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 特 务 者 为 俊 杰

2019-06-03 04:00

敌对没有,势力还在。

如果有读者对“敌对势力”的发生史还不是很了解,不妨看看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察的电影《地下》(又译《没有天空的都市》)。马高和他的情人在家里做完爱后经常拉响防空警报,然后满身血迹地跑到地下室里,告诉在那里忙着为他生产军火的黑仔及其他同志“该死的德国鬼子又来轰炸啦!”事实上,这时候的南斯拉夫早就解放了。

前两天有一位女性网友问我如何处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千头万绪,我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只回答她说“你是先天的,祖国是后天的”。

最近这些年,互联网上突然开始流行起“蛋疼”这个词,为了男女平等、争夺话语权,女生们还很配合地发明了“乳酸”。如果能够多了解一点上个世纪的花边新闻,就知道在那个谣言满天飞的年代,“蛋疼”、“乳酸”却是真实存在的。比如1950年7月间在北京周边地区,便爆发过令人两股战战的“割蛋”谣言。

谣言说,为了造原子弹,苏联需要大量的睾丸、子宫、女人的乳房和小孩的肠子做原料。毛泽东答应了,于是就派出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割一个女人的子宫,拿到苏联能换三块现大洋。有的地方还传说:割一个人的肠子,“以肠作证”,给12匹洋布。就这么一条在今天看来荒诞透顶的谣言,在当时竟然真的有很多人相信。一个400余户村民的村庄,为此购买手电筒1000个,门户紧闭,彻夜亮灯,每晚消耗点灯煤油25斤。

今天,许多“爱国者”都在忙着抓“敌对势力”和“汉奸”,做着我所说的“只赚不赔的生意”。当然,这一切与过去的哪个时代相比,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三国演义》里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一说,而生活在那个“大巫时代”里的人们最崇尚的却是“识特务者为俊杰”。通常,阶级斗争抓得最紧的时候,也是特务最多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内心架起了机关枪与瞄准镜,同时也将自己扔进一种时刻被人瞄准的困境,即多数人对多数人的监视。所以,你会看到,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时代里,特务无所不在:懂外语的教授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象棋棋谱《渊深海阔》上的数字与口诀被认定是特务的联络密码,需要送到公安局破译;甚至,像容国团这样的优秀运动员也不得不因为“特务嫌疑”自杀,而他兜中遗书还毕恭毕敬地写着“毛主席万岁”。此外,还有专打信号弹的特务、美蒋空投的特务、偷听敌台的特务、会抽香烟的女特务……

有一个故事:某县贮木场小学有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因为好玩,拿了一支粉笔趴在二楼的栏杆上写下了“毛主席万岁!”。很不幸,从楼下看“毛主席万岁!”几个字是倒的。这下不得了,被在楼下的同学看见了,这位小学生便成了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小孩因此受了大惊吓,好在他的家庭祖祖辈辈都是贫农,根子红。老师也只好让他在班上作了几次检讨,在教室后面站了一个月。在那个年代,如此草草了事,也算是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了。

那个时代真正让你毛骨悚然的“特务”,不是上面这些想象中的坏蛋,而是住在你家里的温顺的告密者。关于这一点,写过《卧底》的章诒和女士和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男主角饰演者乌尔里希·穆赫都深有体会。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无数东德人和穆赫的妻子一样,甘做了床上的卧底、国家的特务。虽说名义上都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有床位,没地位”。

在这样的岁月里,自由通讯同恋爱、性交一样,是一种潜在的罪行。抓到的特务,总是和电台联系在一起,如果此人成分是“地”、“富”、“反”、“坏”、“右”,总免不了还会有一本“血淋淋的变天账”。六十年代后期,随着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另一种意义的电台开始进入普通人的生活,略懂技术的知道如何找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截然不同的声音。据有经验的人说,如果听了两分钟还没有念毛主席语录,那它十有八九就是敌台了。此外,语调、语速也有明显不同,相较而言,敌台播音语气柔和,不像大陆的革命播音员那么正气凛然、目空一切。糟糕的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在这个大公无私的年代根本没有墙,谁要是多偷听几次敌台,难免会被神经兮兮的革命群众揭发,打成现行反革命,得到不应有的下场。当时同样流行“八分钱邮票”一说,只要“八分钱邮票”,被告密的就可能遭受冤狱。

据我所知,与我村相邻的村庄也是住过些“特务”的,最负盛名的就是“台湾特务”。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有一段模糊却又真切的影像一直挥之不去。事情大概发生在1980年前后,那是一个秋天的中午,我去上小学,在路过位于河边大队部时,看见当时的大队书记正推着一位妇女在大队部的水泥坪上滚来滚去。水泥坪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据说这位被扒光了衣服的妇女正是本大队著名“台湾特务”的妻子。傍晚,凉风四起,当我放学又一次路过大队部时,周围的人群已经散去,而那位遭受着赤身裸体批斗的妇女仍被高高地绑在电线杆上,上身不知道被谁稀稀拉拉挂了一捆稻草。我至今仍能记起自己当日看到这个场面时是如何无动于衷,既谈不上惊悚,也不知道悲伤,只觉得那是撞入眼帘的平常一幕,一群大人在吵架或完成一个仪式而已。

奇怪的是,若干年后,当我向村民问起这件事时,许多大人对这次批斗竟然毫无印象——也许他们见得太多了?——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我的这段记忆是不是来自于我曾经做过的一场梦。然而,理智却又告诉我,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捏造一个与现实相等的梦境来诋毁那个已经臭名昭著的时代,尽管其时它正接近尾声。

事实证明了我的这一判断,在多次求证此事后,终于有当年的旁观者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这场批斗是从“台湾特务”的村庄一直斗到了大队部,目的是让这位妇女揭发其丈夫的罪行。尽管从理论上说,“文革”已经结束,但谁都知道,肆虐于这片土地上的批斗与戗害之风,既非始于“文革”,亦未终于“文革”。

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在我小学毕业前后,“台湾特务”一家搬到县城去了。据说这家人在街上做点卖冰棍之类的小本生意。一些人在背地里开始羡慕他们从此远走高飞,不再种地——用大人们的话来说是他们“晒不着日头了”。对于我们这些被禁闭在广阔农村的乡村少年来说,乡下人到城里卖冰棍、见世面也已经算是一种传奇了。与此同时,想着他们曾经遭受的被批斗的无边苦难,这家人真有点像是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渡尽劫波,苦尽甘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大约十年后,当我考上大学并离开农村,多了些阅历与思考,真正了解到底层社会边界之宽、之广,就知道这家人在县城的生活其实并不幸福,亦不容易。而且,真相比我的想象更残酷。后来我知道,那位被批斗的妇女很早就成了寡妇。

“台湾特务”与我同宗,曾经读过不少书,土改时他家被划为地主成分。七十年代,因为有机会“收听敌台”,获得一些前所未有的信息,有了共鸣,于是给台湾方面匿名写了封信。谁知不久东窗事发,他被人顺着邮戳当成“特务”查出,因此被抓去坐了很长时间的“哑巴牢”。所谓“哑巴牢”,指的是那种既不宣判,也无人过问的牢狱之灾。再后来,据说是得了胃癌,这不幸的人没多久就死在监牢里了。

据年长的人说,早先“台湾特务”的小女儿读小学时成绩很不错。在当地,如果小学生考了前三名,小学会给家里发喜报,敲锣打鼓送到家长手里。然而,因为生长在一个“地主人家”,又有个“特务爸爸”,小女儿虽然有一次考了第二名,却被剥夺了送喜报的资格。为此,小女孩哭了几天,直抱怨她的父亲成分不好,害人害己。

关于那个时代的事情,从偶尔搜集到的一些散落民间的档案,亦可以看到许多平常人的命运如何因为“反革命”、“地主成分”、“特务背景”等而被改变。比如一位生于1946年8月的邓姓女生,老家原在江西省余江县,1962年转入我的母校云山中学读初中,随后又转入永修中学。她的父亲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此时在云山垦殖场总场生产办公室做农业技术员。然而,1966年高考时,县委政审小组与江西省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九江考区办事处填的政审意见却都是“不宜录取”,理由是“该生祖父因反革命罪行被我镇压,两个舅舅潜逃。学生本人没有思想进步表现”。这幕后之手,何等残酷的“不宜录取”!它意味着无论“红旗下的坏蛋”如何“重在表现”,都是白费。

当然,并非所有针对她的评价都这么言简意赅,毫无情意。比如云山中学给予的初中政审意见便相对积极,呵护有加:

该生思想进步,为人老实忠厚。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较好,能开展自我批评,学习目的明确,学习一贯努力,学习成绩优良,劳动观点强,工作积极负责肯干,在日常生活中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以模范行动带动同学,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现担任本校学生会学习部长,该生一贯表现很好。曾多次荣获优秀学生,优秀干部等光荣称号。同意录取,请优先录取九江师范。

而在县中,班主任给予的评价第七条是这样的:

不爱文体活动,不爱说话,个性有时表现得急躁。因祖父被镇压怕影响自己的前途,背上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所以经常会哭。

秋风秋雨愁煞人。简简单单几句话,如今读来,依旧让人无限忧伤。这位即将被“不宜录取”改变前程的女学生,如今已年过六旬,在我第一次读到她的有关资料时,我最迫切想知道的是她在其后的岁月里,是否心想事成,平静安好。

熟悉六十年代历史的人知道,准确地说,真正改变这位女生前程的并不只是针对她的“不宜录取”。事实上,从1966年这一届开始,因为“文革”骤雨将至,随之而来的“停课闹革命”使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半途而废。无论你红与黑,所有的学生都“不宜录取”了。

不过,就像我随时不忘赞美的《美丽人生》、《送信到哥本哈根》、《窃听风暴》、《肖申克的救赎》、《雅各布的谎言》等反映美好心灵的电影,即使是在这样一个荒蛮的时代,一个把公开激发社会仇恨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时代,我还是看到一些尚可暖人的东西,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像这位邓姓女生一样保持着某种虽无奈却又不失纯朴的心灵。由于父母都是出身于地主阶级,她在名为“个人自传”的供述材料中难免会提到“重在表现”的政策,以求革命政府的宽恕。但是与此同时,在谈到和外祖父的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让我感触至深:

总之,我与祖父的联系是比较多的,平均每学期都去过一次。老实说,自己虽然认识到他是工商业地主,是个剥削分子,但思想上对他还缺乏憎恨的感情,是恨不起来……

今日中国,也许你已经清晰地看到,至少从我这一代人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仇恨教育的种种坏处,并且对此深恶痛绝。而上述这位女中学生当年能保持对祖父“恨不起来”的情感,同样让我看到了那个黑暗年代的一丝光亮,看到了人性最宝贵的流露与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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