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王国》:城市街道上的边缘与污名

2019-06-05 23:04

就如诸多社会学家所指出的,西方近代社会发展中一个典型的特点便是大型城市的出现,并且这些伴随着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所诞生的都市与传统帝制下的都市之间也都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城市的崛起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人际关系甚至传统道德和习惯的变迁与改变,就如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与伯吉斯、麦肯齐和沃斯合作的《城市》(The City,1925)中所指出的,城市决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

 

而在近代城市——无论东、西方——崛起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农村的熟人社会所不同的是所谓“陌生人社会”的诞生。

 

在孔飞力的《叫魂》中,他十分关注乾隆盛世下伴随着大型城市的发展所带来的对于传统熟人社会的冲击,而渐渐衍生了米切尔.邓奈尔在《人行道王国》(Sidewalk)中所反驳的一个社会学观点,即“破窗理论”。社会学家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凯琳在1982年发表文章《破碎的窗户》,根据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1969年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控制方法的理论,认为在现代城市社会与空间中,“哪怕表面上最微小的秩序破坏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罪行”。

 

正是由于来往于城市空间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今都为彼此的陌生人,而导致其中的安全和秩序成为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伴随着城市空间本身在各种元素相作用下所形成的或显或隐的区隔,诸多难以被社会正式秩序所控制的个人与群体便成为被关注和怀疑的重点,从街头的各种(图书、饮食、杂货)摊贩到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乞讨者,以及那些“无名”的游荡者和(社区的、街道的)陌生人……

 

在这一大都建基于主流与边缘、正常与污名以及各种由此所引起的恐慌下,形成了一个邓奈尔所指出的恶性循环:由于历史、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的作用使得边缘者遭到污名与隔绝,而主流社会与人群如果先入为主的陷入这些刻板印象中,便会巩固和再生产这一意识形态,而导致真正的了解难以展开;同时,边缘与污名群体中的一些个体的越轨行为,常常会成为典型而再次让主流群体以偏概全地证实自己的观点。

 

由此循环,成为一个死结,而最终伤害的依旧还是街道上的谋生者。

 

 

一.谁的城市?谁的街道?

 

在邓奈尔的《人行道王国》中,对于生活与工作在街道上的个人与群体的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来自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社会学派,而因其受到当时风靡美国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而使得他们十分注重田野的实证调查。邓奈尔走进哈基姆、穆德里克、马尔文与爱丽丝等人所生活与工作的第六大道,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变成”其中一员。

 

就如作者在其后所附录的研究方法中所指出的,这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另一方面却也在通过对其的反思中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深入,从而尽可能地描绘出生活与工作在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上的“人行道王国”中的人们的真实状态、他们在有意无意中与社会、法律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再创造及其局限,并且通过对其生活和所思所想的了解,拨开笼罩在他们身上的众多未经验证和调查就已经被贴上的污名与各种陈词滥调。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发现邓奈尔这部书中所具有的强烈人文气息与关怀。

 

在芝加哥社会学派对于城市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群体的关注和研究中,学者们渐渐意识到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建构性,以及它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群所具有的影响与塑造能力。伴随着芝加哥社会学派对于城市的研究而渐渐风靡的是诞生于德国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中对于现代城市规划的关注。在德国包豪斯学院中,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一起成为现代设计大师们建构新的乌托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国著名设计师勒.柯布西耶手中,一种理性的、秩序且能够如机器般运作的城市设计成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典型的模式。

 

而与之相呼应的,是上文所提及的由芝加哥社会学派几位主将所写的《城市》一书中,麦肯齐提出了他著名的“同心圆说”,即将一个现代都市划分为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帕克和伯吉斯都认为,这是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地)、工人住宅区、中产阶级住宅区和郊区或往返带(commuters’ zone)。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城市设计与规划便大都建立在这一理论上,但当它在改变着人们对于城市的传统认识的同时,也由此引发了新的问题。

当法国著名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利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现代城市时,他发现这些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城市同样存在着后者所具有的压迫性与局限,而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城市空间并非某种“自然”之物,反而是在各种社会文化与权力的角逐、碰撞和融合中所形塑而成的,因此它其实是一种存在着诸多层级的空间,而由此形成了其后布尔迪厄所谓的区隔(distinction)。

 

在列斐伏尔出版于1974年的专著《空间的生产》中,作者认为资本主义所生产的抽象空间反映的是资本与国家之权力,因此当我们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去看街道上的摊贩、无家可归与乞讨者时,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其实是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权力等各种因素之间的交错影响,而邓奈尔的《人行道王国》也便是希望发掘出这一系列不可见的线索。

 

在《人行道王国》中,邓奈尔十分关注为什么某个空间、某条街道能够成为这些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以及为什么他们能够渐渐在其中建构出一系列非正式经济与社会体系。因此,他通过微观与宏观两个角度来分析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和格林威治村中的第六大道,除了这些空间本身所具有的能够接纳流浪者的因素之外,一系列与之相关和相互作用的周边环境与设施条件的完备,以及各种观念、意识形态和法律等非物质性条件的具备都十分重要,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哈基姆等人其后所选择的格林威治村中的人行道上。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列斐伏尔的观点得到印证,而伴随着哈基姆、马尔文等人在街道上与周边居民、行人与警察等群体的交往和互动,更进一步地体现出了在对于城市空间利用和争夺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各种主流/边缘模式,并且正是通过对于这一意识形态的运用,而造成主流秩序的进一步巩固。即使邓奈尔发现,街道上所形成的非正式经济和社会模式其实同样具有对于主流价值观和秩序的强化作用。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露宿或工作在街道上的摊贩和无家可归者从一开始就很难真正地对已经被主流所分配与设计的空间进行彻底的改造,或是对其中的等级秩序进行彻底的破坏。在邓奈尔的研究中,街头工作和露宿的大都是黑人,且其中又以男性居多。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研究历史上,他们总是对生活在城市中的边缘群体更为关注,无论是上世纪初移民美国的波兰工人,还是其后生活在城市中的黑人以及性少数群体。

 

因为在这些群体身上,烙印着主流对其区隔和规训时留下的深刻印记。而这些印记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空间层级的形成具有相同的逻辑和意识形态,因此同声相应而彻底地把生活与工作其中的边缘者所束缚与进一步的控制。

 

也正因此,当我们回头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主义设计大师以及一些城市社会学家所提出的城市规划时,问题也便是它顺应了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而在无意识下对其推波助澜,最终造成城市空间的僵化——富人区与贫民窟的形成,以及主流通过空间来对边缘群体进行更强硬的地理与生存控制,如拆除所谓的“丑陋”建筑群、驱逐城市边缘人群等等。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

 

城市空间的“贫富化”在英国工业革命中便已经出现,即如狄更斯在其小说中所展现出的伦敦贫民窟的状况;以及马克思所观察到的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便来自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于下层阶级的剥削……而这一切都能够直接地从其所居住的城市空间中得到体现,就如穆德里克与罗恩这些来往于监狱与街道的黑人男性,他们的遭遇不仅仅只是个人原因。由于他们生活于美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种族矛盾与贫富差距历史的社会之中,而导致他们必然为其影响,甚至受其局限。

 

当邓奈尔研究这些频繁进出监狱的街头摊贩和流浪者时,他发现国家的惩罚和规训制度最终反映出的正是福柯曾经所指出的,即政府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能够通过惩罚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反而往往使其生活变得更为恶劣与艰难。

 

因此这里存在的悖论便是:把街头的摊贩、无家可归与乞讨者看作城市与街道安全隐患的政府,却正是创造了这些群体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而随着他们清理街道,所造成的是这些街头群体们更加艰难的处境,而最终直接可能导致其再次走向犯罪,而成为社会和街道上的威胁……这样的恶性循环再次出现,而邓奈尔的研究也正是在反复地告诉读者与执政者,事情原本可以有另一种解决方法,从而走出这一死胡同。

 

而重要的第一步,便是对这些“他者”的了解,以及关于他们在街头所建构出的非正式社会体系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与影响,而想要做到这些,首先便需要解决污名和各种刻板印象的陷阱。

二.被污名与被伤害者

 

 

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另一位大将威廉.I.托马斯曾提出一个叫“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的概念。他认为,“如果人们把情境界定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这一被罗伯特.默顿称为“托马斯原理”的假设向人们展示,情境的社会定义尽管是主观的,但却有其客观的结果。

 

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理论为其后贝克尔和勒默特的“社会标签论”提供了基本雏形,它认为每一个人都会存在“初级越轨”,但只有被贴上“标签”的初级越轨者才有可能走上“越轨生涯”;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他及其行为的定义过程或标定过程密切相关的。

 

在“人行道王国”中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便始终处在其“越轨生涯”之中,而这一预设也正来源于主流社会环境对其的定义。一旦成为被标签或污名者,想要重新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便往往充满困难。

 

在《人行道王国》中,存在着一系列十分典型的污名和刻板印象,而它们也大都建基在最普遍的范畴之上,如阶级、种族与性别等。并且这些因素既彼此独立运作,而大多时候又能够彼此交错运行,从而使得被笼罩其下的群体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状况。

 

在《人行道王国》中,作为白人男性教授的邓奈尔十分清楚自己与所研究的人群之间存在的众多差异,但他所采取的方式则是利用这一差异来进行某种对比,从而观察其背后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成见。例如在使用商家厕所时,街头的摊贩或流浪者往往难以如邓奈尔这般轻而易举被容许,而必须面对诸多怀疑、刁难和拒绝。就如我们上文指出的,在邓奈尔的研究中,黑人男性占据主流,这与美国漫长的种族问题息息相关。

 

无论是睿智的哈基姆还是穆德里克或马尔文,他们作为黑人都十分清晰地感知到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差异,且这些差异会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反复以种种实践或琐事的形式出现。对于他们而言,自己的种族是导致周围的居民、警察以及整个社会对其“自然地”提起防备的首要元素。为了表现这一点,邓奈尔采访了在纽约简街开房车卖圣诞树的白人罗普一家。街道邻居与行人对于罗普一家的态度与对哈基姆这样的摊贩形成鲜明对比。

 

作者指出,“从罗普一家的情况来看,恰当的行为举止、家庭价值、圣诞树以及中产阶级地位与他们是白人这一点相叠加,似乎足以使人们立即产生一种他们是得体的、不具威胁性的印象(粗为原书所加)

虽然“白人”并非是让罗普一家立刻被接受的唯一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却依旧起到了聚集其他所有元素的最主要中心点。而当这些元素与“黑人”相叠加时,它所形成的其实是某种“像白人”的心理,由此能够被接受。因此,当出现哈基姆、马尔文这些一无所有且在街头谋生的黑人时,存在于美国主流社会对于黑人形象——它同样是美国几十年主流文化建构的产物——的怀疑、不安甚至恐惧也便立刻浮出水面,从而阻止了进一步了解的可能。

 

当邓奈尔研究街头谋生的黑人纠缠女性行人(尤其是白人)这一现象时,背后便存在这一逻辑。而由于这一现象同时还涉及到性别因素,因此我们在此看到了十分不同的一幕,即在其他诸方面都遭到主流社会边缘化的街头谋生的黑人男性,在搭讪与纠缠女性行人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主流”的位置,而这一点与男权社会体制有着直接的联系。

 

无论他们是黑人、穷人还是露宿街头,但其男性身份却依旧不会改变,从而使其几乎是天然地能够从男权体制中获得相应的性别红利,虽然十分有限。就如作者所指出的,“他(按:指穆德里克)可以利用男性在公共场合享受的特权,来影响街头发生的事情”,而这一被影响的对象则主要是女性。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看到影响城市空间的另一个主要元素,即性别。

 

对于女性而言,城市空间带有强势的男权意识形态,因此往往是具有威胁甚至不安全的。当街头摊贩基思在搭讪男性与女性行人时,他所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话语,“只有对女性,基思才会使用赞美,或者说一些会被她们认为是亲密或者调情的话。在与男性的互动中,他的要求要简单得多”,造成这一不同的便是公共空间中两性性别权力的差异。

 

也似乎唯有在这一范畴下,街头谋生的诸多黑人男性似乎获得了一些主动权。邓奈尔由此发现这里便生产着典型的恶性循环,即“对女性来说,男性的行为和由此导致的困境进一步加强了她们对这些男性和与他们外貌很像的人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危险的。而这种焦虑被转嫁到无辜的乞讨者、图书摊贩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转嫁到一般的黑人上。刻板印象因而产生”。

 

所以,刻板印象的产生有时并非无风之浪,对于处于公共场合的女性行人来说,这一反应是真实且切身的,而其所指出的问题也正是性别权力的不平衡所引起的某种历史性的紧张记忆。因此,作为边缘与遭到污名的街头谋生者与在传统性别秩序中十分边缘的女性群体之间,形成了更为微妙和复杂的权力结构。

在简.雅各布斯的经典专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她有时会忽略了这些社会与历史范畴之间的彼此交错与影响,以及由此而可能形成的巨大灰色地带。邓奈尔在研究中时时通过引用雅各布斯的经典论述,作为讨论的敲门砖,同时也对其进行修正与反驳。其中“街上的眼睛”能够带来人们行为的规范和安全这一观点在女性与街头谋生的男性商贩、乞讨者这一组对象中便存在问题,就如邓奈尔所发现的,“对女性而言,男性的‘街上的眼睛’并不能带来身处于陌生人中的安全感,而是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

 

而另一方面,正如传统中国所谓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所希望带来的一系列正面结果之外,它往往也可能形成截然相反的负面影响。而当“街上的眼睛”所注视的是那些已经遭到边缘或污名的个人与群体时,“其严乎”的力量往往便会造成巨大的压迫力。

 

在《人行道王国》中,当邓奈尔研究街头谋生者各种被主流社会紧抓不放的越轨行为——如撒尿、纠缠行人与偷窃等——时,他发现这些行为并非仅仅只出现在街头图书商贩或乞讨者那里,而是同样出现在所谓的“正常人”身上,并且之所以前者遭到严厉的惩罚和批判,而后者却大都安然无恙,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街头谋生者处于一个人人可见的公共空间之中。

 

作者指出,“得体的形象也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于“那些可以在公寓的私人空间里行使基本身体机能以及进行越轨行为的人就更不容易显得不得体,或者因违法而蒙受污名”。因此,第六大道上的许多摊贩并不是社会“无序”或越轨行为的独有者,他们的许多行为是“正常人”同样有的,只不过街头谋生者“没有时间和空间来使自己显得得体”,因此,“他们所从事的事情就更可能被视作是不体面的”。

 

在这里,我们所看到便是陌生人城市所具有的阴暗面,以及“破窗理论”等够产生且得到众多支持的原因。“在威尔逊和凯林以及那些主张强化警察控制的人则认为,可见的无序和恶名,通过创造一系列‘没有人在乎’的文化意义和期待,难以预料地创造了犯罪的后果”。在这一理论预设背后所潜藏的便是对于陌生人的焦虑和恐惧。

 

在孔飞力的《叫魂》中,伴随着人口增长所形成的人口流动,导致传统熟人乡村中出现许多陌生的流浪者,从而引起村民的不安,因此不仅产生了对于陌生人的警觉和某种先入为主的恶意揣摩,也直接增加了流言和各种污名的传播速度,从而导致危机的产生。而伴随着污名者在城市空间中所能获得的资源和权利的被限制与剥夺,其在主流权力剥削下所形成的边缘性却又再次印证了其污名,而恶化进一步的生存危机。正是在这一封闭的逻辑推理中,街头谋生者被当作是“无序”和罪行的创造者,进而遭到打压与驱逐。

 

 

三.结语:理想的城市

 

1961年,简.雅各布斯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批判欧洲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与设计观念中所潜在的机械化、“纯洁性”和强烈的工具理性倾向。雅各布斯通过自己在纽约的亲身体验与生活,指出城市空间并非如德国设计师密斯凡德罗与法国设计师柯布西耶所想象的那般必须条理清晰、各部分职责鲜明且规规矩矩。在那些看似混乱与陌生中实则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非正式社会模式,而正是这些来源于居民、行人和各种生活于其中的人群的日常生活与实践,创造着安全的、和谐且多元的城市。

 

就如上文所指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流,而最典型的便是经过美国加工而后行销全球的国际主义风格的城市规划观念。这一理论影响深远,且最终就如美国批评家汤姆.沃尔夫在其著作《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中所指出的,改变了全球三分之二的城市天际线,并且在当下依旧占据着城市规划的核心地位。

 

与此同时,沃尔夫也批评了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主流设计观念的霸道和刻板,并被喻为“殖民”、“盒子”与“密教”,从而形成新的剥削与区隔就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城市空间与社会等级、权力和各种霸权文化形成联合,从而造成了日渐僵化的空间等级,以及对于在这一剥削下遭到边缘和污名人群的伤害。

 

邓奈尔的《人行道王国》更进一步地指出在那些在传统中被看作引起无序、混乱、恶行与犯罪的街头图书摊贩、露宿者和乞讨者之间存在着十分重要的非正式社会结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公众形象,他们为彼此和陌生人(包括其中有犯罪潜质的那些人,话说回来,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曾是)建立了一系列的行为期望,表明‘有人在乎’,并且他们应该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正是在这一或隐或现的结构中,被当作“破窗”的第六大道上的人其实并非如主流群体所想象的那般是造成社会危机和城市不安全的主要因素。

 

但破除这一污名本身却困难重重,既因为涉及社会以及城市中的阶级与种族不平等,也还涉及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资本家为了建造大型的豪华商城而拆掉被称作危房的住宅区,而那些被驱逐的群体则根本无力消费这些商城中的商品,甚至难以“进入”这样的城市空间;一些被称作有所市容的街道商贩和乞讨者,也都遭到执法者的反复骚扰与驱逐……另一方面,邓奈尔指出,“令人不安并不总是因为存在任何实质上的威胁,或是说了冒犯人的话,而是因为在寻求权力和尊严的过程中,实际的对话伦理被遗弃了”。因为各种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导致主流群体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聆听边缘者的声音和诉求的意愿,从而导致恶性循环的产生。

 

一座理想的、安全且充满活力的城市并不应该是一座“死城”,而所谓的秩序井然本身也并不意味着千人一面,邓奈尔发现,“非正式经济和社会生活非常有价值,同时也不必然在审美上令人不悦”。因此,“一个社会正确的应付方法不应是将自己创造出来的被遗弃者驱逐出公共空间,一个存在极度贫困问题的城市若要创造福祉,其重点就是能让边缘人有自主经营的机会”,与此同时,对于城市空间在各种元素所共同作用和建构出的等级与区隔,进行积极地反思、批判与重新创造,从而突破中心与边缘的僵局,形成新的与创造性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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