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季羡林最大的误解,就是奉他为中国的国学大师

2019-07-11 21:59

2009年的今天,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季羡林去世,享年98岁。季羡林去世后,很多人自发悼念他,在这十年间,关于他的文章源源不断,他的影响力早已不局限在学术界,成为大众眼中的学者楷模之一。但与此同时,纪念季羡林也常常伴随着“国学大师”这样的称号。撰稿人周郎顾曲认为:滥用国学大师,是媒体的一个现象。陈寅恪、季羡林、饶宗颐、叶嘉莹、南怀瑾、曾仕强、于丹等学者,都被媒体频繁戴上“国学大师”的称号,他们有的名副其实,有的则仅仅是因为写过几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就被牵强附会。国学成了一个篮子,可大可小,小到局限于中国古文经典,大到印度都装得下,以至于骗子做起坑钱买卖,也要打着国学的旗号,比如谈论女德的安德义、推销听读机的青年,美其名曰“智慧天才国学经典听读机”。

所以,无论从严谨的角度还是尊重季羡林的角度,“学者”二字,都好过“国学大师”这顶高帽。滥用这个称谓,不但掩盖了季羡林真正的学术成果,也会为他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我第一次读季羡林是在小学,他的文章出现在课本和考试里,记不清是哪篇了,就感觉家常气,有哲理,可读性很强。听老师说他是“国学大师”,我也就信了,高中后才感到不对劲,季羡林研究印度,怎么成了“国学大师”呢?原来,季羡林自己也反感这个称号,所以在2007年年初,他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的称号,自嘲“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我一个研究印度的怎么成了国学大师”

季羡林是否算作“国学大师”,学术界、传媒界有过讨论。2005年,学者葛剑雄在新京报发布文章《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指出季羡林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印度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他“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文化也发表了不少意见,还写了很多文笔优美、寓意深刻的散文,涉及面很广。但这些毕竟不是季羡林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如果一定要强调他的‘国学’,实际上是忽略或贬低了他作为学者的主要身份”。以至于北大曾有一个笑话:“你知道,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要不,专门研究印度学的季老怎么成了‘国学’大师呀?”

滥用国学大师,是媒体的一个现象。陈寅恪、季羡林、饶宗颐、叶嘉莹、南怀瑾、曾仕强、于丹等学者,都被媒体频繁戴上“国学大师”的称号,他们有的名副其实,有的则仅仅是因为写过几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就被牵强附会。国学成了一个篮子,可大可小,小到局限于中国古文经典,大到印度都装得下,以至于骗子做起坑钱买卖,也要打着国学的旗号,比如谈论女德的安德义、推销听读机的青年,美其名曰“智慧天才国学经典听读机”。

所以,无论从严谨的角度还是尊重季羡林的角度,“学者”二字,都好过“国学大师”这顶高帽。滥用这个称谓,不但掩盖了季羡林真正的学术成果,也会为他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纵观季羡林的治学生涯,可说之处很多,不必迁就到国学上。他是一位语言学专家,学术贡献集中在语言学上,例如(以下例子参考《学海泛槎·总结》一书及北大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

1)对古印度语的研究。季羡林的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就与此有关;

(2)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1996年,季羡林完成文化交流史著作《糖史》,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收录了《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再谈cīnī》等论文;

(3)吐火罗语研究。比如他的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还有对《弥勒会见记》的翻译和研究等,都是开创性的学术成就;

(4)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创作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论文,甚至提出《西游记》部分素材源于印度的说法,成为一家之言;

(5)对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

除此之外,季羡林在东方文化研究、保护古籍和散文创作上也有可说之处。他以学术为志业,但并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学者,在学术之外,季羡林还对文革有过深刻反思。

九十年代末,季羡林出版《牛棚杂记》一书,对文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列举了很多文革时期的荒诞景象,知识分子人格和身体受到的创伤,直指文革对知识生产和社会建设的破坏,呼吁学人反思文革的同时,警惕悲剧重演。这本书和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一并成为学界反思文革的三大力作。

季羡林反思文革,不仅仅是由于他目睹了文革对学术生产的巨大影响,也因为在文革期间,他的家庭也被卷入批斗当中。在《我尝过“喷气式”批斗的滋味》一文中,他写道:“我就这样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讲台。此处是我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候我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不测,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分子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

1970年,季羡林在北大东语系办公室担任一个小门房,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翻译出了印度经典《罗摩衍那》。

文革结束后,季羡林于1978年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1979年1月重回东语系主任的位置。他回到了平常的学术生活,但仍对“大字报”心有余悸。作家张曼菱在北大读书时,她的同班同学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她的“恋爱和宿舍夜话甚至上课早退等‘劣迹’公之于众”,季羡林看到后,担心张曼菱承受不住压力出意外,就叫人暗中跟着她夜行,有一次还鼓励她,与她大谈人生和学问。这件事被张曼菱铭记在心,后来写在了书籍《北大回忆》里。

不喜吹捧,热爱自由

在北大,季羡林深得学生的喜爱。他不摆架子,也不操持着权威学阀的腔调,在学子、友人的回忆中,他是极平和的一个人,就如他的文字一样,春风化雨,不疾不徐。

在一篇叫《学生记忆里的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中,作者回忆道:“我还记得1969年秋冬,季先生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情景......在零下十几度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谁都无法幸免。”

季羡林经常帮助学生。六十年代那会,很多农村来的学生“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钱一个的瓦盆洗脸”,季羡林知道后,“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有一次,当他知道一位叫章宗阳的学生还在坚持学术时,他主动寄过去一些印度语讲义,后来又陆续寄了《罗摩衍那》等古籍。

季羡林做了很多事,但他不喜欢被学生吹捧。2005年,胡光利等人想出版一套文集,定名《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这部书的“编者前言”本来极尽赞颂之词,“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等头衔都用上了,但季羡林看到后不高兴,他说:“我正在写文章,‘辞国宝’、‘辞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学术上有一些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知道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季羡林是个享受生活的人,他的随笔和日记,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生命的热爱、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你以为他闷闷的,翻开《清华园日记》,才发现他可爱得很。他是第一个把Humor译为幽默的人,他在生活中也践行着幽默。有一次,一位访客关心他的健康,他说:“我的身体还可以,唯一的变化就是头发没有了,真是无法无天。”还有一回,大明星林青霞来看望季羡林,有朋友打趣问他,知道林青霞是谁不,季羡林使了个眼色,而后狡黠地回了一句:“全世界都知道。”

2009年,季羡林离开了人世。两年后,作家张曼菱发文怀念。那篇文章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张曼菱说,有一次她去301医院看望季老,季老对她提起《浮生六记》,说:“那一部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所谓的‘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着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眨眼间,季羡林已去世十年,十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但季羡林其人其事依然是公众热衷讨论的话题。他不是国学大师,可是回顾他这一生,他拥有着比许多国学大师更宝贵的东西,关于处世,关于教育,还有身为一位学者的尊严和担当,而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关键原因。

本文首发于凤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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