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是对爱国的污名化

2019-06-24 00:40

在当代政治辩论和公共话语中,常常会出现基本概念误用和意义解构的现象。“爱国”就是遭遇这种解构性对待的典型概念。爱国主义,从其最为朴素和直观的角度来看,是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特定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法体制的高度认同、忠诚与维护的集体意识。大体而言,除了极少数的无国籍人,每个人都必有其祖国,必有所热爱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政法体制。即便是对所在国家的批评,也以理解、认同和促进该国之国家利益和共同价值为前提,而断然不会出现对国家的根本性背叛。在爱国与叛国之间是存在严格的规范性界限的,各国宪法和法律也都以具体的规制框架来确保爱国,惩戒叛国。

在当代转型中国的特定语境中,由于国家建构和国家认同尚未完备建立,中国的古典文明与近现代革命、改革传统尚有待于一种“通三统”式的价值整合与制度协调,加上西方优势文化与政治模式的长期渗透影响,导致人们对“爱国”的原初共识及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应有地位遭到逐步消解。其中,将“爱国”等同于“民粹主义”就是一种惯常的解构方式。

提到中国的爱国主义,有些分析文章常常举出“义和团”的例子,甚至也有拿出改革时期特定外交关系紧张时国人的某些作为加以批判,认为这些以“爱国”名义进行的集体行动,是对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的背离,是一种集体形式的暴民政治,其本质是民粹主义。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过程中,也有某些舆论观点认为主张动员对抗、自主创新乃至于抵制美国的集体行为是民粹。这些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爱国”的误解和偏见,造成了对维护国家利益和开展正当国际斗争的畏惧感,造成了国民与国家之间一定的疏离甚至反对关系。然而,无论从历史还是学理角度,爱国都不是民粹主义的代名词,也不应当被污名化。    

从西方政治思想史来看,爱国与民粹可能存在交集,但绝非等同性事物。爱国通常是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在柏拉图《理想国》中作为一种特定的正义观加以讨论,其核心内涵是“助友害敌”,是以敌我区分为逻辑前提的一种政治认同理论,敌人构成认识自我的方法论。西方国家正是借助于一以贯之的敌我区分,相继通过希腊的文明/野蛮二分法、罗马的法治/暴政二分法以及近现代的民主/专制二分法来区分西方民族与非西方民族,构建西方民族内部的宪制框架和国际法。如果没有围绕民族主义的爱国认同建构,西方绝不可能发展出如今的系统化民主法治理论和全球治理框架。当然,这种西方式二分法的框架本身是有缺陷的,无法真正平等、民主、包容地对待非西方文明,从而造成世界秩序内在的不稳定与冲突。与民粹直接相关的是民主的概念。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考察了民主政体“一切趣味平等”的泛平等化逻辑及其解构民主自身美德根基的可能性,并进一步论述了民主政体如何一步步退化为僭主政体,而僭主政体中即包含着民粹的显著因素。亚里士多德批判性发展柏拉图的政治理论,提出了更为完备、深远影响后世的政体类型论,按照统治者人数区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并以暴民政治(民粹)为民主制的异化形态。无论是柏拉图的民主僭主化,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民主民粹化,都表明西方古典哲学家真正担忧的不是爱国的民粹化,而是民主政体的民粹化。

爱国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尽管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普遍主义,而必然以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为必要边界,但爱国是一切有理性意识和生存竞争能力之民族的政治认同基础。当世界进入民主化时代时,西方开始推崇一种“民主爱国主义”或“宪法爱国主义”,试图将一种古典的民族性爱国主义转变为现代性条件下、理性化的宪法民主爱国主义。这种新颖的爱国主义以普遍人权和正当程序为核心特征,全力淡化爱国的民族性文化背景和规范。这一现代性的理性建构前有美国宪法的模范实验,后有德国基于二战期间纳粹暴政的特定反思而发展出来的“基本法爱国主义”。似乎这种置换为人权和正当程序内核的爱国主义就会成为一种普适、终结性的爱国主义,而古典的民族性爱国主义就已寿终正寝了。这种现代性民主的乐观主义在苏东剧变之后达到顶点,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理论标志。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方面西方的自由民主输出无法治理政治腐败和恐怖主义,另一方面特朗普主义极力助推逆全球化和民主民粹化,开始一一印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的担忧,更对近现代西方民主理论家的乐观主义构成消解作用。“宪法民主爱国主义”也被认为道德规范根基太薄而无法建构真正的政治身份认同。   

问题的要害出现了,对于善治目标而言,不仅需要区分理性爱国和民粹主义,更要理解到需要防范的重点可能不是爱国的民粹化,而是民主的民粹化。因此,对民族性爱国主义的可能局限固然需要反思和防范,比如避免其过分压制个体权利和尊严,或者损害人类整体发展利益,但应当正确理解和维护这一政治认同模式所具有的保守主义美德根基及其团结凝聚政治共同体、培育国家认同和公民友爱的理性功能。相反,那些过于标榜个体权利至上、程序主义至上的替代性认同模式及其对爱国主义民粹化的批判和解构,反而可能造成一种消解政治共同体认同基础、离间个体与国家历史命运纽带、推动真正民粹主义反噬稳定政治秩序的严重后果。

回到中国语境,爱国主义不仅是五四运动的首要精神价值,也是中华民族面对危机、救亡图存、改革发展的关键性精神动力和认同机制。将爱国等同于民粹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政治解构,也是对西方政治思想与实践教训的盲视。在新时代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整体战略框架下,在中美贸易摩擦及诸多内外危机的挑战下,爱国主义仍然需要得到全体国民的认同和维护,仍然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原理和凝聚机制,仍然是共同体集体理性与责任伦理的逻辑前提。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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