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文明冲突” 和中国的“文明对话”

2019-06-03 02:20

在被问及中美关系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凯伦·斯金纳表示,美国正在与“全然不同的文明抗争”,进而又补充道:“这是我们首次面对高加索人种以外的强大对手。”

这番话并非无心之言,充斥其中的,是史蒂夫·班农奉行的种族本质主义。斯金纳提起冷战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地缘政治斗争,仿佛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类似冲突已变得无比可怕,将会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她并不是在单纯地回忆往事;这番“与非高加索人种对手抗争”的言论,其实旨在再次兜售十九世纪席卷美国的“黄祸”之惧。当时的运动提出亚洲人会对美国文化造成威胁,从而导致1882年排华法案的诞生,令来自中国的移民沦为非法居留者,也使东亚地区的移民活动受到了严重限制。她还表示,中美文化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人权较量“不可能在中美之间重演”。她的话与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于1901年在参议院发布的无耻演讲遥相呼应:

我们绝不会放弃自己在履行种族使命时、在世界文明中所担负的角色:我们是身受上帝托付之人……中国是我们天然的主顾。菲律宾是我们在东方世界门口的基地……曾有人指责我们的行为(美西战争)太过残酷。议员们,现在情况正好相反。议员们,请记住,我们要对付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欧洲人,而是东方人。

斯金纳和班农对美国人的告诫同自由贸易原则乃至民主和法制纲领毫无关联,其背后不过是对一种无法同化的外来价值体系的排斥。

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于5月14日在北京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通过演讲对斯金纳与史蒂夫班农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习主席并未直接谴责美国,而是指出中国乃至全体地球公民都“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他认为人类是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来取得进步的,暗示人类经验中有超越西方后启蒙时代价值体系与方法的共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发展的快慢归因于文明的优劣。

习主席的话是否预示着某种政策上的转变,我们尚不清楚,但“平等对话”这个短语在他的演讲中出现多次,其暗含的深意是,在衣食住行、民生学术等各个方面,应当让多种文明持续交流的气象取代一种文明占绝对权威地位的局面。演讲中或许有空泛之词,但它确实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秩序提出了严肃批评。

习追溯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等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列举了人类在建筑、绘画、哲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提到了日本小说《源氏物语》、古印度诗集《梨俱吠陀》、阿拉伯短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等文学著作。

习近平提出了亚洲在文明对话中起核心作用的三个必要条件,以及各国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条原则。

亚洲开展文明对话的三个条件是:使亚洲和平安定,令亚洲共同繁荣,让亚洲开放融通。

推进未来合作的四条原则是:1)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3)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4)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特朗普团队从塞缪尔·亨廷顿狭隘的“文明冲突论”和十九世纪的一系列排外论述中汲取灵感,而习所提及的文明对话传统可追溯至列夫·托尔斯泰。文明交流方面的先例,有1974年教科文组织开展的跨文化对话,也有科菲·安南将2001年宣布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这一举措。此外,土耳其和西班牙也于2005年倡议成立了联合国文明联盟。

习谈到了历史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还有西学东渐。讨论欧洲文明的影响时,他提到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用“社会主义”一词(尽管这篇演讲中可以找到毛泽东《矛盾论》的部分主张)。

我在中国参加过的会议中,有许多把中华文明奉为人类最优秀的文明,强调不同国家的文化有高低优劣之分。我曾经担心报纸和书籍会从中国消失,担心中国大城市的扩张会导致贪婪的消费型社会无限膨胀,担心工厂中的工人待遇太差,担心中央政府的权力愈发集中——这些也是全球趋势。

然而本次文明对话大会上一系列富有洞见的演讲、对国际视野(而不是全球视野)的公开呼吁,以及不同文明完全平等的提法,都可与美国的“文化冲突论”分庭抗礼——后者正在迅速沦为毫无意义的排外言论。在北京听到的这几场演讲,令我想起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阿德莱·史蒂文森等美国政治家的讲话——它们都内涵丰富、入木三分。在凭何理念可以拯救世界这一问题上,拉丁文谚语“ex oriente lux”(光从东方来)似乎再次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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