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复交背后的探密

2019-10-08 06:27

9月16日,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宣布,自即日起中断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9月21日,同属南太平洋岛国的基里巴斯也宣布断绝与台湾当局“外交关系”,自即日起与中国重新建交。

“七姊妹”各有千秋 “一国论”奠定大局

自2016年蔡英文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先后有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萨尔瓦多、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等7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这些国家各有鲜明特点:布基纳法索此前曾长期是和台湾当局“保持邦交关系”国家中面积最大的,它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都是一度被台湾当局“金元外交”拉走、如今又迷途知返的国家,后者更开创了先和台湾当局“宣布断交”,6天后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交的先例;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都是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建交”,与台湾当局的“邦交关系”系历史延续;基里巴斯的情况更复杂,它在上一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期间,与中方曾有过非常重要的合作,是台湾“金元外交”攻势中较晚被拉走的一个,但断交期间双方也并没有彻底撕破脸,而是保持着一种微妙的、不绝如缕的联系。

随着中国在国际间政治、经济地位的迅速提升,曾被台湾当局“金元”挖去的一些小国、穷国开始权衡利弊,转而寻求恢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在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基里巴斯之前,已有瓦努阿图(1982年3月26日建交,2004年11月3日发表和台湾当局“建交公报”,11月7日宣布撤销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塞内加尔(1971年12月7日建交,1996年1月3日和台湾当局“复交”,9日中国与之断交,2005年10月25日复交)、格林纳达(1985年10月1日和中国建交,1989年7月19日和台湾当局“建交”,8月7日中国与之断交,2005年1月20日复交)、乍得(1972年11月28日和中国建交,1997年8月12日断交,2006年8月6日复交)、冈比亚(1968年宣布和台湾当局“建交”,1974年12月14日和中国建交,和台湾“断交”,1995年和台湾当局“复交”,2013年主动宣布和中国断交,但三年后又主动复交)等5国改变了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受“金元外交”驱使而采取的错误做法,回归正确的外交轨迹。至9月21日基里巴斯和中国复交止,李登辉、陈水扁“拼外交”期间不惜工本挖走的9个“摇摆国”,已有8个“回归正途”,仅剩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一国还孤零零留在其“阵营”内。

这些国家和中国外交关系的症结是“两国论”,而当初促成裂痕产生、扩大的关键则是台湾当局的“金元”,一旦“金元”捉襟见肘,“两国论”在联大2758号决议面前不堪一击,复交也就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般简单。

而萨尔瓦多(2018年)、马拉维(2018年)、巴拿马(2017年)、马拉维(2008年)、哥斯达黎加(2007年)、利比里亚(2003年)等国情况迥异。这些国家有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由台湾当局窃据期间与后者“建交”的(如马拉维,当时台湾当局有一批活动能量很大的“外交人员”活跃在非洲,其中最著名的为号称“非洲先生”的杨西昆),有的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就建交,与台湾当局间外交关系属“历史遗留问题”的(其中最典型的是巴拿马,早在清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六日(1910年1月16日)就和中国建交。这些国家并没有受“两国论”影响,它们面对的问题是承认谁才是中国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问题,因此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些国家的转向大势所趋,只是个时间和先后的问题。

所罗门群岛大约是最特殊的一个。

所罗门群岛系1978年7月7日宣告独立的,而在独立前的5月17日,所罗门群岛自治政府农业与土地部长沃塔.本(Wolta Ben)就以私人名义访问北京,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7月6日即该国独立前一天,时任中国总理华国锋向所罗门群岛总理凯尼洛雷亚(Peter Kenilorea)发出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式承认了所罗门群岛的独立。

但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中国也还没开始改革开放,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对遥远的南太平洋诸岛鞭长莫及,因此该国当时并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反倒于1983年和台湾当局“建交”。

自那以后两国经贸、文化和民间往来日益密切,所罗门群岛国内,尤其来自马莱塔和瓜达尔卡纳尔两个人口最多岛屿的民众和民代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与台湾当局“断交”的呼声愈益高涨。

尽管台湾当局近年来不惜工本、采取种种手段试图阻挠中所建交进程,美国和澳大利亚出于自身目的也软硬兼施,试图逼迫所罗门群岛继续维持和台湾当局的“邦交关系”,就在中所建交当天,一份由所罗门群岛央行冠名发表的“研究报告”宣称,中所建交将“令所罗门群岛不可避免地陷入中国设下的债务陷阱”,因为“中国会诱使该国上马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并向中国举贷”,这一“研究结果”和此前澳大利亚智库“诺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研究成果”一脉相承,更和9月13日台湾当局的“最后警告”如出一辙,而美国官员更在近期不止一次警告所罗门群岛“要好好想想”,并称台湾当局为南太平洋岛国“最理想的邦交伙伴”。

然而16日当天内阁会议的表决结果是真实而“残酷”的:全部33名有投票资格成员中16票赞成中所建交,6票弃权,仍然支持台湾当局的竟然为零票。多位受命评估中所关系价值的所罗门议员指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所罗门群岛朝野各党当前共识,“即便诉诸议会表决,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一些大洋洲地缘政治分析家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外交压力看似气势汹汹,实则底气不足,因为它们自己尚且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外交关系,承认联大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要求其它国家继续和台湾当局保持“邦交”着实师出无名。且太平洋岛国普遍经济落后、基础设施欠账很多,美澳等国自己吝于提供援助、却千方百计阻挠这些国家追求发展的努力,也注定难达效果。

如果说,在李登辉“两国论”时代,台湾当局尚能凭借“金元外交”的魔力,在个别“老少边穷”国家中偶尔撬得几块“墙砖”,如今在大陆国力日盛、“台独”在国际上日益被边缘化的大背景下就只能节节败退。蔡英文接任台湾当局领导人之初,尚能保持22个“邦交国”的局面,但在台湾当局主动就“一中”和“九二共识”问题向大陆寻衅后,其“邦交国”已萎缩至可怜的16个。

尽管美国、澳大利亚某些政治势力仍试图通过施压、利诱,帮台湾当局“稳住阵脚”、“巩固全球邦交”,但萨尔瓦多、所罗门群岛等此前从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相继不顾压力转向,已表明这种“支持”的效果是有限的。

“拼金元”自食其果 “跳竹竿”此路不同

台湾当局“金元外交”的第一次“不可逆”崩盘始于2001年的马其顿(今天的北马其顿共和国),当时陈水扁当局就喊出“大陆用金元外交挖墙角”的论调,指责大陆靠“财政援助诱饵”挖走了这个他们好不容易挖来的欧洲“邦交国”,此后每逢其“邦交国”与之“断交”、与中国大陆建交,他们都会鹦鹉学舌般重复一遍上述论调。

然而追根溯源,率先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利用中国改开过程中暂时遭遇的风波、困难,认为“时机可乘”,发动“金元攻势”,挑起所谓“两岸外交战”的,是台湾当局自己。

当时李登辉先抛出“两国论”,继而陈水扁又高喊“拼外交”,不仅在拉美、南太平洋这两个“传统邦交地区”不惜工本增加经援、军援,而且屡屡试图在非洲、南欧等大陆传统外交优势地区“有所突破”。

这一阶段适逢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进行重大调整:1982年11月起,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访问非洲11国,并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新的四项原则,着重指出经济技术合作,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自此中国采取管理合作、代管经营、租赁经营等方式,巩固老项目,慎重对待新项目的上马;1995年下半年,又对援外方式作了重大改革,变原先的无偿援助为主为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

当然,这种改变对于许多非洲国家而言是难以一下子适应和接受的,一些国家认为中国不再慷慨,甚至说“中国得到的西方援助越来越多,给非洲的钱却越来越少”,这种变化加之冷战后西方对非洲的重新重视和投入,以及台湾的金元外交,一度给中国在非影响力造成相当压力。台湾当局在非洲一度“攻城略地”,撬走了几个邦交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而在南欧情况则是另一种情形:南斯拉夫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解体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一系列新独立国家,台湾当局认为有机可乘,试图捷足先登。如在北马其顿,台湾当局利用北马其顿与希腊在“国名”问题上的纠缠,押宝当时的反对党——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并在该党负责人格奥尔基也夫斯基(Ljubčo Georgievski)1998年当选总理后取得“突破”,承诺提供3亿美元现金援助,并在北马其顿建立“台湾工业园区”,换取1999年1月和该国“建交”。

但北马其顿历史上长期隶属于和中国关系友好、密切的南斯拉夫,以时任总统格利戈罗夫(Kiro Gligorov)为代表的该国绝大多数政党、政治家坚决反对格奥尔基也夫斯基等人的短视行为。1999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关于延长联合国驻马其顿维和部队期限决议表决中“一票否决”,令更多马其顿人意识到“不能因小失大”,而格奥尔基也夫斯基政府继续一意孤行,不仅派外长访台,还在2000年5月连同另外5个小国联署“呼吁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WHO列入大会议程”决议案,引发内部更大政治危机。2001年5月,北马其顿内阁大动荡,副总理、外长和国防部长都换人,一个月后北马其顿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当局尽管许以3亿美元重金(实付1500万),却只维持了不到两年的“邦交”。

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中国并不承认这一“独立”,台湾当局认为有机可乘,遂抢先宣布“承认”,急于获得“外交空间”的科索沃当局一度在其“承认主页”上将台湾当局列名公布,并用汉语拼音答复“XIEXIE”,引发巨大轰动,但几小时后便迫于方方面面压力悄然删除了这一“热帖”。

为了“挖”和“保”,台湾当局可谓不惜工本:在“挖”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冈比亚和乍得时,他们不仅砸出“水稻队”、“教育援助”、“政府大楼援建”等“重磅”,而且直接向所在国政党和政治家发动“银弹攻势”,甚至专门实地拍摄了歌颂其“水稻队”在“布国”(布基纳法索)立下“丰功伟绩”的电视连续剧。

中国和西非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关系的反复,就是当时形势的一个缩影。

中国和圣普早在1975年7月12日就宣布建交,此后中国在自身经济也很困难的情况下,向该国提供经济援助,并援建了人民宫、竹草编培训中心等6个项目。该国外汇短缺,无法进行正常贸易,中国就在1983年和该国签署了易货贸易议定书。

但在中国改变援外方式、台湾当局趁虚而入后,该国部分政客见利忘义,开始频繁和台湾当局“互动”,为挽救双边关系,中国一方面晓以大义,另一方面于1997年初由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亲赴圣多美访问,但该国仍于

在“两岸外交战”期间,非洲一些穷国、小国成为“主战场”,一些心怀叵测的当地政治掮客认为“机会难得”,就玩起了“两头吃”的把戏:西非某国外交部重要官员利用其妻子是华裔的便利,频繁向台海两头人员“套近乎”,让双方都认为他是“自己人”,混熟后就隔三差五向其中一方透露“海峡那一头大人物要来访问”、“外交关系会有波动”,诱使对方许下丰厚援助条件和个人“好处”,或自任“经办人”从中渔利,一旦欲望得到满足,就会在一段时间后“报喜”,称“通过艰苦努力终于阻止了一场外交危机”,如此在两边来回反复,这种做法被戏称为“跳竹竿”。而另一些非洲小国则直接由总统、总理出马“跳竹竿”,公然宣称“两岸谁钱给的多就跟谁建交”。

在这种最艰难、复杂的历史阶段,大陆方面率先冷静下来,采取了稳健、务实的应对策略,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进入21世纪,中非经济交往峰回路转,步入了令世人惊异的“超快车道”,中非间经贸关系迅速进入相互依赖、互补的新时代,中国成为整个非洲范围内最大的贸易伙伴,台湾当局的“金元”、“银弹”,也就不攻自破,如今不但“两岸外交战”期间挖的“墙角”如数“吐出”,连“老本”也几乎赔光,如今在整个非洲53个主权独立国家中,台湾的“邦交国”只剩下斯威士兰一个。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建交或复交总不免各种绘声绘色的“江湖传闻”,这其中自然真真假假,且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许多“侨领”喜欢有意无意渲染自己在“前建交/复交时代”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毋庸讳言,广大爱国华侨、华人在新中国遭到“外交封锁”期间为打破封锁出了大力,建立了很多殊勋,有些至今鲜为人知。

在2016年这一波最新“外交反攻”中,一些中国华人华侨社区建立并经营多年、爱国侨团和侨领拥有深厚根基和较强影响力的国家,许多爱国侨团、侨领的确起到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在中美洲国家巴拿马,一些侨团、侨领早在抗战时期就和我党建立了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部分侨团利用和国内某些民主党派间的历史渊源,致力于“反独促统”,在推动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漫漫长途中,他们持之以恒,不懈努力,用几代人的辛劳,终于等到了“功德圆满”的一天。

但也应看到,在新中国重返联合国舞台、尤其国际地位显著上升后的21世纪,留给台湾当局的“外交阵地”绝大多数是“老少边穷”,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并没有历史悠久、影响力巨大、根基深厚的华人华侨社区,许多侨团、侨领或与台湾当局“剪不断、理还乱”,或根基浅薄,有心无力,其中更有一些“架子侨团”、“合影侨领”,很显然,如传说中那样,仅仅依赖“侨团侨领的奔走”,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如何在建交前或断交期间做好与当地的工作?

——国际会议架红线。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与所罗门群岛间长期“会议外交”。

早在1989年,中国副外长朱启祯就在北京会晤了出席亚行年会的所罗门群岛财长阿贝;1992年4月,所罗门群岛财政与经济计划部副部长范内加、外交部美洲及联合国司长拜克赴北京出席第48届亚太经社理事会大会,同年7月中国副外长刘华秋出席在所罗门群岛霍尼亚拉举行的23届南太论坛首脑会议,1995年所罗门群岛以青年、体育和妇女部长贝乌为首的大型代表团赴北京出席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些国际会议均成为两国官方外交接触的理想平台。此外,中国和许多待建交国家也经常借助联大、世行峰会、达沃斯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等“第三方”平台进行不同层级、性质的接触。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例,多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复交的非洲国家,都曾在建交、复交前通过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平台,与中方进行了丰富的互动。

——邻国设点互动频

中国在和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复交前,双方派驻塞内加尔某邻国和某非洲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的外交官进行了长期、多轮次反复接触、协商;而在中塞复交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使馆区,又成为中国和当时尚未复交的几个西非小国间进行“第三方接触”的所在地。

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曾经是台湾当局的所谓“邦交大后方”,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外交死角”,利用率先和中国建交国家使馆区,和尚未建交国进行外交“预热”,就成为一项重要使命。某位常驻加勒比某岛国的中国女外交官因善于并多次出色完成这类使命,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声誉。

——生意也可是外交

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所扮演角色越来越重要,未建交、待建交国对“与中国做生意”的期望值升高,一些在建交/复交前就扎根当地,从事经贸活动的公司,就得以从中扮演独特角色。如在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某华人开设的商贸机构就曾被当地人口耳相传是“不挂牌的使领馆”,而在中国与巴拿马、马拉维等历史上从未建交国家的建交交涉过程中,中资或中资背景企业也起到至为关键作用。

——借助民代与政要

台湾当局在“拼外交”期间曾多次使用“押宝”目标国反对党,希望后者上台后“投桃报李”的办法试图“外交突破”,其中固然偶尔得逞于一时(如前面提到的北马其顿),但大多无功而返(最典型的例子是赞比亚,其押宝的国民阵线党(PF)候选人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在得知有望当选总统前夕迅速调整立场,亲赴中国驻赞比亚使馆表示赞同“一中”严正立场)。

时过境迁,如今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大陆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前面提到的所罗门群岛就是典型范例:中国通过不懈努力说服了该国绝大多数政党和国会议员,促使其在决定性表决中无一人投票支持台湾当局的立场。

更富有戏剧性的,则是曾在2004年上演与台湾当局“四日邦交”(11月3-7日)闹剧的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

当时急于“拼外交”的陈水扁及其“外长”陈唐山异想天开,想“剑走偏锋”搞定时任瓦努阿图总理沃霍尔(Serge Vohor),并借此“抢夺邦交”。2004年11月3日,沃霍尔在国人均不知晓情况下突然“自费”出访台湾,并和陈唐山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中方立即重申严正立场并做当地政要工作,措手不及的瓦努阿图政府发言人随即发表声明,称“绝不承认”沃霍尔的“公报”,此后瓦努阿图内阁两度以压倒多数否决“沃霍尔公报”,当沃霍尔一再固执己见、拒不改正错误立场后,瓦努阿图议会于当年12月2日通过不信任动议,罢免了沃霍尔的总理职务。

——天时地利“神助攻”

非洲各国在过去15年间纷纷主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复交,是和中非经贸关系迅猛上升、相互间经济依存度提高同步,也是和非洲各国开始推动“2049计划”,希望迅速弥补非洲基础设施“欠账”、早日进入工业化时代息息相关的。只有中国才既有能力、也有意愿为非洲各国提供这样的帮助,台湾当局有心无力,甚至一些蓄意阻挠的大国也是有力无心,或既无力也无心。

拉美、南太平洋许多国家也有类似的“心路历程”:当它们面对严峻的发展命题,发现台湾当局的蝇头小利无济于事,明里暗里威胁利诱、试图为台湾当局保留“外交空间”的全球性和地区大国则“口惠而实不至”之际,它们实际上已别无选择。

不仅如此,近年来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问题对南太平洋岛国构成灭顶之灾的威胁,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出于一己之私,在气候、能源等问题上态度顽固,令这些岛国对美、澳反感情绪大增,出现了“你越施压我倒向中国越快”的戏剧性现象。

还有些建交、复交过程则更加富有戏剧性。

如最新和中国复交的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在第一次建交期间,中国曾在该国塔拉瓦环礁上建立了号称“固定‘远望’号”的塔拉瓦太空监测站,和几艘“远望”号测量船共同担负中国卫星发射监测保障的重要使命。2003年基里巴斯和中国“断交”,而塔拉瓦监测站在断交当年仍然圆满完成了一项重要保障任务。断交期间中国在当地设立了一间水产冷冻加工厂,雇佣员工300多人,其中4名“水产工人”轮流派驻监测站,且该站许多大件设施一直留在当地,建筑也从未被挪作他用。曾任台湾当局驻基里巴斯“大使”的朱文祥曾回忆称,“每当监测站灯火通明的时候,就表示有重要的计划正在进行,屡试不爽”。

(本文首发作者多维客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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