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国队长”被捕,未来局势何去何从

2019-07-31 21:42

据《香港经济日报》等媒体30日报道,社工组织“社工复兴运动”成员刘家栋与4名男子在事件中被捕,刘家栋被控“阻差办公”罪,其余4人则各被控在公众地方藏有攻击性武器罪。

四名涉嫌携有攻击性武器的被告依次为25岁汽车销售顾问翁伟成、23岁文员朱梓云、18岁厨师朱俊恺、19岁学生廖栩锋,四人各被控在本月27日在元朗朗乐道分别涉携有一支伸缩警棍;一支丫叉、一袋铁珠、一把折合式万用刀;一把气枪连充气罐、三个弹匣、一包BB弹;一把折合式万用刀等攻击性武器。控方指,本月27日晚上警方发现四人在YOHO MALL附近的朗乐道交头接耳,当时第一被告翁伟成身穿一身“美国队长“的装束,警方感到可疑遂上前截停四人后搜身发现一些武器。第二被告朱梓云曾声称他的弹弓是交给朋友的,但对象始终没有出现。

7月30日下午,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近期香港局势,发言人华春莹回应时非常直白地指出,他(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香港近期的暴力事件是合理的,因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毕竟也算是美方的一个“作品”。华春莹表示:“玩火者必自焚,历史上这类教训很多。我们奉劝美方尽早放手,停止玩火中取栗的危险游戏。”

回顾“修法”事件的经过,2月15日,为弥补现有法律的漏洞,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然而,此次修法不但在香港社会掀起轩然大波、引发反对派的密集炒作和攻击抹黑,“台独”势力也积极参与其中、遥相呼应,美国、欧盟等在港外交机构更以多种形式予以“关注”、进行干涉。原本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就此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大剧”。

此次特区政府建议修订《逃犯条例》直接导火索是去年发生在台湾的一起命案。据香港媒体报道,2018年2月上旬,一对香港年轻情侣同游台湾,但疑似在旅行中发生争执,陈姓男子涉嫌在旅馆勒死潘姓女友,然后将尸体以粉红色行李箱装箱,搭地铁至约15公里外的郊外弃尸。

2月中旬,陈某独自返港。女方父母发现女儿失踪后,其信用卡在台湾和香港都有取款记录,于是向香港、台湾警方报案。陈某被香港警方拘捕约谈,事件才在3月中旬曝光。

陈某向香港警方供述了杀人经过,以及抛尸地点。根据供述,台湾警方在淡水竹围地铁站附近寻获潘女遗体,但部分已腐化成白骨。台湾土林地检署在去年3月、4月两次向香港政府提出司法互助请求,并于7月致函香港告知所获证据情况,表达香港若提出司法互助请求,将给予协助。

然而,陈某回到香港后,在港台没有引渡条例的情况下,香港检方无法以杀人罪起诉他,也不能将其移交给台湾警方。如果他不回到台湾受审,他的杀人行为就“不会被判刑”。目前,香港检方仅以陈某返港后盗用女友信用卡的“窃盗罪”,以及处理潘女手机、相机等物品的“处理赃物罪”起诉。

杀人嫌疑犯难以被追求刑事责任,症结在于现行《逃犯条例》的有关规定。该条例于1997年4月25日发布实施。从回归以来21年的司法实践看,该条例在贯彻落实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显著问题。

一是阻碍香港与内地及港澳开展刑事司法协助,使得香港某种意义上成为“逃犯天堂”。2019年两会期间,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现全国政协委员陈智敏,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表示,内地逃到香港的重犯多达300多人,全部“真名实姓”。但受到《逃犯条例》的限制,香港并不能将这些逃犯移交内地。查询香港立法会资料发现,2016年香港特区政府曾书面答复议员,因内地-香港两地法制差异,有关移交逃犯安排的商讨工作须小心进行,各项细节要仔细审视。由于没相关法例授权,故在相关安排正式立法及生效前,不会将逃犯移交到大陆。

二是港人在未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及地区发生刑事案件,追究刑事责任面临极大困难。根据《逃犯条例》规定,香港只能向签定双边协议的国家及地区移交逃犯。据悉,目前香港只与英国、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法国等20个司法管辖区签订移交逃犯协议,与其他100多个国家及地区未签订双边协议。同样是在2018年,发生了一起港人在泰国被劫持事件。5月6日晚,陈女士在曼谷素汪那普国际机遭到5人绑架,她的家人分4次支付总计200万元的赎金。未曾想,歹徒收到赎金后没有释放陈女士,反而再次向其家人索要100万元,丈夫无奈之下于18日报警。19日,绑匪将陈女士释放,其中1名疑匪提前逃回香港,香港警方接报后介入协助。但同样由于《逃犯条例》的漏洞,这位疑匪得以逃避泰国法律的制裁。

三是一些在港犯案后逃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嫌犯,也因为没有引渡安排,香港特区政府无从引渡他们来港受审。2016年,香港1名男子被2名外籍人士杀害;2012年,香港红磡海面发现一件行李箱,里面装着一名仅穿内衣裤女性的尸体,其同居男友“猩猩”有重大嫌疑;2007年,香港仔一间美容院女院长,疑因与中医师同居男友出现金钱纠纷而遭杀害,并藏尸行李箱内弃于赤柱黄麻角道近富豪海湾山边。这几起杀人命案,均因嫌疑犯逃往海外,至今逍遥法外。一次次发生的人命关天的案件,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情理上,都迫切要求修订《逃犯条例》,让违法犯罪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还死者和家属一个公道。

为更好处理香港男子台湾杀人个案,同时推动修补法律漏洞,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建议对相关法案进行修订。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大公报》撰文,对相关修订建议作出解释。保安局提出的其实是一个“修补方案”,然而就是这么个“修补方案”一下点燃想搞事又缺乏由头的反对派的情绪,当然,这其中也反应出少数香港资本家唯利是图、不顾法律与道德良知的真面目,具体可从《星岛日报》的评论中窥见。

2019年4月,《星岛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政府这次贸然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让未与香港签定引渡协议的地区,可向港方要求移交涉嫌犯罪人士,商界立即有强烈反应,提出种种实在的疑虑,主要有二:一是不少商人与公司自内地开放投资后,积极北上营商,并靠一国两制提供的保障,大大扩展业务,对内地经济作出很大贡献,但因内地法制与规例的发展与港不同,难免会堕入灰色地带,若《逃犯条例》通过修订,他们将要面对被移交受惩处的风险,在惶恐不可终日下,又焉能安心在港做生意?这种恐惧感,将大大损害香港的营商环境,影响极为深远。”,文中另一段指出,“也有商界人士提出,罪行中涉及的秘密佣金,亦有同样疑问,不应草率通过。”

香港“反送中”事件自发酵到现在,从“反对派人士”上街流行到香港“美国队长”被捕,局势愈演愈烈。过程中,香港多个反对派政党为误导香港民众并引发社会炒作称,修法会成为内地要求香港引渡“政治犯”的借口。非法“占中”黑手黄之锋也撰文称修法“将彻底破坏一国两制对港人的法律保障……届时若有台湾政界人士被北京政府定性为干犯中国大陆的罪行,只要该人在香港过境、逗留或旅游,都有被引渡(移交)至中国大陆的可能”。正是这些人的鼓动和美英等“黑手”的推波助澜下,香港发生了长达8周的“示威游行”和冲击中央政府驻港部门、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的暴力行为,未来香港局势何去何从引发居民的广泛担忧。

真理会越辩越明,修例的合理性与正常性,关键在于,能否以理性的态度、客观的立场、务实的思维去讨论问题。如果任由意识形态的争辩去盖过对事实的讨论,让极端言行的对抗去否定法律修订的本意,则不仅无法彰显真正的法治精神,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也将受到损害。对此,香港《大公报》从司法独立、人权保障、新闻自由、关税地位、营商环境五个方面解析《逃犯条例》给社会各界带来的忧虑。

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大量香港工商界人士都纷纷表态,指出修例不会影响对香港的信心,这足以说明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如果此次未能成功修例,导致台湾杀人案疑犯陈某被“放生”,等同是在向国际社会发出错误信息:香港是一个“避罪天堂”,不论罪行的轻重,即便犯了罪,也都可以在香港招遥过市。这才是真正“波及香港的国际声誉”!

香港《东方日报》称,在香港动乱中,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外部势力的介入更加赤裸裸,可见他们数十年来从未放弃分裂中国的图谋。在他们看来,即使无法促使中国内部崩溃,香港动乱也可以消耗中国国力和资源,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文章称,这次美国是明目张胆地插手香港事务,连副总统和国务卿等高官也赤膊上阵。对于美国而言,显而易见的是,港人利益并非他们首要考虑的,香港是否“逃犯天堂”更不是他们关心的。他们高调支持的背后有无政治考虑,香港市民其实并不难作出判断。

不论如何,修例是免除香港成为逃犯聚集之地最有效方法,也是维护香港良好营商环境最有效做法。《逃犯条例》修订,本质上只是一次正常的法律修订,所牵涉的只是部分极其严重的罪行,普通香港市民根本不可能会受到影响,而香港的法治、人权保障、新闻自由这些原则性保障,以及独立的关税地位、营商环境等现实因素,也都不会因修例而受到任何损害。总而言之,只要秉持理性态度,放下政治偏见,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就能发现:《逃犯条例》修订其实一点也不“可怕”!

其实,大多数香港市民关于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态度,从4月16日香港各界人士组成的“保公义撑修例大联盟”发起了支持修例联署活动中可以看出。联署活动官方网站显示,截至6月12日12时,参与网上联署的市民人数已经接近90万人。大联盟召集人黄英豪表示,这一数字显示,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建议得到香港主流民意支持。广大市民期待特区政府排除干扰,如期完成修例,堵塞法律漏洞,维护法治和公义,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

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法治和公义是香港的核心价值。长期以来,正是在安全、法治、公义的基石上,香港成就了自己的发展传奇。面向未来,香港更需要全力维护特区安全,守护法治和公义核心价值,为市民安居乐业、香港繁荣发展创造优良环境。

近年来,“港独”与“台独”势力加速勾连聚合力度,频频在港台重要敏感问题上发声表态、共同进退,相互利用,共图“独立大业”。这次,在修订《逃犯条例》这一港台两地高度关注的事件中也不例外。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涂谨申、朱凯迪、陈志全、罗冠聪等香港反对派,与“台独”政党“时代力量”就修订《逃犯条例》进行了会面。3月12日,台湾“立法院”通过“时代力量”的临时提案,要求陆委会及法务部积极与港府进行协商,以制定适用范围仅限于台湾及香港的逃犯引渡协议。在台湾获得积极进展后,反对派“香港众志”由连续两日围堵、暴力冲击两名到区议会交流的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到3月15日再冲击特区政府总部,异常“勇猛”。而且,在暴力活动受到警方压制和各界谴责后,反对派转变手法,他们于7月30日上班高峰时间在港铁多线车站搞所谓“全港大塞车”活动,并美其名曰“不合作运动”。据香港《东方日报》30日报道,当天早上7时许,大批戴口罩的反对派示威者在港铁各站用背囊等物阻挡车门关闭,或者乱按地铁列车安全掣,导致地铁不能正常运营。

反对派所谓的“不合作运动”是社会的慢性毒药,实际上破坏了法治,撕裂了社会,甚至把香港的繁华稳定变为历史,令香港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任由“台独”与“反对派”势力沆瀣一气,以“反修例”为借口疯狂地搞事情破坏香港社会的稳定和自由公平的法制环境,相信,香港的局势会越来越混乱,最后受损失的还是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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