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中的“政治人”——香港政治认同的解构与重构

2019-09-10 04:39

9月8日,香港紫荆广场。

数千名香港市民聚在一起,观礼升旗仪式,并高呼中国万岁,香港加油等口号。那一刻,你会觉得这里就是香港,真正的中国香港。

2011年一位香港评论人曾撰文,认为换国旗,唱国歌已经表达了香港人最大的爱国热忱,请恕香港人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那份澎湃的爱了。然而同样的仪式,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所承载的情感却已截然不同。一场已时长三个月的动乱纵然给香港社会秩序带来了冲击,但正如很多评论人指出的那样,这场动乱也成为了一场全体国人的爱国教育,并且是包括香港在内的爱国教育。

作为回归的前殖民地,政治整合一直是治理香港的核心问题,可以上升到国家系统建设的高度。一国两制仅仅是解决了初步的框架,更多的问题将体现得更为微妙和繁杂,比如政治认同。政治整合并不仅仅是制度上的接轨,也在社会心理层面的人心向背。对个体而言,一个完整的国民身份大体应该具有族群意义和公民意义。从柏拉图到李普塞特都将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只有个体具有潜在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与义务时,个体的意义才会完整,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才能达成一种平衡。

对中国主体的内地而言,由于早于香港完成现代国家体系建设,政治系统的认受性较高,个体的归属感也更强。相较之下,香港社会的认同并没有经历过这种政治社会化的洗礼。一般而言,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实现方式是公民教育,但是在港英时期,无论是基于英国视角还是中国视角,公民教育并未包含政治价值、国家认同等高阶政治观念,香港人更具有一种乡土色彩,而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人”。然而就族群意义而言,港人在血液里延续了对中国的朴素认同。因为这种认同,港人可以向殖民当局抗争中文教育的权利,可以为保卫钓鱼岛而摇旗呐喊,可以说香港能够顺利回归的民意基础也很大程度来源自这里。

我们现在惊叹香港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下滑,然而在回归的前十年时间里,港人对中国的归属感一直处在一种上升趋势,并在2008左右达到将近七成的巅峰。其实这个过程基本和新世纪中国崛起发力的历程相重叠,基于朴素的族群情感,港人为国家发展成就感到骄傲,更倾向将自己视作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享受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尊严满足,而这也是正是福山所认为身份政治兴起的社会心理基础。

不过正如前文所言,这种认同并不是一种完整意义的认同。随着两地融合进入深水区,一些观念分歧逐渐显现。由于主导的政治系统在香港政治认同领域的话语薄弱,香港的身份认同发展出现了偏差,并最终导致了以新世代为主体的“本土派”兴起。他们和建制派泾渭分明,又打心眼里瞧不上泛民派规范性抗争的理想主义。原本因为左右政治理念分歧而建构起来的香港政治结构,因新的政治势力而被重新定义。

政治变迁是当代社会最常见不过的政治现象,然而香港新的政治格局却具有典型的世代政治色彩。第三势力的主体构成几乎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基本成长在回归后的阶段,却有着在所有年龄层中最低的国家认同。和其他年龄层相比,回归一代几乎很少有殖民地时期的生活体验,在异族统治下的朴素族群情感并不强烈。从他们一出生起就面临着政治整合所带来的“政治人”的完善,因此对他们而言,其对自我的确认更多体现在公民领域。然而遗憾的是,由于香港公民教育的一些局限,新一代的年轻人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系统一知半解,所谓的“政治人”更多以一种革命者的姿态而出现,和“和谐统一”相去甚远。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香港不重视公民教育,而是公民教育并没有形成某种体系。实际上,在“反国教运动”之前,香港的公民教育就已经在推行,2004年就已经成立了“国民教育专项小组”,主要工作在于制作宣传品并举办活动。与此同时,香港教统局也在学校教育推广国民教育课题,并已经在现行教材中加入了许多国情内容。

对当代网络社会生态多有洞见的卡斯特,将认同的建构模式归纳为合法性认同,对抗性认同以及规划性认同三种。公民教育很大程度可以归于合法性认同,是政治体系主导下的认同建构方式。公民教育的后劲不足,很大程度为其他认同建构的方式提供了空间。其实在当代社会,认同更多在对抗过程中产生,因为对自我的认知很大程度需要借助“他者”的形象来参照,而对抗将会使身份边界更清晰可见。世界政治最基本的共同体形态——民族以及与民族重叠的民族国家,都发轫于反反复复的欧陆战争。在当代,互联网加速了对社会结构与秩序的“解构-重建-再解构”的过程,也使认同建构方式变得复杂和微妙,“对抗”这种简单的类型学方式也就成为人们认知自我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可能催生新的价值诉求,比如女权主义;也可能回归原有的价值理念,比如民族主义。在公民教育欠缺的背景下,新世代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完成自身的政治社会化,并内向化自身的认同,并形成了与主流价值相迥异的价值观念。在本次“反修例运动”中撰文声称自己“我来自香港,不是中国”的徐颖婷,便自述是因为参加“占中运动”而改变了人生志向。

不过与之相对的,新世代在某些方面的出格举动又和香港沉默的大多数产生了张力,使沉默大多数也被纳入进了对抗性的棋局当中。那些原本朴素的族群主义观念,在与激进本土的对抗当中快速转化为公民意义的身份认同。香港社会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受洗了一场政治社会化,港人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成向“政治人”的过渡。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在很多情况下,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仅仅能在内地产生情感共鸣,所谓的对全国人民的教育也局限在内地。但是当这种博弈真切发生在自己身边时,香港民众与内地民众则一起共享了一种认知。史密斯认为族群转为民族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共同体内部共享某种公共文化,此次事件引发的对家国故土和平稳定的愿望,使香港民众与内地民众进一步组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本土势力对香港社会秩序的反复冲击,在团结自己的同时,也在凝聚更多香港民众的家国情怀。

因此就这个角度而言,这次的全民教育既是对内地的,更是对香港的。尽管受动乱影响,一些香港的民意调查宣告暂停,但若重新开启,港人的政治认同恐怕会比运动之前更为坚实。经此事件之后,预计香港的民意总体会向建制光谱倾斜,出于对下一代政治行为的担忧,会使公民教育在相对优势的民意支持下顺利上路,而包括开放港人报考公务员、参军等公民实践领域的政治整合方式也会被放进政策工具箱,一国两制也将会以更多元的面貌得到体现,香港的未来依旧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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