一边,先成人,再为侠。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路阳的《绣春刀》系列。沈炼、卢剑星、靳一川、丁白缨、裴纶等人,都已经不是半人半神式的大侠,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外人眼里只是朝廷的鹰犬,甚至东厂的附逆,而他们的武功相比郭靖、萧峰们也完全退化,一切招式都在物理可解释的范畴内,不像降龙十八掌、乾坤大挪移、九阴真经这些武功,根本只能在虚幻世界中才能出现。

沈炼是个小人物,就像电影中北斋画里的蝈蝈,沈炼看到那副蝈蝈面对凶悍的黑公鸡的画,他看到了自己。如路阳所说:“他可能甚至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蝈蝈是他,但是他能明白画里一个很弱小的生命面对强大的力量时的那种光彩,他被那种光彩所吸引。以至于到最后他觉醒,他才明白自己就是那只蝈蝈,原来自己是被这个东西吸引着。”

但这个小人物身上承载了任侠精神。沈炼是一个一诺千金的人,他珍惜朋友和对朋友而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爱上了北斋,就要护她到底,乃至往后也护了与北斋有重要关系的妙彤;他的朋友是殷澄,他对朋友的自杀充满愧疚,就一定要救裴纶的命,因为裴纶说过殷澄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不杀陆文昭,一是觉得陆这样死不值得,二是陆做他上司时,也曾替他遮风挡雨。

在日常生活中,沈炼也有他现实,或者说世故的一面。当锦衣卫,他也想晋身,为了晋身,也不介意用点小手段,比如行贿,比如抢功。可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沈炼的任侠精神终归会战胜追求利己的一面。

《绣春刀》系列迎合了近年来武侠片的趋势:放弃金庸、古龙式的奇绝武功招式,追求一切动作合理化;放弃刻画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的大侠,着力刻画在时代乱局中小心求生的任侠;尽量淡化成全集体牺牲个人的意识,尽量还原一个个“人”的具体价值。而这个趋势,从金庸写《鹿鼎记》时已经开始。

《鹿鼎记》其实体现出晚年金庸的矛盾。一方面,他仍然延续了对武侠高尚情怀的向往。另一方面,鹿鼎记体现了“去侠”的一面,怀疑宏大价值表述的一面。它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破灭。

而新武侠是在一个“明哲保身”、“怀疑主义”盛行的时代里,现实无力感的产物。也是在“侠之大者”被写尽的时候,武侠写作者的另一种突围。

徐皓峰是“新武侠”这个趋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小说家,拍电影。《师父》、《国士》、《刀背藏身》、《倭寇的踪迹》、《民国刺客柳白猿》和《柳白猿别传》等,大部分都已经改编为电影,且收获较好口碑。

徐皓峰的武侠片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讲,他的武侠是打得有理、打得漂亮,但武打只是呈现武侠生活状态的一种方式,他要写的,是一位有任侠精神的人如何周旋人情世故,经营自己的一方田地。

以《师父》为例。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南方武师希望北上津门实现抱负,却最终选择离开的故事。陈识本可以按照武林的潜规矩,以自己亲自言传身教的徒弟为弃子,如愿在津门打出名堂后开办武馆,他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可他终归发现自己做不到冷眼看待徒弟之死,而津门武林的规矩在军阀的武力面前不堪一击的事实让他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和那个“武林”。

但是,徐皓峰这些新派武侠作者的矛盾是,他们想走出金庸,侧重于武侠的写实,但武侠本身就不是一个实的产物,武侠不等于任侠,我们今天看到的武侠,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虚构的。新派武侠作者想武侠打得好看,又希望贴近现实,可实际写作起来,仍难逃“怪力乱神”。

而对这些作品具有超越气质的是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叶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梦境般的叙事中,道尽侠在乱世中的苍凉温存。不再执着于牺牲自己奉献家国,或逃避家国但求自保,而是一边恪守心中的道,一边好好生活。于是王家卫会借人物之口说:“在我40岁之前,未曾见过什么‘高山’,没想到人生最难翻越的,是生活。”

如果说郭靖和萧峰所在的武侠世界,是一个大时代的写照,那么今天的武侠世界,某种意义上在走向“小时代”。大小并不以领土疆域而定,而是某一时期内武侠形象的共同倾向和理想诉诸方式。在大时代里,武侠希望大家成为“侠之大者”,从个体演变为集体的精神象征,他们的武功玄幻奇绝,飞天遁地无所不能,是“超人”般的存在。而在小时代,武侠被人情世故缠绕,所思所想常常反映出个体的局限性,他们从家国叙事中退场,转而关注自身与那些生活中的边缘人。

于是,我们在大荧幕中看到越来越多“平凡”的武侠,看到沈炼冲冠一怒为红颜,生死却逃不过大人物的裁决;看到津门武林拼尽全力,敌不过军阀的长枪短炮;看到叶问沉浮半生,时代却已不属于武侠。

金庸的意义,不只是武侠

射雕侠侣,倚天屠龙,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金庸武侠的流行,武侠在荧幕上焕发生机。那是一个以“犯禁”为潮流的年代,挑战秩序才是心之所向,武侠作为秩序的对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青年人心中的自我写照。以金庸系列为代表,武侠片拍出了大的气阔。

可惜,如今我们很难再看到令人激动的武侠,昔日江湖的崇高,也随英雄落幕雨打风吹去。武侠片的制作成本提高了,打光美颜泛滥了,在美学层次上似乎也有所进步,但武侠题材进入到了一个小时代,很难再拍出格局和思想上超越阶层区隔的作品。

这两年,金庸辞世掀起武侠剧翻拍的一阵风潮,从蒋家骏版《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到于荣光版《天龙八部》,还有此前就上映了的钟汉良版《天龙八部》、霍建华版《笑傲江湖》等,武侠剧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但与此同时也掀起了诸多人“今不如昔”的怀旧。以作家六神磊磊的文章《这二十年目睹了一场武侠电影的大倒退》为代表,文化界掀起了对武侠作品气质流变的大讨论,人们的一个共识是——不同年代的武侠片、武侠剧气质已截然不同。

新武侠不再聚焦超级英雄式的侠之大者,而是探讨一个有限的人如何在乱世中维持道义。武侠的主题从保家卫国转向个人尊严。《刺客聂隐娘》《一代宗师》《绣春刀》《师父》等电影都没有半人半神式的武侠,侠客们虽然武艺精湛,但已没有了左右天下的能力,和郭靖、萧峰这样顶天立地的设定截然不同。

武侠作品的问题,是后金庸时代如何突围的问题,金庸把侠之大者写尽了,那后代的武侠作者该写什么、拍什么呢?早在网络小说开端的时候,中国就出现了所谓的新武侠小说,如孙晓的《英雄志》、徐浩峰的《师父》、凤歌的“山海经”系列,还有时未寒、小椴、步非烟、沧月、燕垒生等小说家,他们致力于突破传统武侠的边界,在解构传统武侠时再造新的价值体系,但总体来说并没有达到金庸的影响力。

金庸武侠难得的地方,是他托起了一个想象奇绝、格局广阔的武侠世界,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每个人都能从中见自己,每种观念都承续传统,虚实之间,令人慨叹。相比之下,新武侠可能在技巧上有所创新,在格局和理念上却落了下风。

过去,武侠片和武侠剧作为武侠小说的影像化,继承了任侠精神“重然诺,轻生死”,仗义行侠,不畏强权的一面,作者们热爱那个庙堂之外的江湖,相信武侠可以改变秩序,他们不是权力的体认者,而通过武侠捍卫心底的正义。在传统武侠世界里,朝廷往往以黑暗的面貌出现,当权者是鱼肉百姓的元凶,而江湖中的武侠,乃是公道的护卫,他们舍生取义,拯救苍生,焕发着古典英雄的悲剧之美。

但在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叙事中,对权力的体认增加了,对武侠魅力的塑造则削弱了,武侠被还原成力不从心的渺小个体,在秩序与强权间侥幸生存。武侠在写实化、艺术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却也离大众希望的英雄面目渐渐疏远,那种具有超越性的力量,民间正义的捍卫者,大众只能从古典武侠中寻觅,于是二三十年过去,最火的武侠仍是郭靖、萧峰,新派武侠则高不成低不就。

在港版武侠盛行的年代,由于观剧渠道比较单一、电视剧的消费群体也多是书粉、港剧粉,所以那时候的武侠片都很有香港市民气,无论是台词、角色选择还是服装、配乐、灯光甚至是一些抖机灵的梗,都是典型的港式风味。

从张智霖版《射雕英雄传》到黄日华版《天龙八部》,还有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吴启华版《倚天屠龙记》,以及改编自黄易小说的《寻秦记》《大唐双龙传》等,它们都将文人武侠与香港市民气质相结合,在聚焦传统武侠关注的国仇家恨、行侠仗义等话题的同时,也侧重于呈现“身份认同”、“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些与香港社会密切相关的问题,《天龙八部》中萧峰对自己所属的追问、《寻秦记》里项少龙在现代与古代间徘徊的迷思,还有《倚天屠龙记》张无忌拒绝当皇帝的选择等,无不流露出港式武侠剧的问题意识。

但在近几年,武侠剧的制作在高度工业化的同时,也牺牲了鲜明的作者属性。今天很难再看到欧阳锋在山的高处追问人与人的错过,也很难看到萧峰在少室山一战大无畏的气质,台词仍是那一套台词,念的人精气神却不比从前,从作者到演员,他们的文化修养、职业素养都不如过去拍武侠的那一拨人,对武侠的理解也日趋中产化、秩序化,技术是上来了,但美学风格和塑造形象都乏善可陈。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也很难看到充满政治关怀的武侠作品,金庸之所以难得,是因为他写武侠,但不局限在武侠。比如他写《笑傲江湖》,小说对武林名门正派“真小人”的描绘、对华山派剑宗、气宗从剑术分歧上纲上线到政治、人品之争的刻画,还有对魔教与正派共有的个人崇拜之风的讽刺等,都流露出金庸的政治主张。《笑傲江湖》已不是一部简单的武侠小说,它本质上是寓言体。

当作者们把武侠精致化、中产阶级审美化,或者将它作为瓦解旧日价值的工具时,新武侠的叙事伦理就出现的危机。毕竟,武侠虽然是士人的形象,却固有它粗犷的一面,武侠之所以成为武侠,并不在于它的精致、虚无与明哲保身,而恰恰是因为他超越生死的利他一面,武侠不愿意做自居高雅实则与秩序合谋的利己主义者,武侠能够为了江湖儿女的情义粉身碎骨,对正义的守护、对师友的情义,还有对个体尊严的执着,共同凝聚这武侠的崇高价值,到如今,真实的武侠虽然泯灭,虚化的武侠精神仍然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而这也是人们看武侠剧的原因。当观众不满于今日之武侠,他们内心向往的,实是任侠精神的回归。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纪念金庸。

 

「版权声明:多维客是一个汇聚各方言论的平台,所述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有侵权文章或者图片,请立即联系我们。」

读史

对历史的还原与重现,内容题材不限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古代史、近代史、稗官野史及事件揭秘。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