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兹干预行为非法助暴

2019-10-17 22:10

美国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近日访港与香港反对派串联共谋,对香港反修例扩大化过程中的极端暴力与反法治行为视而不见,却对香港警队、特区政府与中国政府进行完全非事实、非法理的批评。克鲁兹是《美国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主要推手之一,是美国国会的“反华鹰派”,也是此次香港反修例风波中奉行干预主义立场的强硬派议员代表。

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来看,克鲁兹作为议员进行一定的外交与调研活动是符合惯例的,也是其职务行为。特别是美国正在推进涉港法案的立法,尽管这部法案是非法的长臂管辖,涉嫌干预中国内政,但克鲁兹的外交调研本应听取和传递出多元声音,并通过实地观察与独立判断对美国国会进一步的审议程序产生积极影响。克鲁兹的公正调研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因为如果国会轻率立法导致中美关系倒退,导师美国行政当局陷入难以执行的窘境,对美国国家利益也是重大损害。但克鲁兹在港言行却表现出极其不负责任的选择性失明和双重标准。

克鲁兹在香港发现了什么样的“事实”呢?他声称香港示威活动是完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他没有看到或听说过任何暴力。这是对香港反修例运动基础性事实的扭曲与遮蔽。克鲁兹先生的社会调研严重失真,偏听偏信。事实上,只要他愿意亲自乘坐一下香港的高铁,在街区随机访谈市民,以及与特区政府官员进行务实的座谈,相信一定会了解到香港暴乱的真相。由于克鲁兹严重的政治偏见和先入为主,特别是对特区政府与警队持有难以接受的不公正立场,特首取消了与他的会面安排。尽管会面的取消是基于技术性理由,但特区政府随后发表的声明显示,对克鲁兹非法助暴的言行是不能认同的,认为完全不符合事实。在基础性事实面前选择性失明,公然说谎,显示出这位议员的政治操守与素质不适合与香港管治团队甚至普通市民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沟通。他只能是带着偏见而来,又将偏见原封不动地带回美国。这样不负责任的议员不可能给美国国会带回任何有价值的立法资讯。

克鲁兹的言行在中美贸易谈判达成“阶段性”和解的条件下发生,也显示了美国政府分裂的严重程度。美国对香港事件的干预出于不同的动机和利益诉求: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主要目的是以香港为棋子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实施战略敲诈,属于国际政治中的实用主义,因而尚有节制及见好就收;国会鹰派势力则借助香港事件对中国极限施压,目的不在于取得贸易利益,而是破坏香港平台功能,阻断中国发展道路。特朗普在香港问题上展现了“交易的艺术”(art of deal),在“阶段性”和解达成后宣布香港问题“自行解决”(take care of it self)。鹰派势力则采取极端化立场,展现的是“冷战的艺术”(art of cold war)。克鲁兹的言行代表了美国国内的一种“新冷战”的极端化立场,这对中美关系与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

克鲁兹言行可能严重助长香港反对派的极端主义暴力,进一步损害香港的法治与社会安全,继续挑动香港居民与内地及国家之间的仇视情绪,达到消耗中国国家权威与战略实力的目的。克鲁兹给香港反对派释放了错误信号:其一,继续鼓励掺杂严重暴力因素的所谓和平示威活动,美国只承认运动的和平性质,不承认暴力的存在;其二,美国涉港法案将为香港暴徒提供完全的后备保障,使其无所顾忌地从事一切暴力犯罪行为,即便被法院定罪亦可移民安置;其三,美国涉港法案将对合法镇暴的官员与警察实施制裁,甚至对香港实施整体制裁,从战略上配合香港暴徒的夺权行动;其四,香港反对派一定要将“港版颜色革命”进行到底,不能惧怕法律后果半途而废。事实上,从克鲁兹与香港反对派的交流信息来看,他根本不是来公正调研或善意调解的,而是提供美国指令与现场技术指导的。

为什么克鲁兹这样的“反华议员”能够在美国及香港非常“走俏”呢?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关系出现结构性裂变,整体化的对抗态势已经形成,美国亦通过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完成了对华政策的重构,从“合作为主”转为“竞争为主”。美国将中国指定为最大的“对手”及修正主义国家,视为对自由民主秩序与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大威胁。在此氛围下,激进反华成为美国政坛的“政治正确”,克鲁兹显然看到了自己的政治投机空间。克鲁兹不是个案,而是美国国会与美国民意立场转换的重要信号。

面对克鲁兹的非法而无礼的政治挑衅行为,中国政府和特区政府完全可以依法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对其入境进行限制,并对其有关的涉华涉港利益加以调查和制裁。美国不断增列对中国的制裁名单,包含组织实体与个人,中国政府有完全正当的法律基础及理由加以对等反击。克鲁兹用自己的行为完美诠释了何谓“不受欢迎的人”,他所欠缺的就是中国政府与特区政府在法律上的对等回应和处置。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反对派对美国的谄媚求助及美国政治势力的非法干预,只能造成香港自身利益与社会秩序的持续恶化,但并不可能撼动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与合法性根基。克鲁兹行为也再一次证明了香港制定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法治收尾期已经开始,反对派和美国干预势力不甘心收手退出,必然无底线合谋为运动鼓劲打气,但他们的行为持续损害了香港法治与市民利益,必然遭到香港社会主流民意的最终政治抛弃。他们自以为是的区选翻盘与管治夺权,很可能因为克鲁兹们的非法干预和反对派的政治自私而成黄粱一梦。香港的管治权将依然牢固掌握在爱国爱港力量一边,国家也将更负责任地承担起基本法秩序内的管治与监督责任,确保运动后期治理与社会重建的规范有序展开。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Global Times,2019年10月17日,有删节,中文版全文首发于作者的多维客专栏,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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