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中的香港金融角色

2019-08-19 00:51

香港反修例运动扩大化带来对其金融地位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应当对此深入思考,挖掘原因,做好后运动治理的应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有赖于“一国两制”的宪政秩序保障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性共识。反修例运动试图冲击“一国两制”底线,破坏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治理共识,是对中国国家利益、香港利益及全球化秩序的共同侵害,必须予以坚决反击,尤其是通过法治修复和巩固实现香港金融稳定与安全。

关于金融地位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深入理解和分析:

第一,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体系与金融治理中有“纽伦港”之说,三个金融中心确保了全球金融在时间、空间与秩序上的连续性,香港是关键节点,也是全球金融基础设施。香港的金融地位不仅对中国是重要的,对全球化体系也是重要的。中国通过“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维护好这一金融中心地位,是对中国与世界的双赢之举。

第二,香港的金融地位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中国外资投资的主要来源地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性平台,也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重要平台,这些特定的角色和地位只有在“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下才可能维系和巩固。

第三,以金融中心地位作为威胁攻击的目标,以瘫痪香港的金融运作并损及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方式实施超限的政治施压,是“占中运动”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在此次反修例运动中得到延续和强化。持续的暴力冲击与秩序混乱,已经对支撑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法治、营商环境、社会秩序与外资投融资决策造成日益严重的冲击,对香港及全球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其损失并不只是落到中国身上,也是全球买单,甚至可能对美国股市造成严重的威胁和不利影响。这些通过香港金融波动而损及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在有关的金融数据上体现出来。

第四,以金融中心地位相威胁无法达到反对派及其背后国际势力的政治企图。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与金融安全及其治理能力已有重要的制度性提升,中国经济对香港的依存度与依赖性相对下降,对香港金融波动的敏感性与防范能力有所增强。另一方面,持续的暴力冲击造成的金融波动可能与境外资本“做空香港”的金融操作有关,这一操作不符合包括英美国家在内的全球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利益,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焦虑,香港金融监管机关和中国金融管理机关一定会严密监控和回应有关风险,稳定股市和金融系统。再者,随着反修例运动扩大化的危害波及香港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香港金融及相关的产业精英利益受损,相信香港社会的主流民意会很快转到支持政府“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法治努力上来,通过香港强有力的法治稳定能力回击“做空香港”的政治与金融冲击。

第五,从中央的历史表现与政治立场来看,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与国家利益的权衡及保护是负责任和卓有成效的。回顾既往历史,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还是2014年以“占中运动”为名的瘫痪金融中心运动,不仅没有迫使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屈服,相反给了中央政府承担“一国两制”最终责任人的机遇和担当。通过共同应对97金融危机,中央与香港金融机构及香港社会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团结合作与命运共同体纽带关系,中央不遗余力的救市行为赢得了香港及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同。通过共同应对2014年占中冲击,中央最终做出了关于香港普选的八三一决定,将香港民主发展与国家安全利益有机结合,稳定了香港政局和社会秩序,因而也就进一步巩固了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更进一步,在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中央赋予香港继续保持及强化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和地位,期待其在国家推行的“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中积极转化香港金融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做大做强香港的金融制度服务体系与产业竞争力。

总结来看,香港既是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是世界的金融基础设施。将这一基础设施作为政治武器,是中国政府无法接受的,也是必然要加以强有力的法治回击的。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来自中国与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性共识,中国通过“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负责任地维系和巩固这一地位,是对自身及世界的积极贡献。任何以这一地位威胁中央的企图和操作不仅不可能成功,也是非常愚蠢和不负责任的,是对全球金融安全与秩序的严重威胁。

以“一国两制”下维系的独特国际性地位反向要挟及威胁“一国两制”本身,这是一种非常吊诡和非理性的思维逻辑,若非无知鲁莽,即为用心险恶。

(本文首发作者多维客专栏,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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