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教育、养老与社保的困境,最好的解药在哪里?(二)

2019-05-15 21:58

接上文:

医疗、教育、养老与社保的困境,最好的解药在哪里?(一)【http://blog.dwnews.com/post-1122317.html


(四)古巴虽败犹荣的社会主义建设


拉美地区的发展有一个天然的诅咒:离美国太近,离天堂太远。

 

古巴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初古巴遭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西班牙衰落后美国趁虚而入。总有很愚蠢的网友质疑古巴凭什么跟美国搞意识形态对立,而不是跟美国合作,这样被封锁不是咎由自取么。我来告诉你凭什么,因为古巴跟美国“合作”是这样的下场:

 

美国势力独占古巴后,古巴基本上就成为了美国蔗糖生产基地。1929年大萧条期间,美国为了转嫁危机,开始实行关税壁垒政策,古巴的糖厂和种植园纷纷倒闭,美国用了三四年时间就从危机中缓过劲来,随即美国资本趁机进入古巴大规模抄底。到了1945年,被美国资本家直接或间接霸占的土地占古巴全国土地面积的25%,高产土地的75%。例如,“古-美糖业公司”就占有约14万公顷的土地,比古巴全国126个市中的96个市面积还大;美国垄断组织“金化牧厂”的土地面积比奥连特省和卡马圭省还大。

 

这些大的跨国公司成为了古巴的“国中之国”,它们组成了“联合果品公司”,雇佣了当地大量生活贫困的奴工作为廉价劳动力,攫取了惊人的利润,并用获得的利润不断购买新的土地,同时还修铁路修港口,甚至自订法律自设军营,任意逮捕和抢杀工人。联合果品公司还同加勒比海各国反动势力相勾结,操纵各国政治,活脱脱就是拉美的东印度公司。这些被联合果品公司控制的国家被叫做“香蕉共和国”,它们经济结构单一、政治严重腐败、国不将国、民不聊生。

 

面对美国的压榨,古巴人民从没放弃抵抗,历史也在“起义-镇压”“选举-政变”“独立-附庸”中匍匐前进。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钦定”的代理人巴蒂斯塔在一次军事政变中上台了。在整个巴蒂斯塔执政期间,美国对古巴投资达到10亿美元以上,与此同时古巴失业率也在飞涨,在农村古巴农民中的70%只占有全国12%的土地,还有50万农民没有任何土地。巴蒂斯塔还同美国签订“军事互助条约”,无论是从经济、政治、军事上古巴都成了美国完全意义上的附庸国。在巴蒂斯塔的领导下,古巴成为了美国上层社会的避税天堂、毒品天堂、卖淫天堂、度假天堂,同样也是下层社会的贫困地狱、愚昧地狱、疾病地狱。

 

就像毛主席说的,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社会要发展,这是客观规律,你想挡也挡不住的。古巴下层人民不甘心做畜生,要站起来做人,要争取属于自己的那份权益,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卡斯特罗只不过是站在历史风口浪尖,被人民选择的领袖。

 

古巴革命成功后,是曾经想跟美国建立平等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的,卡斯特罗又不是一个热血冲脑的蠢货,古巴离美国这么近,肯定优先考虑与美国的关系。等革命后国内局势稍稍稳定,卡斯特罗就第一时间踏上了美利坚的领土。在这里美国给他准备了一卡车的糖衣炮弹,一场又一场有好莱坞明星、选美冠军参加的舞会、酒会,妄图搞定卡斯特罗。美国的想法很简单嘛,收买这个家伙——在美国佬的心目中提着头造反不是为了钱、色、权、名嘛,不过美国这一次太小看这一位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了。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你打败了巴蒂斯塔,无所谓,在我看来这只是食物链底端的优胜略汰,那你来做我的代理人,古巴继续做我的半殖民地和附庸国,古巴上层人可以在把屁股卖给美国中牟一点利,古巴下层人继续当我的奴工和牲口。卡斯特罗的原则也很简单:独立、自主、平等、互惠。那么自然就谈不拢咯,开打。

 

有不少人,受到了来自美国意识形态的洗脑,抹黑古巴人民革命成果、抹黑古巴革命政权建设成果。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做美国“小弟”会是一个什么下场: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国家,与古巴有着类似的地缘环境、自然气候,古巴当年被称作“糖果共和国”,这些国家都被称作“香蕉共和国”,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个国家有多苦了。以萨尔瓦多为例: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农业跨国资本和萨尔瓦多本地买办家族就掌控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土地,大量农民破产沦为种植园雇工,美国公司控制了全国超过80%的咖啡产粮和60%以上的农作物产粮,成为了一手遮天的集土地、金融、行政管理、军事镇压为一体的巨型托拉斯集团。

 

“香蕉共和国”人民的反抗夜以继日,来自美国和它所扶持的军政府的镇压也从未停止,只不过古巴取得了革命成功,而这些国家的左翼游击队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纷纷失败了。现在这些国家的人民怎么样呢?特朗普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高墙,防止非法移民,而这些非法移民绝大多数都是来自“香蕉共和国”的几个国家。他们徒步上千公里,从南到北穿越了整个墨西哥,就是因为他们处在战乱、贫穷、饥饿以及被美国跨国农业资本和本地黑帮共同压迫的生活中,他们想寻一条生路。在这一场被称作“饥饿行军”的过程中,他们穿越了墨西哥炎热的沙漠,忍受着饥饿、干渴和当地黑帮的骚扰与侵犯,他们其中将近一半都是妇女和儿童,最后在美墨边境墙边见证了最后的绝望。


看一看拉美“兄弟国家”的现状,还有人质疑古巴人民独立自主建设国家的选择么?古巴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一波三折,但也好过给美国当狗。社会化大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融合规模越大越好、要素流动越顺畅越好,各种公共服务的跨域外溢效应越来越突出,这些都越来越体现一个统一大市场的作用。从根本上说,这个市场越大越好、最理想就是全球是一个无差别的大市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就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就是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出发点得出的。理解了一个大市场有多么重要,就能理解为什么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古巴的经济形势比较理想,也能理解美国的封锁会带来怎样毁灭性的影响,以及古巴经济能够维系至今的不易之处。

 

苏联解体后,因为没有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社会主义小国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像朝鲜就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要知道,在1989 年以前朝鲜在粮食生产方面至少是自给自足的,而古巴则有 57%的粮食要靠进口,这是因为其农业,尤其是国有农业部门主要集中于大规模供出口的食糖产业化大生产。然而古巴却相对成功地扛过了这一波危机。实事求是地讲,这一点要给卡斯特罗和古共领导层记上一功。

 

古巴建立起的现代农业体系包括有机农业、永续农业、城区菜园、畜力以及生物性肥料和害虫管理等等。就国家的层面而言,古巴现在可能拥有世界上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最好的农业——这就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现。苏联解体后短短四年时间里,古巴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已经恢复到苏联解体以前的水平,而且更加健康:古巴生产的农产品,80%左右是有机的,同时人们的饮食结构更加多样化,包括更多的蔬菜水果。1999 年,瑞典国会因这些成就而向古巴一个农民组织颁发了优秀民生奖,即人们所讲的“另类诺贝尔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这个奖项每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前夕在瑞典颁发,表扬在全球对民生最有建设性贡献的实践经验)。

 

我们再来看一看古巴在医疗、社保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参考、借鉴的。先说社保体系:古巴的社会保障开支从1959年的1030万比索,1985年的10.15亿比索,到2001年的18.62亿比索,历年递增,近年来约占政府总支出的11%。加上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开支,古巴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5.5%,如果把国有企业亏损和国家对普通民众的价格补贴计算在内,则占70%。对于普通人民来说,这样大的福利从来都是广受欢迎的。

 

1963年4月古巴颁布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即“第1100号法”,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理念,建立了统一的社保制度。古巴的社会保障覆盖了经济生产体系的方方面面:包括劳动者及其家庭享受疾病、生育、工伤、职业病和老年、遗属等保护,同时取消工资劳动者缴费义务,建立雇主承担所有费用的制度。这些社会保障不仅涵盖了生产领域,同样包括家庭再生产领域:具体有面向所有人的免费教育,面向所有人的免费医疗,以及面向所有人的实物补贴。在住房方面的福利更为突出:先是减免劳动者50%的房租,后来又通过支付固定费用使承租人成为所居住住房的所有人(当前85%的古巴家庭是所居住住房的所有者)。1979年8月古巴颁布新的《社会保障法》,将社保制度进一步扩展和完善,这部法律一直实施到2009年1月。这期间,古巴社保制度进一步扩展和完善。这部法律中,不仅古巴的劳动者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一些残疾人、老人、孤儿等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救济群体”,同样能享受到匹配的社会保障。

 

再来看教育:古巴实行全民免费受教育,古巴人的平均学历和文化素质在拉美地区独树一帜,甚至在全世界的范畴都属于领先行列。古巴人民从学前教育直至大学毕业学费和书本费全部由国家负担。据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经合组织的联合调查报告显示,古巴在有关教育的7项指标中,除一个分项:小学四年级学生数学成绩略低之外,其余均居世界第一或与发达国家并列优先地位。按人口比例计算,古巴教师最多,每42.23人中就有1名教师,绝大多数教师具有大学以上水平,数万小学教师具有硕士学位,数千大学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古巴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挑战与改革》,袁东振,2009)

 

古巴的医疗领域可以说是享誉全球,屡次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嘉奖。古巴1100多万人口,拥有6.9万名医生,8.2万张病床。1984年建立健全了“家庭医生制”,全国分381个医疗保健区,接受保健的居民占居民总数的98.2%,家庭医生为每个居民建立了健康状况。看下图,横轴是经济发展水平,纵轴是儿童存活到五岁以上的比率——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卫生水平,圆的面积代表人口。图中那一个与众不同的小点就是古巴,可谓独树一帜:


必须承认,古巴当今社会主义建设困难重重,也到了不改不可的当口。这就是我在《当你在凝视朋友圈时,朋友圈也在凝视着你》这篇文章里说的,这就是个资本的时代,你不可能独善其身地活下去,要么拥抱资本要么自杀。古巴也一样,可以说苏联解体之后就注定了古巴“独善其身”的道路走到尽头了。卡斯特罗逝世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20世纪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走了,21世纪是精致利已主义者的天下。”无论怎样,古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坚持都称得上“虽败犹荣”四个字。当未来的人类在锐意进取探索前进的方向时,再回望曾经的历史,卡斯特罗和他的古巴会是一份伟大的经验和财富。

 

古巴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产业的发展很好的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便在美国封锁的困难环境下,古巴经济发展和工业建设虽然步履维艰,但是社会贫富差距不大,没有两极分化现象,失业率低于2%,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人均识字率、儿童入学率、大中学生普及率、居民卡路里摄入量和人均拥有医生数等等人文指数,都居于世界前列,有的甚至高于美国。现在,古巴每年还向拉美和非洲地区派出数万名医生从事医疗服务。

 

很多时候就怕货比货,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推行了30年,经济增长却远远低于没有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20世纪50——60年代,2002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有的国家经济上即使有一点增长,也不是靠产品的升级换代,而是依靠出口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实现的,结果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并使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和外债负担越来越大。新自由主义还给拉美的社会领域带来灾难性后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严重。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目前拉美的基尼系数为0.43,高于亚洲和非洲。早在1980年,拉美地区1.36亿人处于贫困线,占人口的40.5%,其中6200万人低于贫困线。而26年后的2006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已增至2.05亿人,7900万人低于贫困线,失业率高达9%,非正规就业人数占就业人口的7/10。与此同时,10%的富人控制了45%的国民收入,1%的土地所有者控制了56%的土地。可以明显看出,拉美诸国新自由主义化后,普通人的生活明显恶化了。

 

这一对比恰恰证明了,很多时候市场化、资本化、新自由主义化并不是解药,而是毒药。有的时候解决方法,要从这之外去寻找。


(五)社会主义荣光

 

其实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必须牵扯到相关其他一些问题,所以本文也如此之长。简而言之,美国和日本这种不让底层人民活下去的政策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而北欧和古巴的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福利建设,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简而言之,现在是市场经济,对于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不可能待遇不给足,但这就需要国家、政府和财政的大力支持,构筑覆盖全民的行之有效的社保体系,而不是指望医生教师们从患者、学生身上赚钱;同时社会主义的荣誉激励、优良风气、奉献精神、高尚道德以及全民福利的理念,是要呼唤回归的。这才是“不可怕的老龄化”的解药。

 

既然讲到了古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来谈一谈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社会主义荣光”这几个字也不遑多让。

 

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居民人均期望寿命为73.0岁,与建国前的35岁相比,大幅提升一倍有余;全国孕产妇死亡率已由建国之初的1500/10万下降至2008年的34.2/10万,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初的200‰下降到2008年14.9‰。同时,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全国甲、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率从1949年的20000/10万下降到2008年的268.01/10万。中国成功地消灭了天花和丝虫病,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在总体上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有效控制了麻风病、血吸虫病、疟疾等曾经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疾病。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骄傲的宣称,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但是医疗卫生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到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一枝独秀。新中国的医疗成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成就。

 

1950年公共卫生局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确定了14种法定传染病,同时将鼠疫、霍乱、天花列为3大烈性传染病,随即展开全民灭鼠、灭蝇运动(后发展为“除四害”)。对城市中阴沟、污水池、粪坑、粪场、垃圾堆和56000余户住宅,喷洒杀虫药剂灭虫,在农村中开展全民打鼠运动。新中国至今未爆发大规模鼠疫、霍乱。

 

从1955年底和1956年春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各个疫区蓬勃开展。江西省余江县是血吸虫病流行区,有6000多病人,近十几年死于血吸虫病的就有三千多人,1956年起,余江县,开新沟、填旧沟,开新塘、填旧塘,消灭钉螺修建新的良田。1958年6月30日,经过两年苦战,余江县宣布彻底消灭血吸虫,6000多病人也全部治愈。听闻此消息伟大领袖无比激动,赋诗两首: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60年11月,全中国最后一例天花被消灭。1952年,卫生部发出指示要求实行全民普及种痘,经过八年的努力,曾经的烈性传染病、无药可治的绝症、至少造成1亿人死亡、另外2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被称为“文明杀手”的天花病毒,在人口最多、贫穷人口最多的国家里,销声匿迹。

 

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消灭性病”,此后十几年中国无性病历史。直到1977年湖南出现一例男性淋病患者,这一纪录才宣告终结,此后性病再次在中国蔓延。性病的消灭是伴随着挽救和改造妓女运动展开的,有资料显示,当时国家为了给身患性病的妓女治病动用财政经费支持达一亿元之巨。

 

1965年,重回一线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听取了时任卫生部长钱信忠的工作汇报,当他得知彼时中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中,有90%分布在城市或县城,而只有10%在农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依然处在缺医少药的窘境之中”时,愤怒的当面斥责了钱信忠:“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并做出最高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进一步提出方案,要求:“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毛泽东发怒的这一天时6月26日,所以这一指示也称作“六二六”指示,被看做是“赤脚医生”的由来。这也是毛从退居二线到重回一线之后,对前几年“重视城市、牺牲农村”“工人贵族主义”的路线方针的一次拨乱反正。


1966-1968年,响应领袖号召,“赤脚医生”的乡村医疗形式在全国推广,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最普遍的形象是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也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但确确实实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选择的最好的制度。简简单单的青霉素、破伤风、助产知识、消灭四害、防疫知识,甚至于最基本的洗手习惯,都让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死亡率、婴儿存活率大大改善。从土地改革开始,农业合作社、村办小学、成人识字班、赤脚医生等等一些列伟大的变革,五千年以来第一次将活力与生机散播在泱泱中华最底层的土壤上,千千万万的乡村教师、赤脚医生,他们就像是宗教神话里福音的传播者,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这个民族大步向前,在华夏大地上完成了一次无声的革命。 赤脚医生的历史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荣光”最完美的体现之一。


1969年1月,屠呦呦领导课题组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在收集2000余方药基础上,编写了640种药物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世卫组织认为,青蒿素联合疗法是当下治疗疟疾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抵抗疟疾耐药性效果最好的药物。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超过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非洲人民把中国医疗队给他们使用的这种疗效明显、价格便宜的中国药称为“来自遥远东方的神药”。

 

……

 

故事结束了吗?应该还没有。


来自微信公众号:大浪淘沙(ID:knowledge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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