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共党内有真男儿乎 ——论改革中国必先改革中国共产党

2019-10-01 09:11


今日中共党内有真男儿乎?  

——论改革中国必先改革中国共产党

(2019年10月1日)

高 寒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后三十年中一直走不出年年加码的维稳困境,当局的执政危机感一年甚似一年。国家的财富在翻番,执政者的危机感也在翻番。目前还深陷僵局的香港危机,不过是这种执政危机感的惯性运作又越过深圳河而已。如今,中美贸易战与香港的抗争这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却要合流成同一个准冷战了。什么“老大、老二的矛盾”?什么“中国崛起已成美帝噩梦”?过得了“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关,与人家在同一经济平台上竞争,才有资格称老二,上得了人类历史发展之不同文明阶梯中那同一文明台阶,才有资格争老大。

中美当前这场准冷战,这场因贸易争端、知识产权而起的准冷战,就绝非所谓“东西方文明的较量”,绝非所谓“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的较量”,而是、也仅是:苟延残喘而活在当代的中世纪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较量,是前现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较量。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语言来说就是:人类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之必然性中,那落后的历史低级阶段文明与先进的历史高级阶段文明的较量。这种较量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更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尤其还表现在人文人权人性人伦方面;它不仅仅是硬件的较量,尤其是软件的较量,是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的较量。

在革命危机正在形成而尚未到来的今天,在政治危机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改良作它决不放弃的最后一次冲刺,焉知就不是此其时也,焉知就不会好风凭借力,送它上青天?就改良或改革而言,光会喊“转型正义”,就未必来得了正义;而可操作的制度转型本身,才更可能体现正义和实现正义。可见,中华民族的和平制度转型若能成功,其成功过程本身所体现出的具体“正义”,要胜过一万个失败的抽象“正义”。更何况,基本价值观从来只是行动的指南,而绝非可直接拿来当操作干饭吃。所以要有理想,但更要有可操作的理想,要将理想寓于可操作步骤之中。因为基本价值观与实际政治操作毕竟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这就像从知道杠杆原理到你能实际撬动地球,其间的距离岂止十万八千里?故基本价值观的坚定与纯粹,并不排斥实际操作中的纵横与权变,迂回与妥协等等。

将资产阶级经几百年筛选出的那成熟的权力制衡宪政机制,借鉴地、改造地引入中共党内,为我所用,以完善共产党的领导,使其能胜任领导中国的制度转型。这就需要有步骤地开放党内的政治派别竞争合法化,以首创出一种迥异于马列主义教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制度模式:它既能保证权力的有效制衡,又能避免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那种混乱无序的制度转型;进而能以此新型宪政模式,后来居上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旧式宪政模式,展开处于同一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之制度文明的大国竞争。如果中国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或主导的制度转型失败,或者,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拒绝自身改革和制度转型,那么,这或许就是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劫数。既然马克思救不了你,上帝也救不了你,剩下的,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目录

一、中美贸易战是国家垄断模式与自由竞争模式对抗的总爆发

二、香港抗争是河水屡犯井水效应的总爆发

三、宣布接受“三零”即刻止损,为中美全方位准冷战釜底抽薪

四、从苏版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禁锢中解放出来

五、自由主义可以是革命的理论却无法成为改革中国共产党的理论

六、中美准冷战之酝酿与开启在于制度文明战略判断而非战术枝节

七、去粗取精地将宪政机制引入中共党内开放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

八、能在畅通无阻信息挑战中屹立不倒的共产党才是真共产党

九、“改共”与“灭共”

十、结语

以中美贸易战为先导的准冷战的开启,以及香港“反送中”的持续街头抗争,可说是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共产党遭遇到的两大最严峻的挑战。撇开那些攻防进退的战术性、阶段性动作,也不管引发这两大挑战的具体事件如何、以及发起者的具体初衷如何,但它们在客观上均最终直端端地指向了中国共产党常念兹在兹、还洋洋自得,以致按捺不住要推向全世界的那个核心价值:一党专权的统治模式。

记得习近平上台伊始,曾哀叹在当年苏东剧变中“竟无一人是男儿”。可习近平今天真明白一个中国真男儿在当今之世正面临着些什么,究竟该干些什么吗?!

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要干成大事,均必须认清大势。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不审势,则左右都错。认清大势,须有历史与国际这时空两大维度。历史维度,就是从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一步步阶梯中,看中国今天究竟是走到了文明的哪一级,这是纵向比较;国际维度,则是在当今全球竞争格局中,看中国的综合竞争力何在——这其中,既含器物等硬实力,也含制度、文化等软实力,这属横向比较。但从根本上说,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强弱,则多是依赖其文明程度的。一个国家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文明程度愈高,那么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竞争实力就愈强,反之亦然。当然,这文明程度与竞争实力,彼此又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或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

所以,能否准确地认清中国今天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阶梯中的确切位置,从而清醒地把握中国在今天世界格局中的竞争态势,这将决定着中国能否大国崛起,能否具有大国竞争力,能否具有中国话语权和能否向世界提出“中国方案”了。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一、中美贸易战是国家垄断模式与自由竞争模式对抗的总爆发

中美贸易战的要害,其实就是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垄断模式与自由竞争模式的对抗,是近二十年来这两种模式在WTO内不断较量和冲撞的能量,积蓄到一个节点上的总爆发。

记得当年特朗普与希拉里竞选时,中共曾一度看好过特朗普,因这位政治素人在竞选中明确宣称:美国不会为推广自己的价值观而战。可特朗普甫一上台,便立即发起了如今这场打得昏天黑地的贸易战。用中方的解释,这是老大、老二的摩擦,是美国老大要阻止老二中国的崛起,且这类矛盾在世界历史各拐点上曾屡屡发生。用美方的解释,则是你中国忽悠美国,蒙骗西方,不守承诺,欺我守约,在自由贸易中大打垄断优势,揩油占便宜已近二十年,现在是到该算总账、拉清单的时候了。

应该说,比起民主党,比起共和党建制派,甚至比起特朗普团队中的其他任何成员,特朗普本人算得上是最不讲价值观优先,最不讲意识形态的了。君不见中国自由主义群中至今还大有人对特氏的这个“政治不正确”耿耿于怀么?特朗普在美国政界大反潮流,从不在意于两党建制派那常挂在嘴边的煽情口号。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的美国总统,他只讲美国利益优先。不仅如此,他甚至还一边打贸易战一边还不停地说,习主席为了中国利益优先,他能理解;他不怪习主席,要怪也只能怪我们前几任美国总统太窝囊,多年来让中国占尽了便宜。

按说,这样的美国总统,对中国而言,才是最好打交道,也是最好被搞定的了。不曾有一句颇具中国特色的名言:“凡能用人民币搞定的事就都不是事”么?可两年来的中美贸易战轨迹却完完全全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观。正因为特朗普特别务实,所以他才特别较真:所有从谈判桌上写在纸面上的利益,必须得有规则保障;所有的规则保障,必须得有执行机制,尤其得有惩罚机制;而所有这些机制,又均得落到实处,具有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最后,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均必须是明规则,必须公示于众。

就事论事,特朗普所坚持的这一切,除了那最后一条,就都是如今商业社会的常识和常态,是契约精神的常识和常态。而这最后一条,即一定要公布协议,则是对中方的量身定制,谁让你“入世”以来一直奉行对国际协议“签归签,守不守则再我”的赛场偷步呢?然而正是这最后一条,却让中方尤其难堪,视之为丧权辱国、有失尊严:有些妥协苦果——譬如,组混编核查组监察守约状况,还要下到地方,每季度查一次——我暗暗吞下还不行吗?可你偏要逼我当众来吞,这岂不是公然羞辱我吗?我大国尊严何在?我国家主权何在?我如何向老百姓去交代?这才有了在中美贸易战第一季最后一刻掀桌子一幕的发生。

平心而论,仅混编核查组这一条,就够欺负人,够有损国格的了。如此苦果,中方居然也曾打算吞下,由此可见中方也确曾有过早让步早熄火的打算。何况,要说霸凌,特朗普这次也还真够“霸凌”的:除了战争手段,其它非战争手段,包括已用的或拟用的,明摆着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来迫你就范;而且还明侃:协议决不能50对50,必须对我有利。谁让你占我便宜20年,谁让你20年来就一直都在暗暗向我发起贸易战呢?

一旦美国摆出这种架势要同中国玩较真,“中国模式”纸老虎的窘态就纤毫毕现了:什么牛皮哄哄的“举国体制”?一个小小芯片就能立即将你打回原形:一个组装代工经济体而已。是的,特朗普的谈判强势有如城下之盟;不错,中国这二十年一惯制的做法也非习近平一人所为,可这“城下之盟”居然却如此沉重让你骑虎难下,这难道不正是因为你有着那么多的短处和痛处牢牢地捏在人家手板心中吗?譬如:高科技核心产品创新,国际支付得靠美元,海外上市公司财务透明玩猫腻,大量高官不明财产藏于西方,……等等、等等。

诚然,特朗普也有着他固有的短板:两党竞争的牵制、四年任期的制约、多元利益的掣肘、自由媒体的炮轰……,如此等等。但这一切的一切,固可影响这场贸易战的进度,形成一时间的战术拉锯:各打各的长处,但却无法改变这场贸易战双方的战略态势:国际贸易中的举国体制即国家垄断模式与自由竞争模式的较量和对抗。

被今日中国某些学者所刻意标榜为中国模式的“举国体制”,其实完全可在曾风行欧洲200多年的重商主义,即欧洲中世纪末封建王权走向衰落,资本主义残酷原始积累的殖民贸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时,自然经济濒于瓦解,旧贵族摇身一变成了新商人,于是这帮旧贵新商的时髦角儿,就亟需将昔日王室特权与时下海外淘金嫁接在一起来的理论了。这样,重商主义这种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借着王室特许权的垄断,并在拓展殖民地中大发横财的理论表述,也就应运而生了。可见,所谓重商主义,就是“特权经商”的代名词,就是“国企不分”的同义语,就是“王权垄断”的挡箭牌,也是“以邻为壑”的遮羞布。这些特色,其实仅从当时英、法重商主义代表作的一些书名即可窥见一斑了。如蒙克来田:《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年);托马斯曼:《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1621年),……等等。后随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对重商主义的大加鞑伐,这种盛行了数个世纪,以政府垄断为其特征的老牌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贸易保护主义,才逐步走进历史。

既然金灿荣等今天老爱拿所谓世界史上多次发生过的老大、老二矛盾来说事,那么,这老大、老二就摆开阵势堂堂正正地展开竞争不就得了?人家提零关税,你就要么接受,要么你提多高关税也得容许人家提多高关税不就得了?若竞争得赢当老大,傲视群雄;倘败下阵来当老二、老三、老一百,也别怨谁。什么叫竞争?双方遵守同一赛场规则才叫竞争。不能人家汽车进来,你用10倍于对方的关税[1] 将人家挡住,而人家有样学样加你关税,你就大喊疼痛;不能你加人家高关税是国家主权,而人家以你之道还治你身就是国际霸凌;不能讲权利时你举“GDP排名”旗,卖力往前挤争当老二,讲义务时你又换举“人均GDP旗”,使劲往后缩要当小一百。就更别说倾举国之力去补贴一个企业,不惜倒贴也要抢占敏感市场;国际融资却对本应公示的财务报告犹抱琵芭半遮面;在国内大树特树一元主义,而在国际却千呼万呼多元主义,……如此这般了。总之,对人对己不能两套、甚至多套标准,长此以往,谁还同你玩?谁还敢同你玩?若没人同你玩了,贸易脱钩了,这高精尖的生意还做不做?这弯道超车你还超个啥?

毫无疑问,近二十年来,中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WTO在推行全球化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倾斜、规则漏洞和软约束机制,迅速——用特朗普的话来说是“火箭般”——地提升了自己在全球制造业中的竞争力。诚然,在WTO中大打擦边球,也绝非中国一家,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均莫不如此。但是,运用“举国体制”把这擦边球玩得溜溜转,却是“中国特色”的绝活儿,独一份。其所向披靡,经济增速雄霸世界二十年,无人能挡。直到商人出生的特朗普上台,有样学样地祭起了美国版的“举国体制”:在关税、科技、投资、金融、知识产权、脱钩前景、……诸方面多管齐下,打起了全方位的贸易战,这才有效地遏阻了中国持续20年来的不对称竞争,遏阻了中国年年出超进账那个喜滋滋的势头。

事实上,当中国在一个劲地抱怨美国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中超越了“底线”时,其实美国也在一个劲地抱怨中国超越了底线。只不过,中国抱怨的是,这次美国谈判条件之苛酷和谈判姿态之霸道超越了底线;而美国抱怨的则是,中国近二十年来在持续违规之放肆和撕毁承诺之任意方面超越了底线。前者抱怨的是此次谈判过程及其结果,而后者抱怨的则是导致本次贸易战被迫发起反击的原因。

在这场贸易战中,中国一直都在使用着一个时髦词儿,叫做“制度优势”。确实,在这二十年来与西方的竞争中,中国最大的“制度优势”,就是能生产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廉价产品。而能生产出全球最廉价的产品,则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毫无自己劳动力的定价权。由于中国工人阶级被这“制度优势”禁止自组工会,因此,不少外商就乘机将所在国或地区严加禁止的雇佣童工、超时劳动、违法低薪、体罚工人、强迫搜身……,统统都搬到了中国。一遇劳资纠纷,这个号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却是绝不站在中国工人阶级一边,而是忙不迭地派警察去帮着资本家“维稳”了。这就不由得让人想起恩格斯在1883年出版《资本论》第三版时,要为“劳动力剥削程度”这第22章的第4节,刻意加上一个注:“由于此后出现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2]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一大批在中国大发横财的华尔街大亨,要在这场贸易战中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护现行中美贸易体系的原因。不过,最具讽刺意味的还是,在恩格斯加上那个脚注已130年后的今天,竟然是美国政府通过它与中国政府的贸易战,来为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定价权即提高最低法定工资而维权了。

前一阵子网上有一篇很走红的文章,说这场中美贸易战是规则之争,不是利益之争[3]。而我则要说,它既是规则之争,也是利益之争,是因利益而起的规则之争。请看这场贸易战的轨迹吧:由利益而规则,由规则而法制,由法制而政体,又由政体而人权、而文化、而文明、……,就这样,一场以贸易战为序幕的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之全方位对抗的准冷战,便不期然地开打了。就这样,在国内使劲颂扬单边主义,而在国际上却卖力鼓吹多边主义的“中国模式”,就终于在这人类发展历史进程阶梯的高低文明冲突中,遭遇到强劲的对手了。

 

二、香港抗争是河水屡犯井水效应的总爆发

近来,香港局势已成持久拉锯之势。这边厢是“五条诉求,一条不少”,且持之以恒;那边厢则是明暗强压,除了公然出兵,招数似已用尽。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遭遇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也是中国共产党自1989年后的一次最严重的政治危机。香港危机的僵持,给建国七十周年天安门广场前那刻意制造出来的“阅兵蓝”天空,带去了一片抹不掉的浓浓阴云。

香港危机的要害,是中国共产党要将它在大陆的治理模式,蚕食般地施加于香港的结果。是香港回归22年来,河水屡犯井水,一国屡侵两制的矛盾,日积月累到了一个节点上的总爆发。

北京利用其信息柏林墙所造成的“舆论一律”,将香港民众的抗争,一概斥之为“港独”,正像它老用一个“独”字来囊括台湾、乃至西藏、新疆的抗争一样。这不过是想以“国家统一”的道义制高点和“国家主权”的法理性,来掩饰自己在“一国两制”、乃至在整个治国路线上的失败而已。如果说民族矛盾往往是阶级矛盾的延续,外交往往是内政的延续,那么,难道今日中国共产党的治港路线,不就正是它在大陆治理模式的延续吗?

试问:为何在当年邓小平提“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时没有“港独”?为何在赵紫阳提“香港的事情,我们少管,越少越好。[4] 时没有港独?为何在北京自食其言一再违背“双普选”承诺前也没有“港独”?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玩“钦定民主”、“钦定法制”这一套把戏玩惯了,便下意识地和狂妄地以为将这些拿到香港去玩,也照样玩得转。前几年江、胡时期,是温水煮青蛙,迂回包抄,进两步退一步;习近平上台后,则是频频霸王硬上弓,压你没商量,你不服也得服。

玩小圈子选举代替曾经承诺过的普选,人大释法否定香港高等法院终审判决,和一再闯关又连连失败的所谓23条立法等,是前者的典型;剥夺民选代表立法会资格,铜锣湾书商与肖建华等一大批香港居民被越境绑架和改教科书等,则是后者的典型。这次林郑月娥的“逃犯送中条例”,不过是董建华、梁振英均闯关失败的那个23条立法的李代桃僵简易版而已,不过是欲将那种近年来只干不说的绑架“送中”,变为堂而皇之的法律条文而已。

不错,香港导致多次上百万、乃至多达两百万人的街头示威,自有其深层的原因:它是自回归后中共在香港全心全意地依靠大资产阶级的结果;是港府全然无视蓝领、白领工人阶级数十年几乎不涨薪,房价却持续翻番的结果;是香港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急剧空心化,让年轻人望不到奔头的结果;也是任由大陆权贵阶级利用两地差异在香港特权经商、纸醉金迷,与香港平民生活形成巨大时空反差的结果,……。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是,只要落实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少当婆婆,实行赵紫阳说的“香港的事情,我们少管,越少越好”,别把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玩得通透的那一套驭民术拿到香港去玩,真正兑现一回自己曾信誓旦旦许下过的政治承诺,让香港人民一人一票实行真普选,那么,一个真正实现了“权为民所赋”的政治制度,就天生具备了一个能筛选出让香港再次繁荣、再次兴旺的治理机制来。

前些日子,大陆竟然有个什么将军教授拿所谓“反共基地”来说事,拿“血统论”来说事。他说什么香港年青一代如今成了街头抗争的主力军,全是因其父辈爷辈对共产党属“有仇族”之故。他说:当初我们接管香港时,就对港人成分一分为三。港人中除原住民之外,其它二者,要么是当年清算、镇反时的逃亡者;要么是三年大饥荒的逃难者。前者对共产党有仇,后者对共产党有恨。呵呵,原来,那前者因不愿引颈挨刀便成了“最坏”,这后者又因不愿饿着等死便成了“次坏”。而这两“坏”相加,这三分之二港人就都成坏人了, “比台湾人还坏”!今天香港的年轻人之所以反共,就是因为这三分之二坏人将他们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传递给了其子孙而已[5]

且不谈今天对那段历史是否该反省,且不谈当年毛泽东再威武,也只能说5%是坏人,其他95%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就只说这位狂妄地视2/3港人为坏人的将军教授,看来他根本就不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从来就绝非血统论;而从血统论视角去解读阶级论,则不过是中共那自有其根深蒂固传统的造反农民眼界罢了。其实,当你在说香港青年们的“反共”是基于血统时,你是否也在暗示你在大陆能当上将军盖因你的血统高贵呢?更何况,这“亲共”与“反共”,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也常具此一时彼一时的随意性,也不过以当朝老大的是非为是非而已。君不见,当年刘、邓、彭、罗、陆、杨[6]这一大批共产党的高官,均曾被当作“反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君不见,毛泽东本人至今还是中共语境中的标准“反属”——“反共”的反革命分子家属[7]?这就更别提当年的诛杀“反共”的王实味[8],诛杀“反共”红军的好几次肃反[9]了,也更别提今天海外民运中的好几位著名“反共”头目,均出自中共高干血统[10]。所有这一切,想来这位满口八旗子弟纨绔腔的军史博导,对这些并不遥远的历史不会就一概不知吧?

无独有偶,在美国,也有一位过气民运头面人物特站出来呼应这“反共基地”论了。他一言以蔽之地下结论道:香港社会的“特征”就是一个反共难民大本营,一个反共华人超大难民营。这位一右可右到曾在联合国广场带头领呼“打倒共产党”;一“左”又左到现要为香港元朗黑社会暴力鼓与呼的民运两面人,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一切都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惹的祸!港人你既要争“不变”,那就干脆一切照搬港英殖民地模式不要变,让北京学伦敦派港督直接管治香港,新设“中央代表”君临一切,不就正遂你们要“五十年不变”的心愿?否则一切都是空谈,都将鲁难未已[11]

可此君却健忘了:他本人就是当年为躲避通缉逃港的“反共”难民之一员呢!何况当初邓小平不正是用“民主+繁荣”来彰显共产党比殖民地统治者更高明,才在《基本法》中承诺“双普选”的?不正是用这“双普选”去博取港人欢心,从而让其爱国亲中喜气洋洋迎回归的?这就正像当年毛泽东曾许诺打得天下后将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和“四大自由”的美式民主[12],去吸引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般。更何况,此君还健忘了,他不是还曾多次悻悻然地公开诉说过自己的“版权之怨”:笑蜀先生那本右派禁书,即揶揄中共叶公好龙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其实是源自此君在哈佛图书馆辛辛苦苦给刨出来的[13]?怎么,今天竟然一“左”脸就变?真是个“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14]:一忽儿右得出奇,一忽儿又“左”得可爱。

老实说,香港真“反共”的,当年还等不到“回归”就早跑光了。是你中国共产党近年来的治港路线越来越“左”,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背离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如什么《中英联合声明》已失效[15],什么制定《基本法》时最大失误是没去殖民化,……,才导致了这些当年欢欢喜喜迎回归的港人们的强烈反弹。是你河水每犯井水一次,港人内心的窝火就积压一分。这日积月累的窝火,岂有不爆发之理?

其实,一个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实行典型资本主义制度、法制独立的香港,在一个中共的改革家眼里,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可借鉴的参照系;而在一个中共“左”倾顽症者看来,它就当然是一个“反共基地”了。不错,在你心目中,“首先是一国,其次才是两制”[16]。可在他港人心目中,则首先是两制,然后才谈得上回归,尤其是人心的回归。可见,由邓小平视为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创出来的一个新生事物的这个“一国两制”[17],这本可在“一国”框架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两制”,现在却越来越成恶性互动之势了。这究竟是谁之过?谁将自食苦果呢?更何况,退后一步自然宽。毛、邓时代,任由香港这“反共基地”天天骂共产党,天不也没塌吗?

现在不是又提出要搞深圳“先行示范区”么?这还真有点错把杭州当汴州的味道了:搞了这么多年“一国两制”居然还完全没找到感觉,即完全不明白香港之制“特”在何处?竟然以为你倾举国体制,你就可以再造出一个可与香港争锋的“全球标杆城市”来。这里我可撂下一句重话:你越是倾举国之力搞这“先行示范区”,你就离你的“全球标杆城市”目标越远:即使你建起了超过世界任何城市的摩天大楼,即使你将全国的高精尖科技都堆砌到深圳,即使深圳有了当今全球最摩登城市的全部外观和全部硬件,但只要缺一样,司法独立,那就不过还是你树起来一尊泥足巨人,不过还是你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玩而已。

然而,一水之隔,两相竞争,我倒是乐观其成。竞争之花总比强扭的瓜甜美。故放手让香港自治,它干得好,供你借鉴,干得不好,它活该倒霉。届时,两相比较,或者,你就能悟出你那“举国体制”之弊差在何方,或者,深圳超过香港,一国一制岂不水到渠成?因此,今天哪有必要霸王硬上弓,搞得自己如此被动,在全世界面前灰头土脸的呢?

近来,香港频传人道灾难事件:海面浮尸、高楼坠亡、警署酷刑、狱中轮奸、……,一桩桩、一件件,充斥媒体,无日无之。这些大量过去在香港闻所未闻、极为罕见、极其反常的人间惨剧,又怎可能让港人“心向祖国”呢?

三、宣布接受“三零”即刻止损,为中美全方位准冷战釜底抽薪

目前,老美的贸易战与香港的抗争这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却要合流成同一个准冷战了。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昨天还在热乎乎地喊在口中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今天却蓦然就成中美新冷战的敌手了。究其原因,什么“老大、老二的矛盾”?什么“中国崛起已成美帝噩梦”?过得了“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关,与人家在同一经济平台上竞争,才有资格称老二,上得了人类历史发展之不同文明阶梯中那同一文明台阶,才有资格争老大。因此,这一场中美准冷战的开启,还是先反求诸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为好。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后三十年中一直走不出年年加码的维稳困境,当局的执政危机感一年甚似一年。国家的财富在翻番,执政者的危机感也在翻番。至于目前还深陷僵局的香港危机,不过是这种执政危机感的惯性运作又越过深圳河而已。之所以如此,我看是成也邓小平,败也邓小平。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乃至夺权的二十八年,是成也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败也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的话,那么,其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则是成也邓小平的实用主义,败也邓小平的实用主义。

正因为是实用主义挂帅,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自始至终就缺少一个深具前瞻力,且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国民的核心价值理论;正因为是实用主义挂帅,所以中国共产党至今仍走不出那被苏共宗教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从而无以对“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东方革命所走过的历史大弯路,包括中共自己的七十年执政史,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反省和总结;还因为是实用主义挂帅,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才一忽儿从自由主义处找依据,一忽儿又从孔孟之道去寻灵感。而无论青睐哪一种,又还都得挂一个连自己都未必弄通、也未必相信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羊头幡;仍因为是实用主义挂帅,这“摸石头过河”就摸着摸着便找不到北,以至于让那位三朝意识形态御用化妆师,给忽悠出些什么“代表”、什么“观”、什么“梦”、什么“新时代”的玩意儿,以掩饰那万变不离其宗的“中体西用”,掩饰权力与市场嫁接而产生的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腐败。

在邓小平实用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自1989年后实施的那种越演越烈的高强度、高频度、高消耗的维稳,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究竟是祸还是福?如此官民尖锐对立的治理模式,是否可让一个政权长治久安?是否可让中国大国崛起?究竟何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何为共产党人的使命?为何如今中国上上下下均无不是一片盛世景观、末世心态,越维稳却处处都不稳,尤其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不稳?为何如今墙越筑越高,心越干越散,四面树敌,孤家寡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处处动乱风潮,遍地维稳大军?总之,越想“守住家业”越呈溃坝之势。你将所有这一切都推给“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推给“境外敌对势力”,将一切批评声音查禁封堵,这究竟是一种执政的自信还是骨子深处的不自信?

请看看你的“敌对势力”、竞争对手吧:在美国,国旗随便烧,总统随便骂,你中国的五星红旗随便舞,你中国的任何节日随便庆,可谁也没大惊失色感到不稳定,反倒还派出警察帮你站岗维持秩序。就更别提人家从来不知“封网”为何物,从来不知“维稳”为何物了。什么叫自信,那才叫真正的自信。正是这种浸入全体国民骨髓深处的自信,胜过你一万个挂在嘴边的“自信”。所以,人家无需维稳,国家却固若金汤,而你天天维稳,政权却危若累卵。两相比较,才知人家创新力、竞争力所深植其中的制度定力和软实力何在了。

中华民族向来以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自强不息而著称于世。但是,她的这种优秀的民族性却被深深地窒息、压抑和扭曲在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皇权文明中了,且至今亦然。为何中国企业无法生产出自主领先的产品,中国的科技界无法展示高精尖科技创新力,中国高校出不了一流人才,……?所有这一切,其深层原因何在?人文原因何在?制度原因何在?由此可见,中美当前这场准冷战,这场因贸易争端、知识产权而起的准冷战,就绝非所谓“东西方文明的较量”,绝非所谓“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的较量”,而是、也仅是:苟延残喘而活在当代的中世纪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较量,是前现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较量。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语言来说就是:人类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之必然性中,那落后的历史低级阶段文明与先进的历史高级阶段文明的较量。这种较量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更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尤其还表现在人文人权人性人伦方面;它不仅仅是硬件的较量,尤其是软件的较量,是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的较量。

当年,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也常和美国老大闹别扭,有时双方吵架还挺激烈,以致法国竟一怒退出了北约。法国在60年代就开西方大国先河率先与中国建交,就是法国与美国别苗头的结果。可人家法国与美国的那种较量和竞争,才真正是国家利益之争、民族利益之争和文化传统之争,而不是制度之争,文明之争和价值观体系之争。因为人家双双都同属民主宪政国家,都同属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现代文明期。同样,如今的美国与欧盟、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之贸易摩擦再怎么激烈,也不会闹出一个冷战来,也是情同此理,也作如是观。

所以,我看如今这场中美准冷战还是别打了!你打不赢的!你是输在起跑线上,输在中国还处于当代文明的史前期这个软实力上。硬要扛下去,硬要打下去,中国共产党命运堪忧,中国的国运堪忧。狂热的民族主义救不了你,反而会给你挖坑埋葬你。趁这场冷战还处于萌芽状态就尽快熄灭掉它吧,反躬自省找找原因吧!良药苦口,听不听由你。为此,在这场中美新冷战似打非打之际,我给你开出一剂即刻止损、立马熄火的药方:

不要跟特朗普斗气。要充分意识到特朗普是多年来唯一的一位并不热衷于价值观至上的美国总统。别再纠缠战术、技术细节,应听进黄奇帆建言,主动宣布一步到位按“三零”原则重做经济布局,用此战略性让步,去换取美方不再纠缠历史旧账,让贸易脱钩化险为夷。仅此一条,即实际向美国人充分展示你面对全面结构性改革的自信,仅此一条,就会胜过你来我往地纠缠旧账的超150页的繁琐谈判条文。尤其是,这“三零”会倒逼中国作全面改革,从而轻装上阵,与美国展开各有所长的真正大国竞争。

我相信,中国政府只要宣布全面接受“三零”,眼下这场正蓄势待发的中美全方位准冷战便将戛然而止,中美关系也定将柳暗花明,翻开新篇章。

然而,能否走出这步棋,中国共产党可得严肃认真地权衡又权衡:千万别在此战略棋局上玩缓兵之计,玩暧昧猫腻,那将是饮鸩止渴。当年毛、邓尽管在国内政局中不乏叶公好龙,但在国际事务中则从来信守承诺,尤其是周恩来把关时期。在国际上搞坏中国政府名声的言而无信、屡屡失信,是从江、朱技术官僚治国开始的。有鉴于此,若美方提出要定期核查“结构性改革”进度,理当坦然接受。

毫无疑问,“三零”会让中国的改革开放上一个大大的台阶,正如黄奇帆所言,这相当于中国的第二次入市[18]。只要静心想想第一次入世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红利,就知道第二次入世将带给中国什么了。

不过,中国共产党得先有充分心理准备:这“三零”真要实施起来,将定会带给中国共产党以痛彻心扉的刮骨疗毒之痛。因为它将倒逼中共作全面结构性改革,即得将那早已划归“另册”而属“坚决不改”的如法制不独立等体制弊端,给重新倒腾出来提上改革议程。

不要惧怕“三零”。如果说过去是用中国巨大的市场前景而打入了西方先进工业国的贸易体系,那么今天,则是用“三零”这超常规的战略性让步,去避免中国与先进工业国的贸易脱钩,这是从今天几乎得而复失危机中的失而复得。“三零”将倒逼中国阵痛般地不仅在经济基础,而且在上层建筑方面做出一系列全方位调整,相当于对全国上上下下的利益板块洗牌重组。应当感谢这个特朗普,没有他的这个战略倒逼,中国共产党下不了“刮骨疗毒”的决心,中国也上不了大国竞争的台阶,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三零”将逼迫靠政府补贴、靠纳税人喂养的国企,从安享垄断而走向市场,在竞争中去锻炼求生存求发展,从而让中国广大人民享受到平价汽油、平价网费、平价电费、以及平价进口汽车、平价进口药品、平价猪肉等一系列实惠[19]。“三零”还会让中国一步到位地淘汰掉那些传统劣势、得不偿失、既拼能耗又拼环境的夕阳产业,从而轻装上阵地集中于那些如今全球都处于同一起跑点的新兴产业,这才叫后发优势。中国的后发优势不应仅仅停留在城市的基建外观的美轮美奂,而应把握机遇在新兴产业之高起点上起飞,更尤其应吸取资本主义文明几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去粗取精、汇集各国精华而在高起点的制度转型上有所作为,并能创造性地后来居上。可见,没有了传统产业的拖累羁绊,甩掉了那些坛坛罐罐,却又还能留在高精尖的科技产业贸易圈内,那么,充分利用好这其实是双面刃的“三零”机制,借助于中国目前全球最全的制造业存量优势,加上全面配套的结构性改革即体制转型升级,那么,一个全方位改革后的中国,岂不更易轻装起飞、岂不更能大国崛起?

如果说,当年若没有“被开除球籍”的落后压力,中国不会启动改革开放新国策的话,那么,今天若没有中美贸易脱钩的新冷战压力,这早就被赋予“改革死了,改革万岁”而踯躅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就难以迈出新步伐跃上新台阶了。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她又站在了这么一个十字路口前:

要么,接过特朗普打过来的“三零”双面刃王牌,因势利导地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科技、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全面地升级到与先进国家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文明的竞争平台,如此倒逼出来的中国,就不仅仅是什么“中国制造2025、2035”,而是“中国制度2025、2035”,乃至“中国文明2025、2035”。如此倒逼出来的大国竞争力,即以其软实力作灵魂的硬实力,才是货真价实的大国竞争力。

要么,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狂呼民族主义的口号,“御敌于国门之外”[20],替代已垮台的前苏联而重新当头,去迎击“美帝国主义”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打一场“新时代”的新冷战,乃至局部热战,从此中国将再次向西方关起大门,仅与还处于前现代文明期的非洲弟兄们去抱团取暖,去享受自己的“举国体制”优越性。

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当然可自主作出抉择。 

四、从苏版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禁锢中解放出来

毋庸讳言,在今天要改革中国,首当其冲就必须改革中国共产党,首先拿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痼疾顽症毒瘤来开刀。

在中国已连续执政七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必须正视自身的改革,或叫自我革命。积七十年执政的沉疴弊端包袱,这改革中国共产党自身,或许便是中共可避免因制度腐败而遭革命推翻和清算,可避免中华民族重蹈动荡覆辙的唯一途径了。如果说,釜底抽薪即刻止损地让冷战熄火,是治标,那么这改革中国共产党自身,就是治本了。

要改革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将中国共产党从苏版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禁锢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宗教。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这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所谓“马列主义”,不过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别名或学名而已。这被宗教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之最大特征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即那作为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基础的历史唯物论,将原本植根于这个理论基础之上,且由它派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理论及其术语、词藻,作出了全然脱离开此基础理论的、超越时空的抽象价值符号化的阐释,如将“公有制”、“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超时空的“善”;而将“私有制”、“资本主义”、“人性博爱”、“资产阶级专政”……阐释为超时空的“恶”之类。

这种被抽象道义符号化的马列主义教,一经传入中国,便与中国早已延绵数千年,且贯穿于从《礼记.礼运》[21]到“五斗米教”[22],再到“天朝田亩制”[23]那种小农空想社会主义传统一拍即合了。在如此历史传统中诞生、生存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便有意无意地、也似乎理所当然地要假“社会主义”之名,假“消灭私有制”之名,和假“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之名,而顽固地抗拒着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抗拒着更高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文明了。在中国,毛泽东奋斗了三十年也割不掉那野火烧不尽的“资本主义尾巴”;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四十年来至今也反不掉那前仆后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所有这一切,中国共产党人固然算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却也是在抗拒着历史必然性,且是如堂吉诃德战风车那样地抗拒着历史必然性。而眼下正在全球火爆上演着的这堂吉诃德战风车最新连续剧目,其片名就叫《巷战香港》。

中国共产党将这一切均说成是“抗拒资本主义复辟”。可它却万万没意识到,它这七十年来的所有“反复辟”行动本身,却统统都恰恰是是在干复辟,即在复辟着中国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满心以为自己是站在明天,站在更高的先进历史文明,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历史的进步而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可他们却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恰恰是站在昨天,站在更低的落后历史文明,代表着历史的倒退与历史的反动而声讨着、抗拒着那作为历史必然性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这真可谓:本想走进这一房间,结果却进了另一房间。又曰:通往地狱的路往往是由通往天堂的愿望铺就的。这或许就是中共执政七十年来,便不知不觉地消弭掉自己早年那可贵的反剥削反压迫的空想社会主义情操,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当年那追自由求平等、反剥削反压迫的赤诚革命初心,均化为了早被《共产党宣言》批判过之反动的“封建的社会主义[24],化为了如今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的反动行为的原因吧。

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中叶,封建社会主义在欧洲还只是一种被马克思主义所辛辣嘲讽过的落后而反动的社会思潮,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它就靠着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而在东方后发国家的革命实践中,逐步演化为一种以抗拒资本主义文明之历史必然性为宗旨的落后而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制度了。这种封建社会主义制度,是对当年新民主主义新型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和倒退,是腐朽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在“革资产阶级的命”之旗帜下的大复辟。同时,这种反动的当代封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有着自身特点的、与以往任何一种剥削压迫制度不同的、也极为残酷的新型剥削压迫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它甚至比纳粹还纳粹,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正因为它是由当年的革命的共产党逐步演化而成,故它又极具其迷惑性和欺骗性。

中国共产党如今还深陷在那个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造反-皇权复辟”的历史周期律怪圈中,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究其原因,现在回过头去看,无论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还是邓小平后来实行的改革开放,均在在地显示出,他们当年分别对马列主义教的叛逆,以及其对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把握,就还都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也正是因为没能将这种或那种对马列主义教的批判,提高到理性认识即历史唯物论的高度,所以,苏东阵营中的任何一位共产党改革家,从吉拉斯[25]到纳吉[26],从赫鲁晓夫[27]到戈尔巴乔夫[28],乃至从邓小平到胡耀邦,到赵紫阳,就都没能从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不可跨越、不可绕过也不可省略这样的理论高度,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

这固然确实表明了人类历史上任何理论的突破、任何真理的获得之难度,但也尤其表明了实践的广狭深浅制约着认识的广狭深浅。由此足见,没有“十月革命”后东方国家的革命在其实践与认识上的反反复复,没有在这实践与认识中人们所付出的沉重、甚至惨痛的代价,人类是不会轻易地摘取到金苹果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才一直反复地强调说,从列宁到毛泽东,到波尔布特,到邓小平,从而整整一代布尔什维克、老一辈共产党人,他们所走过的那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斜斜、密密麻麻的脚印,对于我辈后来者,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弥足珍贵!

然而,对于被称为“红二代”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子女们,这些诞生在打天下时代的延安,各革命根据地的四零后、以及坐天下时代的五零后、乃至六零后们,却是不能与老一辈共产党人同日而语的。这批多半属在大院中长成的一代,从孩提时代起就伴随着特权而生活。从特殊的幼儿园,到特殊的小学,再到特殊的中学,……,其大体上均与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脱离、相隔膜,大都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民间疾苦。这种在战争年代本属必要的革命队伍中的后勤保障,在造反农民那“打天下、坐天下”之天经地义的惯性思维下,便不知不觉地、一步一步地、潜移默化地演化为中共干部子弟们的一种优越感,一种特殊化,一种有别于普通平民子弟的“革干子弟”圈所特有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认同了。文革初期“血统论”的猖獗和北京“红八月”的血腥,只不过是建政后中共干部那森严的宗法等级制的两个看似偶然的露峥嵘而已。即使“红二代”中一些人,因其父母在中共权力斗争中落败而被抛到了社会、乃至社会底层,但其骨子深处的破落贵族优越感,还是深藏心底的。真可谓:“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29]

尽管在建政掌权之初,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干部队伍日益严重的特殊化,还是时有警醒的,如毛泽东当年就力主废除干部子弟校[30],还反复拿《触詟说赵太后》中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典故来说事。但由于没有制度的制约保障,尤其没有对资产阶级宪政文明乃宗法特权之天敌这一点全然缺乏自觉体认,故毛泽东的这种理想型封建社会主义,在文革中以他的“五七指示”、“斗私批修”而达致其理想闪光的最高点后,便终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在历史的必然性面前,给碰得粉身碎骨了。如今,由他和他的战友们打下的这个政权,其宗法特权之登峰造极,之腐败糜烂,已不是他老人家当年可以想象的了!是的,毛泽东当年撒手人寰时,对其理想的追求还恋恋不舍,对其理想之尚未实现更是死不瞑目。可他却压根儿没有想到,正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社会制度,才是、也正是粉碎他曾念兹在兹、梦牵魂绕、恋恋不舍,欲去还留的那个“大同”理想的真正杀手。总之,毛泽东用自己右手所建立的这个一党专权制度,打倒了他用自己左手所树立的社会大同理想,并在自己溘然长辞时,也未弄明白这春蚕作茧自缠身的个中缘由。

因此,现在,历史已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应提出“东方共产党人领导新型资本主义制度”理论来的时候了。其实,这个理论不过是当年马克思提出过的落后国家共产党人参与资产阶级革命论[31],列宁提出过的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论[32],与毛泽东提出过的新民主主义论[33] 的继续和发展。可是,这个由此及彼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即东方后发国家共产党人不仅要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还要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整个国际共运,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却花了整整一百多年才得以获得,且还至今为不少左派、乃至整个“毛派”或“马列毛派”所难以接受和难以承受。

毫无疑问,这个理论当然是对列宁和毛泽东“两个革命衔接论”的扬弃,是对“东方落后国家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这一理论[34]的扬弃,因而,它就绝非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简单复归,或毋宁可将其视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乍一看去,这好像又回到了原点:怎么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后又再回头去搞新民主主义?但实际上,这种看似的历史回复,不过是历史在经过一个螺旋后于一个更高历史阶段上的否定之否定。因此,它绝非是新民主主义的补课或资本主义的补课,而是在一个全新历史高度,全新历史视野上对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的重新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历经七十年执政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之后,对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对科学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

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共产党人在特定的时空干资产阶级革命、干资本主义制度,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相反,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那种不分任何时空地“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资产阶级”,不分任何时空地干“公有制”,干“社会主义”,干“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却恰是将那原本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上升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又在东方革命的实践中重新沦落为空想。所以,违背人类历史规律、由国家机器而强加于社会的任何“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就不仅谈不上一丝一毫的制度优越性,反而会带给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空前的浩劫。

所以,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们一再重复干下的那种与国家暴力机器相结合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与圣西门[35]、傅立叶[36]和欧文[37]们早年所干的那种袖珍型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由于深陷苏版马列主义教而不自知,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批判力,所以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就只能在要么邓小平,要么毛泽东之间摇摆,亦即在邓的改良型封建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理想型封建社会主义之间摇摆。这就是多年来我们已熟悉的中国政坛纠毛必推邓;纠邓必返毛的现像。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便根本谈不上顺应历史潮流,因势利导地自觉驾驭那个绕不过去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既不能融入并驾驭其市场经济,也不能融入并驾驭其宪政民主,更不能融入并驾驭那多元文明了。这样也就当然谈不上登泰山之高,观来去风云,谈不上站在毛、邓那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了。

同样毫无疑问,这个理论的突破,当然不可能发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营垒。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与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文明阶段,因而也就自然会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课题。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生活于典型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时代,而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却生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所以,东方后发国家中的共产党人执政后所面临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包括对“十月革命”以降东方革命所走过的历史大弯路的反思,就只能发生在东方马克思主义营垒,或毋宁说它只能是一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迖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38]

是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必然阶段,我中华民族是不可能省略、绕过和跨越的。因此,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看来,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即成功地夺得国家政权后,实际上还将面临着一个相当长的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的历史必然性,绝不可能因为共产党人夺得国家政权而消失。在这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与不受监督的执政党因国家政权的腐蚀而蜕变成的宗法专制特权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同反动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升级版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与封建社会主义路线之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共产党彻底蜕化变质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新生剥削阶级和新生压迫阶级的危险性,存在着反动而腐朽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在“革命”的名义和“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大复辟的危险性。

所以,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就理所当然地要以这升级版的新民主主义为旗帜,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就理所当然地要以这升级版的新民主主义为其基本理论了。这个理论之所以能成为凝聚我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内在地包含了如今在中华大地上严重撕裂地存在着的左派和右派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既坚信并坚守资本主义市场、宪政、多元文明之必然性不可抗拒;又绝不否定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道统和法统;同时,它还凝结了当下中国的左、右派之间可说是少有、甚至是唯一的高度共识:如今中国这种特权与市场沆瀣一气的高压维稳治理模式,已一天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由此可见,从马列主义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主义,回到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以(东方)马克思主义为旗帜来改革中国共产党,再造中国共产党,就已势在必行了。

五、自由主义可以是革命的理论却无法成为改革中国共产党的理论

当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必然性高度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时,自由主义也正从其抽象人性论出发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在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应实行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符合人的本性;中国应实行宪政民主,也因为宪政民主符合人的本性;中国应实行多元社会,还因为多元社会符合人的本性。总之,历史可变,人性永恒。

诚然,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所一直奉为圭臬的马列主义教,及其相应的封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当的批判力度,也有着某种历史正义性和道义制高点。但是,鉴于自由主义那抽象人性论和永恒正义观,故它便很难理解历史由此及彼演变的内在必然性。自由主义不承认任何“好”“坏”“正”“邪”,均无不是在特定的历史必然性中生成、演变和转化的,不承认在特定时空下的“好”,可以转化为另一时空下的“坏”,反之亦然。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眼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这么“坏”,那是因为它从来就“坏”,一开始就“坏”。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引用《共产党宣言》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开篇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并还挖出马克思早年的那些借助希腊神话抒情的浪漫诗歌语言中的“魔鬼”、“恶魔”等词藻,来可笑地“雄辩”证明马克思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恶魔[39]

如此一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先天地、内在地完全否认共产党自身有其演变可能性的理论,又怎么可能成为变革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理论基础呢?因为“改革”、“改革”,无非就是寓“革”于“改”、寓质变于量变之中。改革的政治学意义,无非就是不改变其法统、道统的变革,或从特定法统、道统中生发出来的变革而已。换言之,共产党改革之不言而喻的含义就是:让共产党新生,让共产党变得更好。可自由主义又恰恰在其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层面,断然否认了这“好”与“坏”有互变的可能性。这就是自由主义与中共改革理论内在地存在着的一个悖论。此其一。

其二,按照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和“利益最大化”理论,就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古今中外就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给自己挖坑以埋葬自己为宗旨的改革。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性经济人”逻辑,就绝不会是去干那种将会导致自身垮台遭清算的改革。从而,把中国共产党判定为只会拼死抗拒任何改革也才符合自由主义的逻辑了。如此一来,这个先验地将中国共产党内定为不可改革的自由主义,又怎么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的理论呢?

所以,自由主义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无法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年,赵紫阳智囊库中一大帮文人,总是试图从自由主义视角去解读共产党改革开放,而最终走不通的原因;也是当年八九学生的“黑手”们试图用自由主义去引导学生们与共产党对话无法成功的原因;还是多年来自由主义总是只能在大学校园内,在知识菁英圈中活跃,或即使在改革话语中,也总是只能从工具理性角度偷运一些自由主义术语给中共的改革开放国策打打补丁的原因。

可见,你要坚守自由主义么,那你就别谈什么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要谈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么,你就只得摒弃自由主义了。质言之,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它可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却不可能是共产党改革的理论。它可以用来打倒和清算中国共产党,却无法用来改革中国共产党。哪怕是自由主义中最温情脉脉的“党(君)主立宪”论,其前提也无不是要中国共产党改换门庭而改信自由主义。

因此,在如今的中国,唯有战斗的历史唯物论,唯有科学的批判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才既可以是今天中国革命的理论,也可以是今天中国改革的理论。东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列主义教和封建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是尖锐的,甚至是摧枯拉朽的,但它却给因制度性腐败而几乎整个地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和再造,指出了浴火重生和凤凰涅槃的道路和希望。

此外,从更深一层来看,其实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教,二者恰恰在其永恒价值观上,有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二者都反对历史有其自身的必然性,都认为任何价值观都是永恒的、抽象的。正因为如此,前者不能理解当年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及其价值观在彼时彼地中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后者则不能理解资本主义文明对于此时此刻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正因为那病入膏肓的永恒正义价值观,使得自由主义对中共大张挞伐的批判,常常便不能不陷入首尾难顾、自相矛盾的窘境。譬如: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大都无不热衷于攻击马、列、毛的“个人人品”(其事实姑且100%为真),却矢口讳言华盛顿、林肯、马丁等人的“道义瑕疵”。似乎中国自由主义者今天之对共产党领袖视若寇仇,并非是由于这些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及其政治实践,而是因突然发掘出来的其人品有亏所致。再如: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大都卖力攻击列宁拿德国人的钱和毛泽东拿苏联人的钱(其事实姑且100%为真),有人还延烧至孙中山拿日本人的钱,因而就是“卖国”、“间谍”之类。但这帮君子却选择性地无视蒋介石也曾拿过美国人和苏联人的钱,以及蒋经国曾经是苏共党员一类事实,尤其无视自己今日一边大骂共产党拿外国政府的钱,一边自己却为争拿美国或台湾的钱而打破头,并还一天拿不到就抱怨连连,……。还有,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向来对中共说的任何话都不信,但唯独对它自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这话却深信不疑。因为中国自由主义总是拿中共理论与实践的谬误,来证实马克思主义的谬误。此外。当自由主义者一口一个“马克思主义是外来邪教”时,他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简直与中共说“西方普世价值是外来异端邪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在这些绝妙的讽刺画背后,均在在显示出任何永恒正义观、抽象人性论那无法解脱的自相矛盾。仅此便也充分地证实了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教,二者在主张超时空的善恶观,超时空的抽象价值观上,其实是如出一辙的,差别仅限于二者处于左右两极,因而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诚然,正是在当代中国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节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其政治主张上存有某种重合点,故二者完全可以是这一场伟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军。但是,在承认这点时也必须清醒:今天中国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来主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政党)来主导,中国之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在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趋势、结局、后果、展望……等诸方面,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

因此,对于今日中国的制度转型,就要么是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其过程多半是有序的,其结局终将导致中共凤凰涅槃、其法统道统得以存续的渐进转型,要么则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政党)所主导的,其过程多半是疾风暴雨似的,而结局多半会导致中共遭清算、党史遭否定的激进转型。前者若成功,无疑会给东方后发国家由前现代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平稳制度转型,创建出一种全新的可操作模式;后者若成功,则意味着东方后发国家的制度转型之路,就还仍得沿着传统的制度转型模式来进行。

二者必居其一。

六、中美准冷战之酝酿与开启在于制度文明战略判断而非战术枝节

自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共产党那个曾几何时还一再挂在口头的“政治体制改革”,便逐步淡化、虚化了。或许,这由邓、胡、赵当年信誓旦旦倡导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今已被划归“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40]了吧?中国共产党今日之顽固拒绝自身改革,固然有其在意识形态上受制于马列主义教的原因,但归根到底,则更受制于中共特权阶级自身那既得利益的羁绊。

在中国共产党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面前,毛泽东当年那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文革暴风骤雨失败了,邓小平那种叶公好龙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失败了。自“八九”以后,由江泽民腐败治国和胡锦涛无为治国而累计下来的制度性腐败,如今更是尾大不掉了。今天,习近平是既继承了毛、邓两个时代的正资产,也背负着两个时代的负资产。如今中共党内是人人皆腐,反腐者本身亦腐,甚至更腐;不腐者在中共干部生态圈中已属异类、难以存活。不仅如此,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还被输出国门,在国际交往中大行其道。如果说,习近平当初大刀阔斧的反腐,还曾带给人们一线希望,可几年过去,人们对这个执政党还有救却更失望了。这个失望,与其说是针对个人的,不如说是针对制度的。换言之,中国共产党若找不出一个可从制度本身具备抗腐、反腐、制腐的内在功能这样的制度模式和治理机制,而仅靠自上而下地纪检监察反腐,那是断然无法让中国产生出一个中国共产党一直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制度优势”来的。而如此制度性腐败,如此腐败性制度,又奢谈什么“大国崛起”和“大国竞争”?!

中共执政七十年,“十月革命”以降100年,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政治制度,这个号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治制度,至今却筛选不出一个能长治久安的良性运转治理机制,至今官员权力只来自上峰任免而老百姓对此毫无发言权,至今也拿不出一部官员财产阳光法来,至今还有个什么“妄议中央”罪,……,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说是这个制度最大的失败。

反观人家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可以轮换,但制度却经得起风浪。即使从最纯粹的工具理性着眼,人家那种经几百年筛选,完善、成熟而从权力制衡中去求得自身制度稳定的治理机制,难道就不值得今天一直被“维稳”给压得苦不堪言的中国共产党,好好去研究、借鉴一番吗?

因此,要改革中国共产党,除了在意识形态上要回到历史唯物论,为中国重新出发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正名,为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即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正名,用以解除其意识形态紧箍咒,来一个再次思想大解放以之外,就还得有的放矢地针对中共自身已尾大不掉的家族式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找出一种既能有免遭清算之虞以减低内部改革阻力、又能根治其制度性腐败癌变的可操作方案来。

针对专制特权阶级既得利益的解决方案,历史上有改良式的英国天鹅绒革命模式,也有以断头台开路的法国大革命模式。不过,这里既然是在谈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那当然也就是在讨论渐进可行的改良方案了。然而,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中国是多有人看到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却鲜有人看到革命与改良的联结:没有革命的外部压力,又哪会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换言之,即使无革命压力的内部自发改良得以发生,也定会以失败而告终。1898和1989,同样是夏天,同样是北京,同样是垂帘听政者对变法的始乱终弃,同样是用人血为政治体制改革画上了句号。一个世纪过去了,除了剪掉辫子,长袍换成西装,中国就仍还在“中体西用”的泥沼中挣扎轮回。究其原因,我看是要么革命全盘否定改良,要么改良又全盘否定革命。

被“告别革命”论与“和理非”[41]拜物教所大加赞美的英国君主立宪,哪会是如其描绘的那般如跳华尔兹似的惬意?相反,这场发生在330多年前且开启了世界新纪元的政变,恰恰是充分借助于外部军事压力而引发内部变革成功的一个典型范例。1688年11月,英国议会中的“带路党”们,暗中写信“勾结”外国(荷兰)派大兵压境,逼宫国王詹姆斯二世逃亡,致使变革得以成功,并旋即提出了著名的《权利法案》,宣示限制王权,保障民权,史称光荣革命。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当然从不放弃革命,但作为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更从不轻言革命。所以,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就主张:革命与改良均为当代中国制度转型总战略的组成部分;革命是绝不能如同加工产品那样,靠着“革命”图纸依样画葫芦给定制出来的;任何革命的发生都必须仰赖于革命危机的形成;而革命危机则稍纵即逝,并只青睐那些平时有备而来者;革命促改良,改良续革命,革命与改良各有长短,彼此互补,相得益彰[42]

因此,在革命危机正在形成而尚未到来的今天,在政治危机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改良作它决不放弃的最后一次冲刺,焉知就不是此其时也,焉知就不会好风凭借力,送它上青天?

我有时想,我这二十多年来一直不厌其烦、不断重复说过的那许多改革和再造中国共产党的话,非到“沉船”之时,恐怕是不会被听进去的。时至今日,在这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危机已联为一体,冷战火苗业已点燃,乃至台海热战也非可望而不可即的时刻,我想站出来再说一次,如下基于马克思主义框架的治本方案,即可避免共产党被清算的中国宪政民主之制度转型,若中国共产党再听不进去,不仅马克思救不了你,上帝也救不了你:

第一:别玩火,尤其是别在台海玩火。否则,中国共产党不会再有自我救赎的机会。

第二、香港尽快软着陆,只要不分裂,其余都好谈,包括(真)双普选,100%地兑现自己曾宣示过的各项政治承诺。

第三、用一揽子接受“三零”的战略让步,去换取美国贸易战熄火,以避免中美、中西贸易脱钩。

以上三条当然仅是为赢得治本时间的治标。不过中美贸易战的搁浅,中美准冷战的开启,乃至可能的热战,其原因均在于战略判断而非技术细节。故只有对关系全局的治本把准了脉,治标也才有其意义。

第四、认准中国现今的社会性质。治本的大前提是要对中国现正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哪一个历史阶段,即中国现阶段社会的性质,有着清醒而准确地把握。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根据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目前的制度模式与西方制度模式的竞争,就绝非是什么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而不过是早该走入历史的封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这个封建社会主义制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整整一个时代,它是传统宗法专制皇权社会的一个变种,由造反农民革命军所建。正因为如此,也仅因为如此,才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性,才构成了“中体西用”老皇历必须废除的必要性。

由此可见,这个基于唯物史观而对中国如今自身所处时代性质的准确判断,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也是全部改革开放的应用理论和操作理论得以发生、得以存在、得以合理的基本前提。因此,它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基本理论的奠基石。

这个理论前提异常重要,因为是否有此认识判断,是检测中国共产党是否冲破马列主义教,是否回到马克思主义之再次思想解放的最显著标志。

第五、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利益死结解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矛盾是:既要统治者自己实施由上而下的改革,而统治者基于其利益机制,为避免可能的清算又自然会拼死抵制改革。如此,又哪会产生体制内、尤其是体制上层的任何内在改革动力呢?事实上,其消极抵制已算是最温和的了。譬如,取消按干部等级配给的形形色色的特供和医疗特权,仅此一端,就会触动多少官僚的特权利益?就更别说公示财产了。可见,既然制度转型的改良只能自上而下由统治者来发起,那么,在体制外革命压力已日益增大、日益逼近的形势下,排除来自统治集团内部对改革的阻力,以分化统治集团,就显得必要而迫切了。因此,既要改良,就必须为统治阶级因担心转型后必遭清算的预期及其抗拒这样一种利益纠结解套。

中国自由主义者常热衷于呼喊“转型正义”。譬如那位民运首席蹩足理论家,就成天把个“转型正义”和“清算”喊得震天价响。但是,除非你拒绝任何改良,倘如此,没话说,当你干革命打败了中国共产党,就当然随你的便,你想怎么干清算行正义都行。可此君恰又是民运中反对革命、唱衰革命的第一人。

而在那边厢,中国共产党也愈来愈顽固地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禁止谈论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视人权、民主、自由、法制、多元为洪水猛兽了。诚然,有担心制度转型后遭清算这一心结,也并不奇怪。可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这不过是处于制度转型期所有极权专制者们的共同心态。不错,鉴于中共自八九后,贯彻强力维稳国策,官民矛盾越积越多,官民关系异常紧张,故官方除了维稳强压之外已别无良策。这或许就是当年在著名的莫干山会上大出风头,曾有着“改革四君子”雅号的王岐山,在以改革派面目进入体制、并升到高层后,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要以“改革派”身份反改革,歪解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用以为十八大之后“不该改的坚决不改”论来定调的一个原因吧?这也正印证了社会学中的那个“屁股决定脑袋定律”。更何况,台海彼岸还正在上演着国民党放权后却招来党产清算的活报剧呢!

可见,就改良或改革而言,光会喊“转型正义”,就未必来得了正义;而可操作的制度转型本身,才更可能体现正义和实现正义。

有鉴于此,改革治本之可操作方案的第一步,就是基于利益机制,为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死结解套了。这解套的大原则是:兼顾朝野利益平衡,摒弃朝野零和游戏;解套的根本目的是:变改革阻力为改革动力,重启那已被搁置许久的政治体制改革,迈出制度转型的第一步。

第六、在政治层面,转型的民间利益为:专制集权必须中止,权力制衡必须开启;而官方的利益则为:中共政权合法性不容挑战,中共革命法统、道统不容否定。

为此,零和游戏便是:要么民间借助战争危机而爆发革命,彻底清算共产党,一切重起炉灶;要么官方则不断增大叠加维稳强度,不惜一切代价严防死守拼命扑灭革命火苗火种以维持政权,维护既得利益。

而兼顾利益平衡的改革方案则为:将资产阶级经几百年筛选出的那成熟的权力制衡宪政机制,借鉴地、改造地引入中共党内,为我所用,以完善共产党的领导,使其能胜任领导中国的制度转型。这就需要有步骤地开放党内的政治派别竞争合法化,以首创出一种迥异于马列主义教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制度模式:它既能保证权力的有效制衡,又能避免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那种混乱、无序的制度转型;进而能以此新型宪政模式,后来居上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旧式宪政模式,展开处于同一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之制度文明的大国竞争。惟其如此,中国才可能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转型,作出成功的样板和表率,拿出自己的“中国方案”。

七、去粗取精地将宪政机制引入中共党内开放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

第七、自8964邓小平停止了胡耀邦、赵紫阳所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底层民众的“怀毛”热,便从大江南北悄然兴起,不胫而走,愈演愈烈,席卷全国,并日益蔚为壮观了。

如果说,当年刘少奇的治国理念因其一直受到压抑,而未能充分地以某种完整形态展现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治国路线,则在这后三十年的中国,有着它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于是在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便终于已可以同时摆放着毛路线和邓路线,摆放着这样两个比较完备的不同的治国理念,这样一左一右的治国参照系了: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它们分别的发生、发展、鼎盛与衰退;它们各自的成功、徘徊、经验和教训:毛路线以反右见长,邓路线以反左起步;毛路线重理想、邓路线重实际;毛路线重公平,邓路线重效率;毛路线重工农,邓路线重菁英,……,二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惩罚、又互相补充。

不过,仔细比较一下毛路线与邓路线,便不难发现,其实双方均各自含有部分的真理。然而,在过去七十年里,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两条路线中的任何一方,却都有着一种将自己手中的那部分真理无限放大,且推向极致的内在冲动。当年,“反右运动”撤掉了右派制动阀,毛路线便开始了那一路狂奔的全国全面大跃进,直到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和大面积的饿死人,才被迫停车,被迫调整;而如今,“粉碎‘四人帮’”后,打掉了左派的制约,邓路线更畅通无阻地走向特权飙升、公费奢靡、官民对立、天价维稳、……,直到眼下已动摇党本国本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通体腐败,才被迫重提“历史周期率”,被迫承认“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

如果说,当年好高骛远的毛路线一路反右下来,恰好为低调务实的邓路线奠定了党内外民意基础,那么同样,今天实用主义的邓路线发展到极致,难道不也正在为持平民主义的毛路线卷土重来,创造着党心民心前提?

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解放”之初的毛路线,还是“第二次解放”后的邓路线,在它们分别登台之初,又都的的确确在相当程度上是凝聚起国人共识,激发起了全国民气的。至于曾经生气勃勃的毛体制后来竟然走向了民生凋敝;当年痛定思痛的邓体制如今竟然走向了官权腐恶,应当承认,这些却并非毛、邓之初衷,亦并非中共体制之初衷。那是一步一步的短期实用需要,一步一步的操作惯性使然而成。

如今中国共产党需要深入探讨的则是,究竟是一只怎样的看不见的手,使得中国共产党这左、右两条路线、两种本可互补、互惠的治国理念,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两位政治强人之良好愿望的反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共性,使得毛、邓两种体制均殊途同归,竟然都徘徊在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和洪秀全们均逃不出的周期律边缘?三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三十年即走向当初良好愿望的反面,这说明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以及他们分别所带领的两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治党治国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上,一定还存有某种内在的、尚待探索揭示的缺陷。

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当他们一派独大时,就都往往是非理性的、疯狂的、甚至是穷凶极恶的。只有当两派势均力敌、且相互制约时,双方才可能是理性的、通融的和审时度势的。所以,今天我辈反思回去便可看到,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只看到了异端思潮、异端派别对于政令之碍手碍脚、效率不彰的消极面;却从未体认到异端制约还有着促使体制自我纠偏、自我止损、从而让系统获得自我更新之整体优势的积极面。由此我们便完全可以这么说,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均不无严酷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前后这两位政治强人,当年都因噎废食了。

所以,不是别的,正是由于没有制约、尤其是从未建立起一种体制的制约或制约的体制,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内的毛、邓两条路线,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即使其各自毫无偏差地按照最初所确定的同一方向运转下去,这运转的惯性和惰性,也会毫无阻碍地、甚至越来越加速度地将其带向极端、带向反面。历史也确实证明了毛、邓两条路线,及其中国共产党的这左、右两种治党治国的政治体制,均最终走向其初衷的反面而给人民带来了苦难。这可说是毛泽东、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最大的失败。

不错,在文革后期,人民怀念周恩来、怀念彭德怀、更怀念邓小平。至今还有人不时提起当年在树上挂上一个小瓶,来表达“树小平”的意思。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当年“怀邓”的最高潮。乍一看来,这中国老百姓一忽儿怀念右倾的邓、一忽儿又怀念左倾的毛,还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其实,对于中国人民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社会心理,只要稍加抽象就不难看出,无论人民当年的怀念邓也罢,还是今天的怀念毛也罢,其整个社会心理的运行逻辑与运行方向则完全是同一和恒定的:它不过是中国老百姓以自己素朴的直觉方式,无论是此时此刻还是彼时彼刻,均在殷殷期盼着体制内能有另一种健康力量,站出来对当今或当时的苛政有所制约罢了。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民昔日的“怀邓热”与今日的“怀毛热”,其思维逻辑其一丝一毫也不矛盾。因为,这种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执政史上几乎是带有周期性的社会现象,岂不正好反映出权力制衡之历史必然性,正通过人们对体制内这种或那种非主流派寄托怀念、寄予希望这种历史偶然性,而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吗?

前两年,互联网上曾发生过一场号称团中央与任志强的大战,其围观者众,评论者众,蔚为壮观。其实,这场“大战”辩论的主题本身,却是异常严肃的。它涉及有关共产主义理想与今天所面临现实的矛盾;有关作为中共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3]和时下三令五申的“不准妄议中央”[44]、乃至“反党”的矛盾,……。但很可惜,这场原本极为严肃的事关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大辩论,却被人为地强压下去了:双方都删除了各自的辩论文,且任志强还被中央网信办强制封了微博号。

其实,通观双方的辩论,实话说,共青团中央一方对理想信念的强调,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不可谓不执着不真诚;而任志强一方对现实问题、乃至现实与理想关系的思考,则不可谓不尖锐不深刻。若再联想到今日中国体制内外的左右派之间,常彼此视若寇仇的隔空喊话或叫骂,倘执政者改变一下思路,即与其如今天这样按住葫芦起来瓢地硬性压制,还不如因势利导借鉴地、去粗取精地、改造地引入人家历经几百年而成熟的那种稳定手中政权的宪政制约机制,让党内实难避免的不同派别从地下走上台面,允许党内派别合法化并竞争起来,这岂不比今天一个国庆大阅兵就弄得全国鸡飞狗跳,如同临战体制地防止党内政变而来得更轻松裕如吗?

更何况,作为一个经济前沿实际操作者的任志强,作为一个勤于联系实际思考的共产党员任志强,尽管他对共产党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苦苦思索,还没有上升到“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理论高度,还没有得出“那原本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上升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却在东方的革命实践中又重新沦落为空想”这样的理论结论,但是,实话说,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考,在他的几篇辩论“大炮”文中,则已是呼之欲出了。

可是,在中共党内,又有多少这样在不倦地探索着、思考着的共产党员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把这些积极思索着的党内菁英视为党的宝贵财富,而硬要祭出一个“妄议中央”、“团团伙伙”的不伦不类罪名来压制他们以堵塞党内言路呢?就更别说党内派别合法化的竞争机制一旦开启,还理应最大限度地将体制外众多勤于思考的批评声音吸纳到党内来,为一个改革、再造后的中国共产党,能胜任地领导中国的和平制度转型服务了。

是的,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新一代人面前的,已经不是去争论毛泽东或邓小平,左倾或右倾,毛路线或邓路线,谁个正确、谁个高明这一类比较低档的问题了;也不是要对中共党史、乃至国际共运史,就一定得采取或虚无、或掩饰的两极选边站态度了;更不是要去追究任何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共领导者的个人历史责任,就像如今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中国的右派们都热衷于干的那样。而是要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用历史必然性的视觉,去检视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之前、后两个时期所走过的历史轨迹,让毛路线与邓路线,党内的左派或右派,能从过去那种有你无他、你死我活之内耗恶斗的低级版本,尽快地更新升级到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高级版本上来;是站在毛与邓均不无悲壮的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扬弃毛邓又超越毛邓。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

第八、诚然,启动中共党内派别竞争合法性的制度转型第一步,这对于民间营垒,当然是远不解渴。但它却总比停滞惰性、停滞惯性要强吧!常言道:不怕慢,就怕站。既已起步,就有起步惯性,安知它就是龟步?尽管执政党内的派别竞争并非政党轮替,但你能否定它已是某种权力的制衡?你能否认体制内竞争就与体制外不会构成某种互动?更何况,它毕竟为东方后发国家的艰难制度转型,又提供了一种可予观察、测试的新型模式。所以,双赢并不要求一步到位,但却亟需便捷起步和尽快起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也仅从这种意义上,难道中共党内的派别竞争合法化,不构成启动中国民主宪政制度转型的一个捷径?

这一步之于官方,无异于颠覆祖制,颠覆马列主义教的教条。但它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的法统和道统,却未构成一丝一毫的挑战。因为党内无论哪派掌权,都还是共产党政权,可又的的确确不是原来的那种权力无边、不受制约的共产党政权。由此可见,共产党仅仅迈出这一小步,便可换来不再成天坐卧不安地担心被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搞政变;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共七十年来也未解决好的最高权力转移危机;就可立竿见影地让维稳压力疏解一大半,不再是“敏感日”越来越多,365天都疲于奔命维稳,又何乐而不为?

更何况,用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作为凝聚左右共识,消除左右撕裂的旗帜,用中共党内派别竞争的合法化,作为中国启动宪政制度转型的第一步,用以代替那种一步到位的政党轮替之震荡式转型,这对于官方而言,可免除其转型后将遭清算的抵制心结;对于民间而言,则总算找到一种能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受阻瓶颈的可替代方案。

不过,即使是在体制外强大革命压力下由体制内部开启的这个制度转型,既然是一种利益互动、利益交换和利益平衡的结果,既然互动双方,均有得有失,且综合平衡后均得大于失,互利共赢,那么,这转型的起步,转型的过程,转型的结局,就不仅是官民双方的承诺,而且是双方的契约,更尤其是有国家机器强制力为后盾的硬约束契约。这便意味着,这转型本身也需要一种特别的转型法律来规范了。如此,任何一方破坏该契约、该法律,便将意味着转型的失败,改良的失败,官民合作良性互动的失败。如此,社会便或将复辟极权,或将走向动荡。

第九,将宪政机制改造地引入中共党内,实施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必须思想解放和赢得主动地把为“篡党夺权”案的平反,提上中国共产党的日程——这包括了以其它种种罪名,尤其是以“贪腐”罪名而定下的各类“篡党夺权”案——以缓解党内外的紧张局面。至于确实具有的贪腐行为,则纳入常规的党纪国法处理即可。

毋庸讳言,如今中国的第一大“篡党夺权”案,当然就是薄熙来案。薄熙来明显是因为不同的治国理念、不同的治国抱负,以及不满于中共党内最高权力的非竞争上位模式,而落下罪名,身陷囹圄的。中国的不少自由主义者们当年为薄熙来的锒铛入狱拍手称快,这只能表明他们自己常唱在嘴上的那个“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45]之信念,仍属口是心非,叶公好龙而已。

中国共产党正在走着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因而倘若党内没有思想、政治、路线分歧,那是不可思议、也不现实的。中共建党已近100年,可至今也没能建立起一种正常的、规范的、可操作的机制,来解决党内必不可免的思想、政治、路线分歧。多少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当年的血雨腥风都走过来了,但却因建国后的思想、政治、路线分歧,而纷纷倒在了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下,倒在了党内没有正常的健康的路线斗争机制之下。过去,在毛泽东时代,由于缺乏良性互动的解决党内分歧的健康机制,这类分歧就往往被简单化地用“阶级斗争”来代替了;而今天,则同样是因为没有良性互动地解决党内分歧的健康机制,于是,这类分歧便被简单化地套用“反腐斗争”和“刑事犯罪”来代替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教训。须知,党的领导人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那么,在这种体制下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最高领导人自己——是安全的。所以,那种一元化思维,不准妄议思维,就最终会导致不仅压迫“反动阶级”、“敌对势力”,而且还压迫自己人,压迫红二代,压迫党内同僚,压迫不同意见,最终弄得党外万马齐喑,党内鸦雀无声。可见,这哪是什么三个、四个自信,其实是三个、四个玻璃心,一碰就碎,还碎一地。

诚然,薄熙来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抱负,仍囿于马列主义教,仍未摆脱封建社会主义的禁锢。但几年的秦城幽闭,或会让他对这个教条,对这个制度有所反省,或会让他从自己所亲厉的“党比法大”之无法无天的遭遇中,体察到他自己也曾在重庆的无法无天需要反省。须知,当年的毛泽东,当年的邓小平,均无不是在落难罢官赋闲期间,分别对当时正盛极一时、且自己也曾不同程度上参与过的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所反思,有所省悟,才萌生出后来其分别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改革开放来的。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任何人,坚持任何治国理念,哪怕是斯大林主义,哪怕是回到毛泽东,哪怕是坚守邓小平……均不可怕;哪怕他过去和现在也犯过、或正在犯着“左”或右的错误,也不可怕。中国共产党只要改造地引入了宪政的权力制约,就自然而然地能比较、筛选出较为切实可行的转型机制、转型步骤和转型路径,就自然而然地能使得任何施政均不可能走向极端。因此,只要有了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党内政治生活才会正常起来,整个政坛也才会活跃起来,顶层错误也不可能犯得太大而难于纠正了。

总而言之,在今天的中国,从竞争求长治久安,长治久安存;从一尊求政权稳定,政权稳定亡。这无论对于体制内外,均无不适用。

八、能在畅通无阻信息挑战中屹立不倒的共产党才是真共产党

第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来看,党内派别竞争从来就属天经地义。当年,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就同时存在着马克思派、布朗基[46]派、拉萨尔[47]派、蒲鲁东派[48]和巴枯宁[49]派。马克思当年盛赞过的巴黎公社,也由布朗基派、蒲鲁东派、自由主义共和派、乃至雅各宾派组成[50]。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同时合法地存着埃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并各自办有自己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彼此竞争。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也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长期合法并存,且一度也各自有着其机关报《前进报》和《火星报》[51]。尤其是,这一党内派别合法化的传统,一直为社会党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继承并沿用至今。

资料显示,至少在中共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有鉴于缺少制约机制去阻止那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疯狂政策之惨痛教训,中共曾正式议论过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据邓力群披露,毛泽东在会上就明确地说到:“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52]文革中也曾盛传过毛泽东的一条看起来“近乎黑话[53]的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54] 至于后来中国共产党为何终于没能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存在,这可以让党史专门家考察去。但以上这些史料最起码已可证明,开放党内多元化,允许不同派别在共产党党内合法存在并竞争,就并非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相反,只要摘下“左”倾机会主义的有色眼镜,思想解放一点、脑子开明一点,就会明白:它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而已。

第十一、将宪政机制变通地、改造地引入中国共产党,让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政治也就自然要求公开透明。为此,作为对境外不同声音进行封锁而建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柏林墙,就自然而然显得多余了。

中国政府首创了“网络主权”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国际法含义引发极大的争议,但只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这个视角,从人类发展各历史文明阶段的演变史这个唯物史观视角去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个“网络主权”本身的历史文明意义了。换言之,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现代史前文明与现代文明本身在当代世界同时并存,从而致使那史前文明也要透过当代国际法这一途径,顽强地表现自己罢了。换言之,所谓“网络主权”,不过是尚处于现代史前文明期的国家,要在当今信息互联网社会这种现代文明中,为求其史前落后文明不甘退出历史舞台,而在当代国际法体系中争夺其话语权而已。

然而,从改造中国共产党这一治本目标模式来看,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无须对互联网上多元声音作任何封锁,而能在畅通无阻的信息挑战中仍屹立不倒,并能竞争和发展的共产党,才算得上是真共产党;无须对互联网上多元声音作任何封锁,而能在畅通无阻的信息挑战中仍屹立不倒,并能竞争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才有资格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必须在一个完全不封锁互联网多元声音的环境中站得住脚,那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这对于长期习惯了在一元化封闭生态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谈崛起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挑战,甚至是命运攸关、生死存亡的挑战。从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之起起伏伏的教训来看,从中美冷战、热战若开打将决定中国共产党之命运的意义上来看,倘无开放网禁的背水一战,倘无在开放网禁中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共产党是断难治愈其沉疴痼疾,断难凤凰涅槃的。

封锁互联网,固然是为封锁不同声音,但尤其是为封锁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既包括现实真相,亦包括历史真相。中国数千年的宗法皇权文明史,就有过为尊者讳、为贤者隐、为亲者避的古老传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建党已近百年,执政也近七十年,在当年打天下时期,因彼时彼地的政治斗争需要或判断,与现今中国共产党所鼓吹和宣传的调门大不一样,乃至正好相反;或因地下斗争、军事谋略的需要,也自然干过许多声东击西、纵横捭阖、打进去、拉出来的事,当时需要保密而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或执政后以“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写的”这种心态,去撰写出的大量党史、革命史、战争史和执政史、……,所有这一切,在今天这个信息开放、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其史实的真伪辨析和解读,便当然统统都得面临极为严峻、甚至是空前的考验和挑战了。

过去,在毛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特权,除物质生活上的那明细而森严的等级制外,还有精神生活上的等级制。这就是所谓“内部发行”的灰皮书、白皮书、蓝皮书和黄皮书、……之分。今天这个信息特权的享有,又是以能否乃至多大程度上可上“外网”来体现的了。其实,“外网”这称谓本身就很有意思,它不言而喻地蕴含了中国的互联网,其实只是国内“互联”,其实不过是个大一点的局域网而已。

中国共产党为封堵各类“敏感”信息,可算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依托于从西方文明输入的高精尖信息科技的武装,将对人民的信息封锁、信息监控,推向了几乎无所不包、无以复加的当今世界之冠。但殊不知,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谁就站在了全球竞争力之巅的时代,人家是信息毫无障碍地交流、碰撞、激励和竞争,而你则是殚心积虑地封网、过滤、压制和钳制;人家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而你则是最大限度地将国民的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试问,你这不是自己在给自己过不去,拱手让人在凝聚着大量创新力的高新技术方面,永远地卡住中国的脖子吗?!

如今,中国网络上的历史禁忌与现实禁忌不断叠加,敏感词是越积越多,包袱也越背越重,还常常顾此失彼,捉襟见肘,闹出不少笑话。然而,真相的吸引力是无穷无尽的,它足以摧毁任何信息封锁的铜墙铁壁。于是,建墙与翻墙,封锁与反封锁,敏感词与反敏感词,……中国广大网民便与疲于奔命的官府,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构成了当今互联网上的一大奇观,并还将永载史册。总有一方将会以失败而告终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正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55]:你越禁我越好奇,越感兴趣,最终适得其反,走向反面。其实,这“禁”本身,倒俨然成了被禁信息的最有效的免费广告。这不,请看香港地摊上那多如牛毛的瞎编乱造、印刷粗劣的“内幕”书刊,赚的不正是大陆游客们拜封网所赐的那个蜂拥而至好奇心的冤枉钱?君不见,香港“铜锣湾书商事件”的广告效应,不就一下让纽约突然从地底钻出好几位“写手”来争当该书的作者?可见,如今中国严苛的互联网封锁,已让官方终于掉入了自己挖的坑:你说的任何话——哪怕地地道道为真——都少有人去相信了。

然而,退后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共产党只要不受困于那多半属自我禁锢的马列主义教,与其那可笑的抽象道义观决裂,回到历史唯物论这一共产党人的老本行,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了,即没有不可正视的历史,也没有不可正视的现实。从而开放网禁,轻装上阵,面向未来,又何乐而不为?谓予不信,只须看看本人多年以来,在一个完全开放的信息世界,基于自由派所持之全部事实,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乃至中共革命史所作的几场辩护[56],以及承认“毛派”所据之全部事实,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国策的辩护[57],就会明白,学会在一个开放的信息世界大海中游泳,实乃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功。

可见,只要在中共党内引入派别竞争机制,那个借着庄严无比的“国家主权”、“国家机密”而对互联网上多元声音的封锁,就大可不必了。譬如,只要党内派别竞争起来,其反思党史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如此一来,那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信息,国际共运史、苏共党史、以及中共党史这类信息,不就随之自然而然理当解禁吗?然后,是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史,包括大饥荒的死难人口数据和相关史实,也将自然得到正视而予以解禁。再由此及彼,抗战史、辛亥革命史、……就还有任何封禁的必要吗?然后,随之而起的对评毛、评邓的分歧和讨论之习以为常,整个中国共产党,整个国民,其经受事实冲击的那根神经,也将自然日渐坚强。这样,中国共产党所长期背负着的那沉重的信息封堵包袱,也将渐渐地冰释,从而,那耗费天价资源而建造和维护的信息柏林墙,也就再无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与此同时,能在一个开放信息环境中生存、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其机体不就只会更加强健吗?由此亦可见,仅从互联网开放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上便能看出,开放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的的确确正是中国制度转型起步的一个捷径。

网禁一开,言禁、报禁也就形同虚设,难产数十年的《新闻法》也就自然而然得提上日程了。

第十二、只要是循序渐进,各种非政治性自发的民间社团,包括民间工会的放开与规范,也就水到渠成。官方与民间的双向互动也就日趋频繁。至于是良性互动还是恶性互动,这就取决于双方的智慧了。对此,不妨开放各省、直辖市的不同试点去探索其良性互动的途径。

在这互动过程中,司法公正改革,政治犯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等历史遗留问题,都会逐一提上日程。不过,即使是释放政治犯,乃至平反冤假错案等提上日程尚需时日,但至少立即改善被囚人员——尤其是政治犯——的狱中人道待遇,则是可立即实施的。

西藏、新疆的民族问题,自然无法回避。应在首先承认过去犯下严重大汉族主义错误、对边疆民族造成过严重民族感情伤害这个大前提下,着手民族区域遗留问题的处理。大原则是不分裂,最大限度的充分自治。立即着手迎接达赖喇嘛尊者回国,展开谈判;可立即与新疆流亡者展开谈判,欢迎其中的主张自治者立即回国展开其自治治理新疆的谈判。其他民族地区问题,均可参照西藏、新疆自治原则。

台海可维持现状,不独即可。可考虑参照当年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之“一国三席”模式,允许台湾以“一国两席”模式重返联合国。

香港应兑现自己诺言,无条件尊重其民意自主的双普选,尊重其名副其实的自治。

欢迎海外流亡者回国,与之展开对话。展开各级、各界别、各层次的体制内外多种形式的对话与互动,以探索和比较各种可行的和平、有序的制度转型方案。可考虑在条件适合的时候,召开全民和解的大圆桌会议。

第十三、鉴于中国共产党,积七十年之一党专权,欠下的债太多,背上的包袱也太多,故既然是有序转型的改良,那么对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就可分轻重缓急,逐一提上日程。譬如:房屋、土地的私有产权问题,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问题,废除城乡户籍双轨制问题,废除官员特供,官员公布财产问题,税制简化,公开,杜绝税外乱收费、国库用款透明问题,全民健保,全民教育,全民养老问题,提高最低收入保障,老兵退役福利保障问题,……;还有,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食品药品,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严格清理非法外籍滞留人员,规范公务员文明执法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

在所有这一系列堆积如山待解决的具体历史遗留问题中,我特推荐两个可操作方案供参考。

一是金融专家卢麒元先生曾提出的,国家可考虑:

“开启不明来源收入的税收补交及合法性确认工作。……我们在建立关于资产持有课税之时,应给予所有居民一次补税的机会(可以理解为一次性特赦)。此后,国人的资产得到法律确认,且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反腐败也到了收官之时了。” [58]

在我看来,为争取制度转型的平稳有序计,为最大限度地变制度转型的阻力为动力计,这个思路,不失为一种向中国既得利益特权阶级所实施的一项特别赎买政策。

何以要如此“政治不正确”?这岂非有违“转型正义”?答曰: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也!在和平转型与动荡转型的代价之间,首当尝试前者,如此而已,仅此而已。须知,中华民族的和平制度转型若能成功,其成功过程本身所体现出的具体“正义”,要胜过一万个失败的抽象“正义”。更何况,基本价值观从来只是行动的指南,而绝非可直接拿来当操作干饭吃。所以要有理想,但更要有可操作的理想,要将理想寓于可操作步骤之中。这是因为基本价值观与实际政治操作毕竟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这就像从知道杠杆原理到你能实际撬动地球,其间的距离岂止十万八千里?所以,基本价值观的坚定与纯粹,并不排斥实际操作中的纵横与权变,迂回与妥协等等。

另一个则是王力雄先生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倡导的“权民一体论——递进自组织社会”,又称:递进民主制[59]。这完完全全是一个纯属工具理性的、从基层起步的民主建政方案。这对于中国、尤其是农村基层政权多被当地家族把持,甚至已黑社会化了的中国底层顽症,不啻为一剂可予尝试的别具一格良方。况且,这种从底层起步的递进自组织社会,与从顶层设计的中共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的改良型宪政机制相结合,就正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政治体制模式的新型政治体制。倘中国能在自己的制度转型中将其试行成功,它就将100%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这也是很能为咱中华民族长脸的事。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中国已经将自己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制度文明,从前现代文明跃升到了当今现代文明。如此一来,中华民族也才会真正给当今世界提供一个可让人刮目相看的“中国方案”;如此一来,中国就还愁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没有“大国话语权”吗?

第十四、在公职人员公示财产方面,为减低阻力,有效缓冲,可参考当年经济体制改制之初,国家同时实行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以及过去正式工与合同工双轨制的经验,看能否可实行财产阳光法案双轨制。即:对新上岗的公职人员,将公示财产作为其上岗的法定前提;而对已在岗人员,则可给予一个自主选择的缓冲期:或留岗公示财产,或提前退休下岗。如此一来,不出几年,国家在职公职人员,就都可自然而然地全部处于阳光法案的覆盖之下,而整个官场,也可做到基本无大的震动。更重要的是,这或可突破致使阳光法案迟迟无法出台的瓶颈,使之尽早颁布实施,以取信于民,同时也尽早地为国家从吏治源头上堵住官场腐败。

第十五、完全可以预见,有鉴于左派已经由中共党内竞争途径而纳入了体制,故在这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的这种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或主导的和平制度转型,将自始至终会受到自由主义的挑战,尤其是那高举“开放党禁”和“政党轮替”大旗的挑战。

这个本质上属改良的,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或主导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有序转型之路,这个具有尝试、开拓意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即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型资本主义宪政民主转型之路,它是否走得通,是既考验着中国官方的菁英,也考验着中国民间的菁英。毫无疑问,在这整个转型过程都将充满着艰难和艰辛,弄不好,倒退将随时可能发生:或许是极权刚迈出的一步或几步就又缩了回去,改革文官下台,军事强人复辟,然后一切又是万马齐喑;或许则是社会持续动荡,经济衰退,货币贬值,民生凋敝、怨声载道,边疆独立之声又起,……。以上两种,当然均属恶性互动形态,算是和平转型某种程度的失败。

然而,也可能会有第三种前景,即在威权和放权之间求得某种良性的动态平衡:将一些较为棘手的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派别竞争,是否必须得转化为政党轮替,对台湾及一些边疆民族自治区域、乃至香港内部,一直就存在的独立诉求之如何化解,历次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问题,……,诸如此类——均可交给时间,有的甚至得交给我们的后辈子孙,运用他们的智慧去逐步解决。或许,一个分权的联邦制,就解决问题的大半。总之,政治越是民主、自由、法制和清明,人民越富裕,国家越强盛,祖国才越有吸引力,分离也自然将化解于无形。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就建成的。故在威权和放权之间的这种良性动态平衡,须积以时日,才可让中华民族最终走出那个“农民造反-皇权复辟”的历史怪圈和千年泥沼,从而让官方与民间终获双赢。如此,中国人民幸甚,中华民族幸甚,中国共产党也幸甚。何去何从,这对于一个已历经百年制度转型而不得的千年古老文明,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历史考验。如果中国这场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或主导的和平制度转型失败,或者,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拒绝自身改革和制度转型,那么,这或许就是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劫数,剩下的,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九、“改共”与“灭共”

毋庸讳言,如今在海外,“反共”与“灭共”的口号,已是呼声一片了。尽管这“反共”口号已为海外民运喊了多年,但喊出“灭共”口号,发起“灭共”战役,却是郭文贵所独创,是郭文贵发起的“爆料革命”所独创。

郭文贵先生是一位逃亡海外的中国富商。这位出身于中国农村底层草根的70后,借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商界摸爬滚打,竟打出了一片天地,一度还混迹于高层的政商外围圈,饱尝其中的酸甜苦辣、起伏跌宕。他曾经游走于官商两界,在商海沉浮中被浪头推上过顶端,也被巨浪打入过谷底;加之有着过人的机敏,善于从实践中学习,从而能出类拔萃,成为如今从体制边沿中反出的、且横跨商界与政界,纵横于体制内外、打通了草根与菁英,驰骋于国际与国内这样一位能量巨大、前所未有的操作型民间领袖。自从郭文贵于2017年异军突起在纽约“洋山泊”揭竿而起,扯起了“爆料革命”大旗,借助于社交自媒体,大爆中共核心层内幕,自成一系,重新洗牌,居然后来居上、一跃而成当今中国民间反叛营垒之主帅;并一扫海外民运三十年来萎靡不振之晦气,搅得风生水起,全球各洲响应,俨然一派 “洋江湖”造反割据之景观。只见这“爆料革命”与中共当局,或隔空对垒,或咫尺勾兑,或剑拔弩张,或踏雪无痕;双方都铆足了劲头,调动起资源,国际国内,洋人华人,既有法的较量,也有痞的叫骂;纵横捭阖,蹩马将军,各打各的长处,各有各的胜负,这边厢是越战越勇,那边厢则穷于应付。才不过短短两年,这郭文贵便已然成了官方劲敌,以至于整个中国的民间抗争,面貌也为之一新。

中国今天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中华民族重新出发的迟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其面临的仍然是当年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时代之同样的历史课题:争人人平等、废贵族特权。郭文贵的爆料革命,不过是这四十年来处于中共官权压榨下,一直战战兢兢、笑脸逢迎、逆来顺受、逼良为娼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公开发声。郭文贵的发声,其所代表的,犹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样,是远比他身处的那个阶级要宽泛得多的被压迫阶级的利益。所以,今天的郭文贵,是在为着整个中华民族被压迫被剥削着的中国“第三等级”而战:他代表着杨改兰[60]、孙志刚[61]、钱云会[62]、雷洋[63];代表着张扣扣[64]、杨佳[65]、邓玉娇[66];代表着高智盛[67]、郭飞雄[68]、王全璋[69];代表着万润南[70]、牟其中[71]、袁宝璟[72]、曾成杰[73]、徐明[74]、李明[75]、吴英[76]、段伟红[77]、王功权[78]、信力建[79]、薛必群[80];也代表着任志强[81]、王瑛[82]、王石[83];在某种意义上还代表着吴小晖[84]、肖建华[85]、王健[86];乃至王健林[87]、马云[88]、马化腾[89]、柳传志[90]、李彦宏[91]……,甚至,还代表着老一辈的卢作孚[92]和冼冠生[93],……等等、等等。

郭文贵的爆料,是当今中国第三等级的泣血控诉,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对中国宗法贵族特权阶级的泣血控诉。郭文贵的造反,是中国民营企业家被逼上梁山的造反。这个造反,在客观上代表着今天中国渴望着免于恐惧自由的广大社会阶层的共同心愿,代表着中国所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当然首先是代表着如今正体现先进生产力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

如今,中国当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勇战士已经诞生,中国一帮唯恐烧着手指的伪自由主义“民运”菁英之流,正以自己特有的猥琐和迂腐的“砸郭”,反衬了这位顶天立地战士的伟大。这帮年复一年只能在各种“研讨会”、“纪念会”圈中刷存在感的家伙,无不是继承了后期资产阶级的势利和贪婪,却独独缺乏早期资产阶级的英勇和献身。

当前,这一场发生在中国内部的具革命性质的改良,或具改良性质的革命,正与由特朗普领军的重新定义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国际大洗牌,与香港的街头抗争遥相辉映,互为表里。这种看似历史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其摧枯拉朽的巨大能量,无论怎么估计都不嫌高。

无疑,眼下“郭文贵”这仨字,已成为墙内的头号敏感词了。而官方对于这位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对手,却经历了一个从不屑、霸道、颟顸、到正视的过程。如今,郭文贵的爆料革命,已公开打出“灭共”的旗帜,算是他向中国共产党发出公开而明确的叫板和挑战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中共应正视郭文贵的压力,这可不是传统海外民运那种疥癣之疾!中共应尽早与郭文贵展开谈判——不是那种仅限个案勾兑的施压式接触,而是严肃、认真地正视其政治能量和政治诉求。我甚至觉得,倘若中国共产党真的有朝一日开启了自我改革的历程,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转型的历程,那么,郭文贵先生应当是你们应首先邀请进体制内,参与中国制度转型之不可多得的干才。更何况,既然中共可以邀请被你们冠以的“极右翼”、“反共政客”的班农赴京,那又有何理由不能与这位班农的亲密战友好好地谈谈呢?

就在不久前,郭文贵又将他的“灭共”口号,特别阐释为“以共灭共”,并还刻意强调了“不搞清算”,用以与传统民运帮划清界限。尽管郭文贵也居住纽约,可我却与之从未有过直接接触,也从未通过电邮、电话。所以,他的这“以共灭共”作何解,我还并不清楚。然而,他的“以共灭共”,与我的“以共改共”,却仅一字之差。而他的“爆料革命”不搞清算,则与我的这同为制度转型之战略,且与革命互为表里的改良,亦正好不谋而合。

但不管怎样,我也从不讳言,若没有体制外“灭共”的巨大压力,又哪来体制内“改共”的发生?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之经验教训,倘若没有体制外的革命压力,今天中国体制内的改良,其首先是改革中国共产党,将无从发生;中国的平稳制度转型,也将无以发生。

十、结语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以斯大林主义为其核心的苏版马列主义教,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中世纪黑暗”。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光辉的遮蔽和亵渎,一点也不亚于当年路德和加尔文时代的罗马教廷教义。如果说,当年在欧洲历经千年中世纪黑暗之后的路德和加尔文的基督教变革,被称作宗教改革的话,那么,今天这个在东方革命历经百年摸索后的重回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重回科学社会主义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就毋宁可被视之为是一场对马克思主义的去宗教化的革新,或去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了。

正在本文收笔之际,读到一篇来自北京的据称是中央会议精神的吹风文稿,共计三十一条。读罢全文,我看其中的精髓正是这第24、25条:

“贞观之治的前提是玄武门之变,把政治对手全部拿掉了。中国这个国家的独特之处就是高度集权和国力鼎盛是一体的”;“未来30年,西方民主与东方集权将会成为全球两大政治模式,但是,东方集权会稍胜一筹,看看新加坡就知道了。”[94]

可以说,此文既是一篇政策宣示,也是一篇问世宣言,更是一篇宣战书,东方极权主义的宣战书。此文好就好在赤裸裸,单刀直入,为其“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95]提供了一个精准的注脚:搞掉政治对手。不过,比起这几年那炙手可热的商君驭民五术[96],此文还是对其中的“贫民”术有稍许修正,即提到了社会福利,提到了国强民富,并坦承“政治体制改革缓慢”[97]要以国民福利来弥补。

不过,此文也不失时机地给本文的主题——当前的中美之争的要害,是早该走入历史的宗法专制皇权制度,与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送上了一个最新鲜、最确凿的证据。

从当年的歪解托克维尔,到近年的提倡商鞅驭民术,再到这篇极权宣战书,就不难看出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内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回潮的轨迹了。30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已雄辩地证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共产党只要停滞了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局就会一步一步地走向“左”倾,走向“左”倾回潮,乃至走向今天这“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大举卷土重来。这不正是“8964”之负面效应,在当今的明确显现吗?对此,作为习之左右臂的哼哈二王,当难辞其咎。

可见,从毛泽东的理想型小农空想社会主义出发,是既可以延苏版马列主义教,走向宗法专制皇权复辟;亦可以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即共产党领导的新型资本主义文明。前者,是要顽固地坚持自己那个已延绵了两千多年的史前期文明,后者,则是使自己从史前期文明跃升到现当代文明。而在这两者中,究竟何者会使我中华民族真正具有大国竞争力,且是后劲十足的竞争力?这岂不是朗若白昼吗?更何况,中国数千年,有多少帝王将相谙熟商鞅驭民术,可这又岂能挡得住大江东去,江风吹倒历朝树?又岂能挡得住“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8]

前天,列宁曾说过,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昨天,毛泽东也曾说过,社会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今天,东方马克思主义则要说:用高新科技武装起来的当代封建社会主义就是战争。对内,它是以“维稳”为名对全体国民的战争;对外,则是以“大国崛起”为名对西方文明的战争。总之,是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中世纪文明对当代文明的战争。

所以,我的这篇文章,就仅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内,红二代中,以及一切还既怀抱着当初共产党人那铲除人间不平之纯真初心,还怀抱着当初共产党人那追求自由民主之素朴理想,却又在当下比比皆是的现实黑暗中,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中国共产党人而写的。

看来,中国共产党又到了召开另一次“遵义会议”的时候了;又到了召开另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了。

如今的中共“红二代”,大都垂垂老矣。尽管,其中相当一个部分,对今天的中国政局,也颇多怨言,颇多不满。他们要么是怀旧,要么是迷茫,其大多均仅仅是从个人感情、从既得利益出发,希望守住家业,保住江山,红旗不变色。似乎,只要政权还掌握在“红二代”们手中,这就自然是红旗没有变色似的。可试问: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手中的这面红旗,还是方志敏、夏明翰们当初甘洒热血而染红的那面红旗吗?还是江竹筠及其渣滓洞、白公馆的战友们满怀热望绣出的那面红旗吗?当然,尽管,“红二代”中也有极个别,选择了彻底与这个体制决裂,投身到了“反共”的自由主义营垒,但无可否认,在“红二代”中,却仍不乏苦苦的思考者,且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为何当年与人民鱼水情的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却变成了如今对人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暴力相向的“维稳党”的深层原因。只是,还尚未见到他们能从历史唯物论的视角,去检视自“十月革命”以降整整一个世纪的东方后发国家革命所走过的历史大弯路,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毫无疑问,中国的“毛派”们,是一批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共革命饱含着真挚感情的广大群体。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则是,“毛派”应当将自己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那素朴的阶级感情,提升到理性崇毛怀毛的高度,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从而能自觉地投身到用马克思主义改革和再造中国共产党中去,投身到中共党内的合法派别竞争中去,投身到中国当今这一场伟大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中去,投身到由改革、再造后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升级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去。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与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理解,一直还停留和满足于感性的认识阶段,停留和满足于马列主义教的蒙昧中,也是没有出路的。何况今天中国最需要的还是打天下的毛泽东,大闹天宫的毛泽东。

曾几何时,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独立寒秋于岳麓山头,遥望鹰击长空、俯瞰鱼翔潜底,慨然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男儿壮志。时过境迁,斗换星移,如今,有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男儿,此时此刻难道不应当立下如此宏愿:“改革中国必先改革中国共产党”吗?

完稿于2019年10月1日 纽约

题头图片作者:Michael Elkan

原载:学术网

网上阅读/下载:WordPdf音频版(全)音频版(上)音频版(下)


[1] 除了关税,还有17%增值税,10%购置税,外加最高可达40%的排量税,超130万还有奢侈品税等“非关税壁垒”。

参见《知乎》提问“如果中国和美国实行双边零关税,这个世界将会怎样?”中的猪小哼回答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659页脚注53

[3] 新波观察:《Chimerica分手的原因分析》

[4]许家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台湾联经出版社, 1993年11月版第27页

[5] 参见: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事史专家、军事学博士生导师徐焰视频讲话

[6] 均为1966年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中共中央高级干部: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7] 1981年1月毛泽东夫人江青,因“反革命集团首犯”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8] 王实味,作家、翻译家,中共党员,因批评言论1942年被捕。1947年被处决,1991年获平反。

[9] 1932-1934年红区年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自己人捕杀自己人共杀害红军数十万的红军肃反

[10]海外民运中的著名领袖魏京生王军涛都出生于中共军队高干家庭。

[11] 参见王希哲一连几篇香港评论文:(一)(二)(三)(四)(五)

[12]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参见:人民网

[13] 王希哲:《胡平大错!怎能这样为共产党的错误辩解!》2010-10-25

[14] 鲁迅语,出自:“上海文艺之一瞥”,载《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

[15] 《中英联合声明》失效论首次出现在2017年6月30日陆慷记者会上,参看其中第三项问答

[16] 参见昆仑策:“痛定思痛:必须斩断搞乱香港的幕后黑手!”

[17] 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

[18] 黄奇帆:《国际贸易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2019年04月25日

[19] 这里的“平价”,是指价格与收入之比高低的全球排名。

[20] 中共党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口号。这条路线导致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红军被迫区长征

[21] 《礼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宣扬孔子的大同小康思想而脍炙人口。

[22] “五斗米教”为东汉张鲁所创,提倡吃饭不要钱,毛泽东1958年大办公共食堂时多次盛赞推荐张鲁

[23] 《天朝田亩制》为洪秀全所撰,是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体现绝对平均主义

[24] 参见《共产党宣言》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25] 南共改革派,曾任南副总统等职,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被判刑;1995/4/20逝世。

[26] 匈共改革派,曾两度任总理,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被枪毙,1989年获平反,被视为匈民族先驱英雄。

[27] 曾任苏共总书记,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开启非斯大林化历程。1964/10被政变退休。1971/9逝世。

[28] 最后一任苏共总书记,苏共改革派,实行“新思维”、“公开性”等政治体制改革,但以失败而告终。

[29] 见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30] 毛泽东1952年6月14日给周恩来批示:“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31]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共产党宣言》

[32]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

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

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56页,第558页

[33]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9页

[34] 列宁:“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同上)第633页;毛泽东:“两个

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第2版第2卷第685页

[35]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法国伯爵,思想家,欧洲三大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

[36] 夏尔·傅立叶(1772-1837)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欧洲三大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

[37]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实业家、慈善家、现代人事管理之父,欧洲三大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

[38] 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述评(一)》,见《马充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264-265页

[39] 参见王康: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演讲 (2018-5-5)【音频】

[40]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

[41]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简称或缩写

[42] 高寒:《革命与改良均为中国民主转型总战略之组成部分》载1998年8月号《北京之春》

[43] 中共三大作风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44]2018-08-26印发的新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46条第2款,

[45] 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哲学家、作家、“法兰西思想之父”伏尔泰(1694/11/21-1778/5/30)语。

[46] 路易·奥·布朗基,法国革命家、巴黎公社领袖、多次入狱、有史家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语首创者

[47] 斐迪南·拉萨尔(182-1864), 政治家、哲学家、法学家、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全德工人联合会创立者

[48]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

[49] 米哈伊尔·亚·巴枯宁,俄思想家、哲学家、俄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被称“近代无政府主义教父”

[50] 分别参见:《维基百科》“巴黎公社”条《百度百科》“巴黎公社”条

[51] 《火星报》共112期,列宁退出前51期被称“旧火星报”;52期后“新火星报”为孟什维克机关报。

[52] 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二)》见:人民网

[53]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自嘲说:“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同注释47,第72页

[54]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01页

[55] 一种政治学理论,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意指倘公权力丧失公信力就无论说啥都不被人相信

[56]参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57] 参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58] 卢麒元《解决双高的思路》

[59] 王力雄《权民一体论 递进自组织社会》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 2016年版

[60] 杨改兰,甘肃康乐县人,2016-8-26因贫穷而杀死4个幼子并自杀,后其夫安葬完妻儿后亦自杀。

[61] 孙志刚,武汉科技学院本科生,2001-3因刚到广州无暂住证被收容遭毒打致死,后此案引发巨大反响

[62] 钱云会,浙江乐清寨桥村村长,因带领村民反抗征地多次上访坐牢,于2010-12-25惨死在工程车下。

[63] 雷洋,人大硕士生公务员,2016-5-7晚从北京家中出门,在路边被便衣警察指称“嫖娼”当场打死。

[64] 张扣扣,陕西汉中人,因童年目睹乡官打死母亲,成年为母报仇杀死该乡官全家,2019-07被执行死

[65] 杨佳,北京人,2007-10在上海遭警察毒打致生殖器残,2008-7报仇刺警致11死伤.11月被死刑处死

[66] 邓玉娇,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人,2009-5-10因抗拒本镇官员强奸而刺死该官员,因舆论压力获释

[67] 高智晟,陕西榆林人,中国维权律师界领军人物,因为各类“敏感”案辩护,而身陷囹圄,受尽酷刑

[68] 郭飞雄,中国著名维权人士,参与多起民间、街头抗争,四次入狱,两次被被判11年,近日刚出狱。

[69] 王全璋,维权律师杰出代表,代理各种“敏感”案。“709”事件后失踪超1000天,遭酷刑疑脑部致残

[70] 万润南,中国最早民营科创企业家,四通公司老总。89遭通缉被迫流亡,著名民运领袖,现客居巴黎

[71] 牟其中,民营企业家,南德老总,商界传奇集首富与首骗于一身,2000年诈骗判无期,现假释拒认罪

[72] 袁宝璟,民营企业家,建昊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2006-3-17以“雇凶杀人罪”死刑处决。财产没收

[73] 曾成杰,湖南民营企业家,湘西州政协委员,2013-7-12以“集资诈骗罪”判死刑处决,财产全部没收

[74] 徐明,民营企业家,大连实德老总,因薄熙来案于2013获刑,2015-12-4,即将刑满却突然狱中去世

[75] 李明,知名文化传媒集团小马奔腾董事长,2014-1-2在中纪委“协助调查”期间“猝死”,终年47岁

[76] 吴英,民营企业家,浙江亿万富翁,2012以“诈骗罪”被判死刑,因反对声浪高改判死缓,财产全没

[77] 段伟红,民营企业家,泰鸿集团和凯风基金老总,2017秋失踪,至今音讯杳无,据传已被“自杀”。

[78] 王功权,民营企业家,万通公司老总,参与发起新公民运动,2013-9-13以聚众滋事罪被刑拘,后保释

[79] 信力建,民营企业家,教育家,以博客敢言著名,2015-8-22以销毁会计凭证罪被捕,2017-6-14保释

[80] 薛必群,外号薛蛮子,红二代,民营企业家,网上敢言大V,2013-8因“嫖娼”被捕,2014-4获保释

[81] 任志强,被称任大炮,红二代,国企华远老总,以直言时政批评著称,曾受党纪处分,现微博再封号

[82] 王瑛,民营企业家,当年批柳传志“在商言商”以力主企业家问政而著称,今公开批评修宪取消任期

[83] 王石,民营企业家,万科创始人,2017-6-22被“退休”出自己曾创建、守护了33年的民营企业万科

[84] 吴小晖,邓小平外孙女婿,官商企业家,安邦保险老总,2017-6以集资诈骗等罪判18年,没财105亿

[85] 肖建华,白手套企业家,明天系控制人,2017-1-27大年30肖突被据说是大陆便衣绑架会大陆后失踪

[86] 王健,海航创始人、董事长。2018-7-3在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奔牛村的教堂一个矮墙处被“事故死”。

[87] 王健林,民营企业家,万达老总,多年华人首富。2017起,曾牛气冲天的买买买,一夜之间变卖卖卖

[88] 马云,民营企业家,阿里巴巴创始人,2018中国首富,中国网购网付开拓者,2019-9,辞阿里董事长

[89] 马化腾,民营企业家,腾讯老总,创QQ微信,中文网社交软件开拓者,2019-9,辞腾讯征信法人代表

[90] 柳传志,民营企业家,联想创始人、老总,创中国个人电脑品牌,2019-9,辞联想天津控股法人代表

[91] 李彦宏,民营企业家,百度创始人,老总,从2018-6到2019-9,陆续辞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等职

[92] 卢作孚,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1952年重庆五反运动中自尽,享年59岁

[93] 冼冠生《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百强榜》榜首“冠生园”创立者,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中自尽,享年65岁

[94] 参见《中央会议结束,传递了31条信息…》

[95] 王岐山:《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

[96] 即: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参见:《商君书》

[97] 同注99

[9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3页

「版权声明:多维客是一个汇聚各方言论的平台,所述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有侵权文章或者图片,请立即联系我们。」

思想

带您盱瞩世间万象,纵览世界风云,汇集各方思想观点及评论,独家呈现百家争鸣,针锋相对的思想碰撞。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