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一个并非首要却必须解决的问题

2019-07-23 05:00

香港的事情闹得很大,全世界都在关注。当下趋势是游行逐渐被激进分子骑劫,且愈发变成年轻人周末打发时间的“光荣”方式,估计事态会持续发酵到10月1日国庆日乃至11月下旬的区议会选举。

这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和缘由起因早有各方大家评述,我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我只想针对一个香港长期存在,且时而被人谈及的问题:港府在以经营生意的方式治理国家,这是行不通的

过去4年间,我有过半时间在香港渡过,对这座城市的一个观感在于,美国总说自己是全世界最自由、最资本主义的国家,但其实香港更甚,在这一点上无愧香港连续十多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当然,这个“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有着社会主义国家教科书中描述的资本主义所有的缺点,除了“中港矛盾、外部势力”之外,这些民生问题也是造成香港动荡的重要因素。很大程度上,这与港英时代的历史以及“港人治港”理念在落实过程中走样相关。

1980年代,香港商界迎来了真正意义上拥有政治话语权的华裔商人。在那英国人即将离去的年代里,这批商人在北京的支持下,逐步从英国人手中夺得了对香港经济和各产业的掌控权。这种“政治经济皆回归”的情况,似乎为1997年之后的“港人治港”铺垫了颇好的前景。

对于港人治港,邓小平是有信心的,他曾于1984年说“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

因此,由这波“为香港拼出了繁荣”且爱国爱港的人来治理香港,能有什么问题呢?事实上,还真就出了问题。

长期以来,香港都是在商言商,对英国人而言,这也是香港存在的意义,这座城市最大的价值和能力就是创造商业价值。可是事实证明,在商界取得巨大成功的香港精英群体,直到今天恐怕都还未明白治国与经商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而当新一代香港人的期望不再仅限于经济数据攀升、不再仅限于交上耀眼的企业年度报表,那么社会就有问题了。

港府执政者、立法委的议员们(包括建制和泛民)以及西环中央涉港机构的官员们都需要明白,一国两制固然承诺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但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也可以有社会主义的元素

要知道,“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概念。或许人们应该想想,当香港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较于香港都有一些“不自由”。这些“不自由”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元素,就是政府干预。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资本主义制度”

这里不是说香港就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元素的政策,公屋就是后者的一个例子。只不过问题在于目前做的完全不足。便是以公屋为例,目前一个两口之家的收入需要在18,690以下才可排队轮候公屋,若是三口之家,月家庭收入则需在23,010以下,平均排队时间为5年。这个收入是怎样的水平?要知道,一个未受过任何高等教育、在街边炸鸡摊卖炸鸡的18岁少年,一个月收入大致也可拿到11,000至12,000港币,18,690港币的家庭收入仅为温饱水平。

当然了,延伸一句,2018年香港家庭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为28,000港币,其中最高的湾仔区为42,000港币,最低的观塘为22,000港币——香港有太多人真的就仅仅生活在温饱水平。

面对这样的情况,香港政府在坐拥1.83万亿港币可动用财政储备之情况下,依旧笃信“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的信条,这就难免香港那么多市民骂街了。

如今的香港政府一方面大多是由公务员出身的人组成,只知按部就班完成行政事宜及上司安排的任务,真心缺乏针对问题设想解决方案、“主动给自己找活”的政治治理的思维。另一方面又与利益集团密切捆绑,形成了一个离地的重商群体,导致严重的政策倾斜。

他们不明白的是,港府的任务并非仅限于为商家提供良好而自由的经商环境,甚至应该说,这都不应该是港府主要的任务。他们本应为市民提供住房、就业、娱乐、安全等一系列服务,并富有远见地适当打压垄断,为中小企业提供机遇,为朝阳产业布局。他们真正该引以为傲的成绩,并非传统基金会每年“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评分,而是经济公平、社会安全,以及市民对政府的认可程度。

这当然只是香港问题的众多切面之一,应该也称不上是最主要的促因,但这个促因不解决,香港的问题终归无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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