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以森:文革中的“秘密任务”

2019-05-26 02:50

我为毛泽东录传统戏

1966年文革开始后,传统戏曲作为“毒草”遭到批判。在此后将近十年里,由江青亲自审定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独占戏曲舞台,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后有“八亿人民八个戏”之说。但在文革最后的几年里,由江青亲自领导,文化部牵头专门为中南海录制了一批传统戏曲。这批传统戏曲的录音部分,最后归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录音资料库,其中一些录音在后来也曾陆续播放,少数录音在客观上成为较珍贵的录音史料。

文革一开始还有电视节目,大约半年之后,电视就停播了。所以那个年代就只有广播,广播里又只有样板戏。我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戏曲组当编辑,后来当副组长,虽是“革命”期间,但工作还是很忙的。

我是安徽寿县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工作。两年后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文艺部戏曲组缺人,于是我就去了戏曲组。

秘密的任务

大概是1975年初,电台文艺部的领导通知我去参加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个录音组。录音组由广播事业局直接领导,全称是“送审录音组”。据我所知,工作就是翻录传统戏曲、曲艺录音或者录制传统戏曲,然后交给文化部往上送,或者由电视台配上表演录像往上送。

我对文艺部领导说,我不知道去那儿做什么,不想去。领导说,是局里指定的,不许讨价还价,马上就去。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去广播局“送审录音组”上班了。

当时,传统戏曲早已作为“四旧”的典型代表被打倒,相当一批戏曲演员已经下放农村劳动,谁也不敢再演传统戏。所以我们翻录、转录传统戏曲是保密的。录音组的人员、设备虽是广播局的,但由文化部直接指挥,参与录音录像的演员,也由文化部调配,录了什么不能对外讲。

有一次,京剧演员李宗义录《斩黄袍》,剪接完成后十分高兴。他去走廊里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并且特意把门打开,让家里人听听他的新录音。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儿啊,传统戏根本不让唱了,我现在还在这儿录音呢!哪知道,这件事被文化部录音录像组的一位仁兄发现了,李宗义挨了一顿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个戏迷,叫汪永兴。电视台在广播剧场录像,外人是不许进去的。他不知怎么偷偷钻进去了,过了一把戏瘾,回来以后还作了检查。

困惑的任务

当时大家的确也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就不许演、不许唱了,到底为什么还要我们录制这批传统戏曲?这个问题,一直到最后,上面也没给出真正的原因。但实际上电台、电视台的人,心里还是有数的。通过各种渠道,大家都知道这些戏是送给毛主席的,是为他养病录制的。在那个时代,领袖养病是绝对机密,所以文件上给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存一批资料,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但是从翻录和录制的东西可以看出,谈不上什么继承文化遗产。

比如京剧,它的剧目很丰富,成熟的、值得继承和研究的流派和演员也很多。但在整个录音录像过程中,梅、程、荀、尚的代表性剧目录得不多;谭、余、言、高、马、杨、奚几大老生流派的戏也很少录制。

我当时很奇怪:京剧老生流派很多,健在的演员不少,为什么一个劲儿盯着录高派呢?后来有人告诉我,毛主席喜欢高派戏。

比如《凤还巢》,当时健在的梅派传人很多,会这出戏的人也很多。但是奉命录制《凤还巢》的却是《杜鹃山》的主演杨春霞。杨春霞现代戏演得不错,昆曲唱得还可以,扮相也漂亮,但《凤还巢》不是她的拿手戏。再加上那些年杨春霞的精力完全投入了《杜鹃山》,要她立即进棚录制这么一出梅派经典,给她出了个很大的难题。文化部录音录像组特意把张君秋请来把关,实际上是边教边录,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有人说,这是因为江青觉得杨春霞扮相漂亮,《杜鹃山》里的柯湘演得好,她自己喜欢这个演员。也有人说,是因为毛主席想看看杨春霞的传统戏。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梅龙镇》这出戏的大意是:皇帝微服出游,跟一个开酒馆的女子调情,后来把这个女子封为妃子。文革前此戏已不让演出,但上面要我们录这个戏,并且明确指定李凤姐由李世济扮演,正德皇帝则让张学津扮演。张学津是张君秋的长子,马连良的徒弟。马派演员怎么唱言派呢?学啊!这样一来害苦了张学津。据说那一阶段,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录音听,最后总算是学下来了。唱腔算是有了一些“言”味,但念白不是言派的味道。有人说,毛主席很喜欢这出戏,觉得很好玩;也有人说,这是江青点的名。这显然也不是要继承传统。

在翻录“京韵大鼓”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据传达,“首长”的指示是:“把全部唱词印大字送我。”这位“首长”显然不是别人——当时,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嘛。刘宝全和小彩舞的京韵大鼓,此前也没人记过唱词,只能对着录音一字一句地记录,但唱词还有十多个字听不出来。怎么办呢,一位聪明人提议把演唱者小彩舞从天津请来。哪知道小彩舞听了很多遍,也说不出究竟是哪个字!因为老师教她时都是“口传心授”,没有见过唱词。后来大约是由戏曲研究院的秀才们“听声猜字”,按照上下文的意思,大概蒙了几个字就送上去了。

长期的任务

1974年或者更早一点,也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来要传统戏曲录音,但大都是临时性的。文艺部就指派戏曲组将库里的录音或老唱片翻录送上去。至于送给谁,我们从不过问。这是纪律。据说,除了毛主席以外,中央也还有不少领导同志爱听戏曲,向广播局要过录音。

可能在1974年,侯宝林、郭全宝在电视台为中央领导录了若干段相声。相声录像用不着先期录音,电台没有参加这项工作,详情我不了解。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广播、电视专门为毛主席养病录制传统戏曲曲艺节目,大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时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

可能看到毛泽东养病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期的事儿,文化部党组要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于是组成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叫“录音录像组”,办公地点在西苑宾馆。总负责人是陈应时(据说是上海来的),其次是中国京剧院的演员李金泉。这个小组上面是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副部长钱浩梁、刘庆棠,再上头呢,就是江青。录什么,让谁演,由这几个人定;录好后,由这几个人审听审看,最后江青说可以了,再送到毛主席那里。

为完成这个任务,文化部找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协商成立一个录音组,一个录像组。估计是1975年2月份左右,刚过完春节,录音组就成立了。最早是四个人,一位是戏曲编辑刘书兰,一位是音响导演詹月圆。还有高洪廉、王致珍,他们两位是中央控制室的录音技师。大概一两个月后,让我去当录音组组长。这个组直接属广播局领导。录音录像工作,一般是江青等人向文化部录音录像组下达任务,录音录像组可以跳过中央广播事业局,直接让我们执行,我们事后再向广播局领导汇报。

当时录音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很多演员已经多年不演戏了,有些演员前两天还在被批斗呢,接到通知后,两三天就得来录音,加上多年不唱了,常常要录好多遍。录完后,我们把它剪接好,一部分送给录像组,他们根据录音配画面,一部分送给江青,后来也分送政治局的同志。但有一度不送周恩来。为什么我们知道不送呢。有一个星期天,突然陈应时找来了:有紧急任务,赶紧补送一套给周恩来,我们就连夜把这个事给完成了。

因为任务繁重,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参加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参加一点,后来逐步扩大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天津电台等单位。

不要清官戏

1976年4月15日,文化部录音录像组全体会议传达上面意见:要求将杜近芳、李炳淑两位演员的戏全部上报。选择剧目时注意,不要太悲的戏、不要清官戏、不要《红楼梦》的戏,要一些风趣的剧目。领导指定要杨春霞准备《杨门女将》。

上面下达任务时,有时候是指定演员,有时候指定剧目,有时候指定剧目又指定演员。不要太悲的戏,要一些风趣的剧目,容易理解,为什么不要清官戏,不大明白。不要《红楼梦》的戏,大家猜想,可能是毛主席对《红楼梦》太熟了,演员很难到达他想象的境界,再说,京剧里也的确没有十分出色的红楼戏。但为什么要“将李炳淑的戏全部上报”,是不是因为她的现代戏《龙江颂》演得比较好,也想看看她的传统戏?这个就只能是猜测了。此外,这些要求是毛泽东本人提出来的,还是江青的主意,那就更加说不清了。

1975、1976这两年,还录制了一批词曲音乐和京剧唱腔音乐。这两种形式,过去不常见,我们也不熟悉。但录制量很大,演唱、演奏者又都是一流名家,录出来的东西也好听,我觉得有必要记上一笔。

“词曲音乐”指的是戏曲演员,主要是昆曲演员演唱的古诗词。主要是唐宋词,用南曲或北曲演唱。前后录了140段,包括李白、白居易、李煜等大批名家名作;演员有计镇华、蔡瑶铣、岳美缇、李炳淑、杨春霞、李元华、方洋等。我估计是因为毛主席眼睛不好,阅读困难,采用这种形式供他欣赏。我觉得,这也是推广普及古诗词的一种形式。

“京剧唱腔音乐”这种形式是由“擂胡拉戏”演变出来的。1975年,录了几段擂胡拉戏,送上去以后,没有什么反响,后来就很少录了。我估计是嫌它过于单调。

对于传统戏、词曲音乐、京剧唱腔音乐的录音、录像,江青提过很多很具体的修改意见。有的是文字批的,有的是口头转达的。

我在文艺部戏曲组时,跟着她看过不少戏。她对京剧艺术有她自己的见解。每次审看“样板戏”后,她把剧团负责人以及主要演员、音乐设计、舞美、灯光,都留下来,讲哪儿好、哪儿不好、怎么改。比如她看完《智取威虎山》后,问美术设计胡冠时:你去过东北吗?没等胡冠时回答,她又说:你这个是外行,东北的房子不是平顶的,是斜顶的,不然冬天下雪,房子不要被压塌了嘛!她在选择演员、塑造人物、音乐舞美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常常和戏曲界的看法有所不同,据我看,她是借鉴了一点电影、话剧的东西。

江青的霸道是很出名的!在录音技术方面,她有时会说一些根本不靠谱的外行话,文化部录音录像组也奉为金科玉律,下令让我们改正。有时改来改去,把原本不错的录音改成了技术不合格的次品。

主席逝世,工作结束

当时的工作非常辛苦,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正常情况是:下午两点进棚,晚上一顿夜宵,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有一次印象比较深,我下班回家正好送小孩上幼儿园。

但总的来说,上面对我们还算关心。文化部录音录像组每晚准时给演员送夜宵,标准不低于五毛钱一天,我们跟着沾光;后来广播局一天发五毛钱夜宵费,一个月十五块钱,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

还有一次,蔡瑶铣等几位昆曲演员送了几个茄子和冬瓜来,说这是江青特意在中南海的地里摘的,觉得大家工作辛苦,送来给大家吃。蔡瑶铣说:摘完了以后,江青还特意喊了一声:记到我的账上。江青是很喜欢搞这一套的。这些东西我们如数上交局里了,领导给了职工食堂。

当时为传统戏曲的录制工作,还经中央批准花30万美元进口了一批新机器设备。但机器还未到货,工作已经要结束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录音录像工作暂停,不久,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最后大家要回各部门了,收尾工作持续到年底。我12月21日还没回去,就给张振东(广播事业局第一副局长)写了一个报告:结尾工作要做完了,大家要谈一谈。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好事还是坏事,是给“四人帮”做的还是给毛主席做的?他不谈,原因是:“对这项工作怎么看,现在还不好说。”我在报告里写:对你一直没能和我们谈谈表示遗憾。

他的确没法谈,因为他也不知道。即便他知道,他也不能说,不敢说!

1976年11月4日,孙以森写了一份报告:“我们五个同志希望回部门前,领导上能与我们谈一谈,讲讲这项工作究竟应该怎么看。”

中央广播事业局第一副局长张振东回批:“我可以同他们谈。关于对这项工作怎么看,现在还不好说。即使有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都与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无关,我们负责。”局长邓岗圈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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