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始作俑者和受害者

2019-09-12 04:47

很多人都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也都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中国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的重大影响,但很少人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缘于萧军,而“始作俑者”萧军又恰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最早和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和冯雪峰一样,萧军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传奇性人物。萧军1907年出生于辽宁,只上过小学然后随亲人四处游荡,1925年参军当过骑兵、宪兵,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但因抱打不平而被开除。之后,他便来到哈尔滨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并在任《国际协报》编辑时与萧红相遇相爱。1933年,萧军、萧红散文集《跋涉》出版,但很快被禁,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后来,他们与鲁迅通信相识而深受鲁迅欣赏、关爱,并先后出版了有鲁迅亲自作序推荐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而一举成名,鲁迅称赞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道:“我却见过几种讲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鲁迅去世后,萧军和萧红辗转武汉、临汾等地,因为萧军想去五台山打游击抗日而与萧红分道扬镳,于1938年3月独自前往延安。

因为萧军是著名作家、鲁迅弟子、鲁迅丧礼游行队伍总指挥,毛泽东得知萧军来延安后,便派中央办公厅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培元和同住在招待所的丁玲都建议萧军见见毛泽东,但萧军回答说:“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于是,毛泽东只好亲自跑到招待所看望萧军,两人共进午餐。后来,萧军应邀参加陕北公学第二届学员开学典礼会餐时,又见过毛泽东一面,一起大碗喝酒。但这两次见面两人应该没有太多太深的交流,萧军很快也离开了延安。

两年后,萧军再次来到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专业作家,还担任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艺日报》编辑、《鲁迅研究丛书》主编等职务。但因为萧军个性孤傲、嫉恶如仇,看不惯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和延安周扬、丁玲等人相处得也不太愉快,因此满腹牢骚、不满而希望直接向毛泽东倾诉。于是,他写了一份给毛泽东的信,“请他约定时间和我作一次谈话,这是应该的,一面我要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一面我也要解剖自己,决不使一些小鬼们有所借口完成他们的企图,一面我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

第二天,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派人告知萧军,有意见可以通过书信方式反映。萧军于是又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和毛泽东“作一次谈话”的要求,否则就“不再干求了”而离开延安。于是,胡乔木面告萧军,毛泽东膀痛故未及时复信,并说过几天便约萧军谈话。两天后即1941年7月18日下午,萧军终于得以和毛泽东见面交流。两人刚开始谈了些鲁迅研究会和有关鲁迅的事,接着谈了有关共产党施政纲领、萧军到延安的感想及一些作家的事宜等。这次谈话给双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萧军而言“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淳厚,客观”,对于毛泽东而言“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

因此,之后两人交往比较密切,据萧军的《延安日记》中记载,1941到1942年两人谈话次数达20余次,萧军有时候甚至不提前打招呼就去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和萧军都性格豪爽,又都喜欢文学,因此两人谈话比较推心置腹。这些谈话增进了双方的了解,萧军认为毛泽东“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因此“我们要互相教育,互相影响,互相帮助,这里面毫没有不洁的动机,我希望他更深地理解文学,理解鲁迅先生,这对于革命、他自己、文艺本身全有好处”,甚至自视甚高的萧军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还送了一些他认为毛泽东应该读的书籍、杂志和文章给毛泽东看。而毛泽东不仅增进了对萧军的了解,更增进了对延安文艺界的了解,了解到延安文艺界许多问题。在萧军“制定文艺政策”的建议下,毛泽东引发了对延安文艺界状况、走向等的思考,并委托萧军收集延安文艺界意见,与萧军商量座谈会内容、程序、办法等,最终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因此,可以说,萧军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始作俑者,萧军也在1942年5月2日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当天在日记中写道“这还是延安从没有过的举动,这也是自己这二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

萧军原“以为这次会议可以帮助解决文艺队伍与革命队伍配合作战问题,实际解决的结果却成了把文艺队伍整合到革命队伍里来,‘文统’、‘道统’统统归并于‘政统’”。这种矛盾一开始就反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第一个发言的萧军说道:“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而大多数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却主张“文艺界需要有组织”、“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最终由毛泽东确立了文艺工作者要向工农兵学习要改造自己的结论。

萧军没有领会到这次座谈会的精神所在,依旧我行我素,很快便尝到了文艺座谈会的“威力”。因为同情写《野百合花》而被批判的王实味,萧军甚至因此去和毛泽东当面据理力争,导致毛泽东和萧军的密切交往戛然而止,萧军也因此受到批判、冷落而下乡当了一段时间的农民。这期间,萧军也给毛泽东写过几次信,却没有再“即可回复”,仅有的两次见面也都不再像以往那样亲密。1945年2月18日的见面“我们虽然全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个人的面上全显一种不甚自然的表情……”,1945年11月9日的最后一次见面“三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到他家里去看他,这算是告别……和毛的谈话中,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尽可能说得轻松……”

萧军在延安待了近六年,这六年可谓是萧军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六年,但总体上和延安“格格不入”。因为性格上,他个性十足桀骜不驯,被视为“怪人”;思想上,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始终是文学中的‘王’”,幻想按照自己想法来改造延安和毛泽东,“用一支笔管两个党”,“我有责任用文学和艺术影响他们”。毛泽东其实对萧军看得非常透彻,曾写信劝告萧军“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还曾劝他“入党,当官”。“可惜”萧军认为自己“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胚子。不行,不行,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太严重”,,依旧像野马一样特立独行,这便注定了他在延安的不快及之后人生的悲剧。

1945年11月15日,萧军离开延安“荣归故里”。刚开始他风光得很,担任东北大学鲁迅文学院院长,四处演讲,创办了《文化报》和鲁迅大学等。但很快他的厄运来临,因为他所主编的《文化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及“各色帝国主义”而被东北局宣传部办的《生活报》批判,萧军被扣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帽子。从此,萧军基本消失于文坛,一度学医要当医生,著作也难以出版,“反右”、“文革”等运动中自然也难逃挨批挨打。这期间,萧军也写过几次信向毛泽东救助,毛泽东没有直接回信,批示过“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之后便再无回应。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谈话中点了萧军的名,说“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会,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这自然让萧军处境更雪上加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萧军听闻后作诗两首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有感:一、万众同悲陨大星,古今中外拟何从?一生赍志拯中国,天地为心济世穷。八亿黎庶活化雨,千章古木挹春风。谆谆遗教篇章在,涕泪抛将读大经;二、狼蛇狐鼠一时狂,鬼雾妖氛夜未央。霹雳一声天地震,万山红叶艳经霜。生民额手欢同庆,白璧青蝇玷莫伤。大道何能终若发,羊肠九坂事寻常。”不同于其他人,萧军一生始终将毛泽东视为“大哥”,“在文学、精神上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对于毛在政治上我也愿意以他为先生,为这政治理想而战斗!但我却以兄长的地位看待他。”这种定位造就了萧军和毛泽东早年的友谊,也决定了他后来的悲剧。

“不入党,不做官,这是我的决定,但要站在比较自由的地位,监督革命前进——这就是我的责任”,这是萧军对自己人生的定位,他的一生也是如此践行的。1979年,被“埋”了三十年的“出土文物”萧军被定性为“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迎来了自己“春天的开端”,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文联顾问等,还曾作为中国作协代表团团长赴香港、澳门访问,直到1988年逝世。

晚年,萧军多次说过“我的人生目的,我可以这样阐明一下;第一,我要求得我们祖国的独立,在今天来讲,我们祖国独立了。第二,我要求得我们民族的解放,今天我们民族解放了。第三,我要求得我们人民的翻身,今天人民翻身了。第四,我要求得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出现,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以法制的形式出现了,我的人生四个目的几乎都达到了”。当他临终前回顾自己传奇、沧桑的一生,回顾自己与萧红、鲁迅、毛泽东的关系时,他真的可以瞑目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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