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生前被冷落,死后为何成了国民作家?

2019-05-13 21:36

改革开放前,沈从文渐被遗忘

沈从文晚年的时候,读他的人并不多。批评家给当时的作家排名次,他是个很少被想起的名字,仿佛他已经速朽,但如今,他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名字。我的一位中文系老师说,在知网查询中国现当代作家,关于沈从文的论文数量仅次于鲁迅,不亚于张爱玲、莫言。生前边缘,死后辉煌,沈从文经历了大起大落。

上世纪七十年代,若有人说沈从文是国民度极高的小说家,极少有人相信。记者舒新宇曾回忆:

“1975年深秋,我去湘西花垣县参加省里举办的创作学习班。在吉首转车时,我们一行聚集在作家孙健忠老师家里,突然传来消息说:日本要出版沈从文的文集,拟在卷首附一篇沈从文笔下描写过的湘西的如今变化,《人民中国》杂志特派两个记者来到了吉首。”

但当地人的反应让舒新宇大吃一惊:“沈从文是哪个呀?”“我们怎么没听说过?”

无独有偶,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C.Kinkley)1975年去纽约唐人街一家书店搜购沈从文作品的时候,书店店员冷冷道:“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已是个老头儿。”在当时的中国,书店里也很难买到沈从文的作品。

直到沈从文去世时,他在内地的知名度也十分有限。《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张新颖曾写道:

“沈从文去世了,国内的新闻却奇异地没有声音。五月十三日,中新社电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地发了条消息,十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用了这个消息;十四日《文艺报》出现了五十个字的报道。十六日,上海《新民晚报》编发了一篇报道——根据的是香港消息;十七日,《新民晚报》刊出林放——著名报人赵超构——的文章《迟发的讣文》,表达对新闻‘秘不发丧’的强烈质疑。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十八日,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道。”

当时,诺奖评委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马悦然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时报》在沈从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沈从文的前半生》

沈从文在建国后到去世前是个边缘人,得不到文学界的重视。改革开放前,他在内地文学史著作上得到的评价也十分有限,且多以批判为主。例如:

1、作者着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文章风格,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而且也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边城》中说:“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他采用的多是当作一种浪漫情调的奇异故事,写法也是幻想的。后来这种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像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如《月下小景》、《阿丽思中国游记》),以文字的技巧来传达一个奇异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的故事。……作品中不注意写出人物,只用散文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但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像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他的才能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写小说要成功得多。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

2、作者有意识地把在长年天灾人祸、地主压迫下的残破雕零的农村,写成丰衣足食、山明水秀的优美田园(如:“黔小景”、“边城”及其他),把过着猪狗生活的劳苦人民,写成是享尽人间温暖、无忧无虑的桃源中的人。作者从本阶级利益出发,尽量掩盖了地主与农民间的尖锐矛盾。他很少写地主,偶尔写之,也是被美化了的,那么温文尔雅,俨然是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大善人。他笔下的农民也没有反抗的意识,成了没有理想,没有羞耻、麻木不仁的动物。在“丈夫”中作者更其卑劣的把农村妇女出卖肉体的不幸,描写成为有利可图的职业。不但“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而且到后来还会“象城里做太太”一样的“大方自由”。年青的丈夫们则心情舒畅地到船尾后仓,含着烟筒“看河中景致取乐去了”。这种歪曲污蔑受苦难的下层人民的作品,连篇累帙,不—而足。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07月第1版,第288页

3、就沈从文创作的基本倾向而言,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即或接触到了,也加以冲淡调和。作家对于生活和笔下的人物采取旁观的、猎奇的态度;对于黑暗腐朽的旧社会,缺少愤怒,从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后来,他还写了一些取材神话、传说的作品,赞扬抽象神秘的原始的生命力,缺少现实的社会意义。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0页

就连沈从文自己,也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怀疑,晚年,他觉得那些小说“算得上哪样大作啰,都是一些平庸的习作”。

今人很难理解的是,沈从文后半生自称最重要的作品,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古文物研究,而是应景的歌颂之作。

他在信里袒露:“如《井冈山之晨》和《红卫星上了天》,对我自己言,也算得是一种纪录,此后即不会为多数理解,却会有一天选到什么新诗歌教材中去代表一格,因为一比较即可知道,不仅近五十年未有人这么来写诗,以后也更不会有人这么准备充分来写诗了。我说可能成为五言诗的最后‘曲终雅奏’,或是事实。……我倒相信主席等三几人如见到,会点首认可的。因为凡是任何工作一达到一定水平,或有所突破时,总不会在重实际的现代新社会被抹煞的。”——《沈从文全集》(第22卷)书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09,第377页

建国后,沈从文不再写小说,加之他是一个不事宣传的人,就连去世的告别仪式,也嘱咐亲人不要安排大排场,只通知了少数亲朋好友。所以到了七十年代,他成为一个被国内批评家遗忘的人。

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

2西方学界,夏志清和金介甫重提沈从文

但与此同时,西方汉学界却保留了对沈从文的兴趣。这主要归功于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这本专著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改内地重意识形态、社会价值的文学批评视角,强调审美高度和作家对语言的运用,顺着这个思路,夏志清花了大量篇幅来谈论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等当时内地并不太重视的作家,为重审他们的文学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文论支撑。这当中,他就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是一种“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从语言和文体上肯定了沈从文的价值。

后来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夏志清也提到了沈从文的冷遇:“相比老舍,你看沈从文从不改造自己。但我想说,要是没有我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要把沈从文忘记了。”

追随夏志清的步伐,金介甫详细描绘了沈从文的一生。1987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传》(TheOdysseyofShenCongwen,又被译为《凤凰之子:沈从文传》、《沈从文史诗》),通过详细的史料、亲切的叙述、以及对沈从文作品的洞见,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鲜活多面的沈从文,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学界对沈从文的关注。

在这本书的引言部分中,金介甫既对沈从文做出自己的文学判断——“他可能是写湘西神话的第一位现代小说家”,“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陈述了生活的真实”,也提到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他之后”。

3改革开放后,沈从文重新被重视

中国内地对沈从文的重视比西方学界要晚十几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学者凌宇开始他对沈从文的研究,他找到了沈从文的联系方式,专门拟了二十三个问题托友人萧离转呈沈从文,随后将这些问题和沈从文的书面答复整理成文章《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后来又陆续发表了《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等论文和专著,并且花费大量精力整理了沈从文生前的小说、散文、书信等,编选成《沈从文散文选》、《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文集》等多部编著,推动了沈从文作品在民间的传播。

千禧年后,张新颖串联纷繁史料、笔触细腻的著作《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也是较有分量的作品,作者在旧材料的基础上有新的阐发,把繁琐的史料,写出了涓涓溪流般的质感,是入情入理的作品。

而在大众传播领域,影响最深远的一方面是各种沈从文选集的出版,另一方面得益于汪曾祺的回忆。汪曾祺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文学家,他的散文清脆明亮,雅俗共赏,因此受众很多。就如评论者孔雪在《汪曾祺:“被遮蔽的大师”为何回温?》一文中所说:“1997年去世时,他并不算出名。但自其去世后,每年都有几部作品出版,销量出乎意料的好。他是个去世后出版作品量远超生前的作家,读者群体涵盖老中青三代。”读者们爱屋及乌,就会想去了解影响汪曾祺的作家、老师,沈从文自然是其中绕不开的名字。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成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观念和实践,深刻影响了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在写于一九八六年的文章《我的老师沈从文》中,汪曾祺温情地回忆起他们二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他不无留恋地说:“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

对于沈从文的创作,汪曾祺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和学者李辉对谈时直言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应该在一流之列”,又说:“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认为他的主要思想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强调人性,真正关心人,重视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散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那时候,文坛还留传着一个沈从文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说法,当时许多媒体报道:1988年沈从文是诺奖的热门人选,这一说法也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证实:“当时沈从文已经入围,正在评审过程中,他不幸去世,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惯例,奖不能颁给去世的人,那时我们不得不放弃。”

中国读者有诺奖情结,得知还有这一出,自然在叹息之余,对沈从文有了更多的好奇。于是,伴随着沈从文与诺奖的错过、他的恋爱八卦、汪曾祺和黄永玉等人的推荐,以及《边城》、《从文自传》等书的热卖,沈从文在死后成为国民作家,他的文学史地位也水涨船高,吴福辉、钱理群、温儒敏、刘勇、孔范今等人的现代文学史著作里,都对沈从文有专章介绍。近三十年,沈从文的作品从边缘走向中心,他也成为文学里的一位无冕之王。

对沈从文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了。他安安静静地离开人间,留文字做一点水色的念想,他生前不挂念名利,虽然冷清,却也坦然。沉默为他保留了后半生的体面,温柔缱绻的水乡记忆,则化作春雨,温润了读者的心田。一九九二年五月,沈从文魂归故里。在面对沱江的听涛山上,有一座五彩玛瑙石做的墓碑,沈从文的一半骨灰就洒落在这里。这座墓碑的正面写的是: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背面则是张充和的撰书: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本文首发于“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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