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精神安慰:庸俗自由主义(下)

2019-10-06 20:18

人是否具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我们的价值观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

理解这种价值观,需要从人类文明变迁的大势中来把握。当我们寻找生活的意义时,会不自觉地从传统时代找例子与根据,这是一种典型的时空错位的思维习惯。当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古人修身养性时,其实忽视了一个问题:时代的变化。古人与我们生活在区别很大的两个时代,其间影响到我们修身养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世俗化。

我们读古典作品、特别是其中的文学与史学作品时,经常被其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所感动。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古人是在一种不同的价值观环境里追寻其生命意义和道德境界的。在那种价值观环境里,超世俗的权威是被认可的。人主动接受了这样的权威,并且臣服于它,努力使自己的行为与思想符合这个权威的要求。在精神的层面,这种权威被赋予各种名称与内涵,并想方设法使作为肉体存在的人对它保持绝对的敬畏,努力去领会其内涵,以至于“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这种具有敬畏力量的精神权威,以及人对她的臣服,反映了人类文明成长的特点。从文明产生的黎明时期开始,人类就努力追求一个有秩序的生活,在秩序中实现生活的各种理想。人类创造秩序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人自身的行为进行约束。霍布斯(Thomas Hobbes)说:“在没有一个使所有人都敬畏的权力的地方,人们没有共处的快乐(相反会有更多忧伤)。”作为17世纪的思想家,霍布斯此语是对人类文明的经验总结。

可是,古人和今人对精神权威的感觉可能会有很大区别。在古人看来,这种权威虽然高高在上,却是既威严又亲切的,其威严也并非可憎的压制性力量,而是具有美感的东西。今人对这种权威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约翰·穆勒(John Mill)对加尔文(John Calvin)信念的描述很能体现现代人的感觉:“人类力所能为的一切善行,都包含在服从之中。”而服从则扼杀了人的天性,从而也扼杀了创造力。

当科学家把望远镜对准天空的时候,神的概念就产生了动摇,宇宙规律也并非传统道德哲学所说的那样。工业化的推进,生物科学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解构力量。此后的人类生活在世俗化的潮流之中。但这不意味着人类放弃了追求善、生命意义等想法。那么,在世俗化的时代,人的价值在哪里?

三百余年来,人们为此争论不休,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在排除了对某个权威的服从之后,人只能自己管理自己。在这样的前提下,人是否能找到价值所在?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来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这是边沁(Jeremy Bentham)的一套说法,他将之称为“功利原理”。人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要按其是否符合功利原理,即获得最大的快乐总和,一切其他的原理都是错误的。他相信按照功利原理,人类会趋向于善。但也有人看到,人类应当依靠自己理性认识到道德的规律,这种道德规律是带有绝对性的。即便如此,此种观点仍然强调人是主体,而不再是服从于某个权威的被动的存在。

庸俗自由主义非常接近于边沁和穆勒的哲学,但这种庸俗化的倾向则表明,此种哲学虽然较易为现代人所接受,却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人对意义的追求。穆勒说:“随着个性的张扬,每个人变得对他自己更有价值,也因此就能更有益于他人。”荀子则说:“今人之性,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好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古今两位思想家各自只讲对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但就现实而言,由于强调人的主体性,一个人即便有追求人的价值的美好愿望,也仍然不愿去吃苦修行、克服欲望,而宁愿把日常所做的一切合理化。人的惰性、自利性在庸俗自由主义的价值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至此,我们不得不审视一个问题:人是否具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现代社会仍然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人并没有因为信念的改变而失控,这是一个事实。就中国的实际来说,人之所以没有失控,是因为法律、习俗、各种来自于政府和社会的管制力量,而并非个人真的那么自律。这些力量虽然可以使一个人不做太坏的事情,却不能帮助人追求生命的意义,也不能保证一个人主动地行善。只要我们不放弃对意义的追求,就不得不审视这个问题,在审视的基础上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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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多维CN》第49期名家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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