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斗争”重回中国政治话语体系

2019-09-09 05:39

斗争”这个极不具有现代感的词,在2019年初秋,再一次进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

在刚刚开学的中共中央党校2019年秋季学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的讲话,主题是讲为什么“斗争”,和什么“斗争”,怎样“斗争”。官方通稿中,共56次出现“斗争”一词。

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讲“斗争”,中共十九大,“伟大斗争”就作为“四个伟大”之首被广泛聚焦。但这是他第一次系统论述“斗争精神”,虽然目前还没有原汁原味的讲话全文,但官方媒体的通稿透露了诸多关键信息,也引来了诸多解读。

那么,习近平重提斗争该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层面:

1、 对历史的拨乱反正。

对于习近平系统的阐述“斗争精神”,很多人自然的联想到毛泽东时代发生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尤其是中共建政之后到文革结束前这个阶段。1957年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导致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社会陷入政治悲剧的旋涡,很多人因此受害甚至蒙难。

有人有这样的忧虑,情有可原。但据此就将重提“斗争”与历史上发生的悲剧划上等号,甚至认为这样的历史可能重演,也是不客观和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斗争精神”,乃至斗争哲学,本身并不是错误的东西,是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原理和对立统一规律的。

毛泽东有句名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这里所讲的“斗争”,是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矛盾论的斗争,而矛盾的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

但历史上发生的悲剧事件,让“斗争”这个词产生了异化,容易引起不好的联想,于是在文革结束后,直到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斗争”一词基本消失于中国政治和公众视野,没有在对文革的拨乱反正中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习近平现在重提“斗争”,某种意义上是对历史的拨乱反正,是让“斗争”重回哲学的本源。

 2、 应对百年变局需要。

在讲话中,习近平提到了要坚决进行斗争的“五个凡是”:

——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

——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

——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

——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

——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

习近平说:“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这些都是北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比如中美贸易战,比如香港的街头政治运动,都是典型的风险和挑战。北京需要在这些风险挑战之下完成既定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共所要应对和斗争的,是中国当前面对的这个局。

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

这些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用习近平的话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那么,怎么办?那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里的斗争,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论,不是目的。不是为斗争而斗争。

3、对官员的重新要求。

毛泽东曾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习近平在讲话中说:“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他还将自己对军队的要求——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来要求中共官员——领导干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为此,他在讲话中要求中共年轻的官员:

——要防微杜渐,该斗争的就要斗争——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

——要善于斗争,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

这是对中共官员的最新的基本要求。这里当然不是要求官员“为了斗争而斗争”。但官员们会不会盲干、瞎斗,为了斗争而斗争,从历史经验来看,很难排除这种可能。这就需要警惕。莫要“斗争精神”陷于简单的庸俗的,意识形态的,非左即右的“争斗 

习近平的“斗争论”动员的对象是中共中青年官员,并非普罗大众,与毛泽东当年的社会总动员,有本质差别。更多的是对官员的要求,要求官员居安思危,有担当意识,在关键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坚定和敢于亮剑,而且要懂得斗争的艺术……目的在于,为实现民族复兴打造有战斗力的官员群体,特别是年轻官员和未来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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