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革命史观

2019-04-07 00:44

对于中国革命,我曾经写过3篇文章,思考革命对中国现代化所起的作用。

 

第一篇是《在祖父遗像前》。我小时候被父母送老家江西新干县,老家的堂屋挂着我三祖父的遗像。三祖父是个烈士,江西的烈士太多了,1980年代初我去江西烈士纪念堂参观,那里有一柜子烈士名录,所以县里对烈士的纪念不太重视。对我三爷爷这个先烈的纪念,也只是在自家堂屋里挂一幅像。

祖父很年轻就牺牲了,牺牲时他才21岁,如果是现在的年青人,大学都还没有毕业,他牺牲时中学毕业没几年。这些年祖父的遗像总是萦绕在我的脑子里,让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做一些思考,这些内容我写进了《在祖父遗像前》。

此外我还写过一篇《消失的小镇》,写我二爷爷个人命运的沉浮,以及我们那个小镇的变迁。

我家在"文革"中受到较大冲击,二爷爷本职是在外行医,但他还有几亩地,就请个雇农替他种,解放的时候定的成分是"小土地拥有者",到文革被重新定为富农。雇农和他的徒弟们造他的反,还占了他家在镇上的房子。二爷爷在镇上的房子是两进两出的大房子,进去先是一个天井,有两个小耳房,天井里有口井,后面是主房和厢房。这是江西农村大户人家的标准配置。

二爷爷被赶回村里老屋,我回到老家时二爷爷还健在,在他72岁那年的冬天,刚过完年,我们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烤火,他躺在椅子上,长叹一声,"唉,我活太久了。"说完这句话他就睡觉了,当夜去世。

那个小镇经历"文革"后,像我二爷爷这样的地方精英完全被抹掉了,文化上精英的成分也被抹掉了。

我老家新干县的发展水平在全国属于中等偏下,但县里还是挺有钱的。不过我们那个村子衰败得很厉害,新农村建设初期也没有顾及我们村子。我回乡给伯母过90岁大寿,县里干部要跟着去,我说这是我的私事,不要他们去,他们非得跟着。这些干部到了我们村子后被震惊了,这个村子竟然这么破败,路是泥巴路,好多倒了好几十年的破房子。因为大家都建新房子,祖传老房子不敢拆。

县里的干部看不下去了,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有你们村。然后乡里派推土机把破败的房子全部推倒,又重修祠堂,严格说来它不是祠堂,江西话叫haiting(大厅),是过去家族议事的地方。村里只有姚姓一个姓氏,当年是两兄弟在这建了村子,村东是大哥,西边是小弟。祠堂修好之后,请了穿红色超短裙的舞蹈队做表演,唱流行歌,他们把录像寄给我看,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我说这些妖魔鬼怪是想气死祖宗吗?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文革"把农村残存的不多的精致的东西全摧毁了,连祭祖都变得这样荒唐。

我还写过一篇《回乡三日》,有很大反响,有人说这是当代《闰土》。这篇文章主要写我的伯母,我被送回乡下的时候是和伯父伯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没有孩子,我是被他们带大的,伯母现在90多岁了,两年前我给伯母做了90大寿。十几年前一次回乡我把伯母送到养老院,但伯母不习惯,又被送回家里。她在乡下的老屋里生活了一辈子。我们家族的第四代都长大了,她更愿意现在子孙绕膝的日子。

这些文章是压在我心里的命题,我在思考,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对于中国农村有什么样的意义。中国农村的进步不是线性的,革命对农村的进步起到了什么作用?

对于中国革命有很多解读,无条件支持革命的想法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支持"文革"的人,恐怕是脑子进水了。"文革",我们有定论,党的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定论。我写《消失的小镇》就想告诉大家"文革"摧残了、摧毁了人心,摧毁了乡村残存的精英成分。

支持"文革"的人缺少历史的纵深感,对历史没有深入的理解,他们只看到这40年出现的一些阶层分化,譬如我们北大某研究会的那些学生,他们看到了贫富差距等问题,但解决问题不能回到"文革",不能以那种方式再来一次轮回,""造成什么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革命是现代化的工具

当然有人彻底否定革命,认为革命根本没有必要,甚至要回到1908年大清的《钦定宪法大纲》。还有人说慈禧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多么伟大,如果她晚死几年,中国君主立宪就成功了。

这种人也缺乏历史感;清朝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可能。首先清朝很腐败,已经腐败到必须灭亡的地步。溥仪逊位时很小,退位诏书是隆裕太后签字,第二天隆裕太后又上朝去听政,但文武百官没有来朝。她问太监,为什么百官不上朝?太监告诉她,太后,您昨天签的字,大清没了。隆裕太后这才知道自己签的文件意味着什么。

一个朝廷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它完全没有存在和现代化的可能。其实清朝在生物意义上也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了,清朝最后几代皇帝,多半是因为近亲结婚,都没有生育能力,清朝不灭亡才怪。

同时,由于清朝是满族统治者,还要面对民族感情,孙中山先生发起革命最初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复我中华"用民族情绪来发动革命。如果这是个汉人政权,可能还有转圜的余地。但一个满人政权,腐败到这种程度,老百姓怎么会继续容忍它存在?

所以辛亥革命不可避免。但是,中国革命的意义在哪里?

有没有一种中间的可能性来解释中国革命?有时候外国人旁观中国革命,反倒看得更清楚一些。费正清在1970年代末写了一本书叫《伟大的中国革命》,他从1840年写起。读了这本书后,才能够理解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的碑文"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之所指。毛泽东比他的同事们都更有历史纵深观,他之所以这样写碑文,是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处在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自己不过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

毛泽东时时刻刻都在反思自己,刚进北京他说"我们要进城赶考"他在提醒自己"我们要跟帝王不一样"我读过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一篇回忆文章:毛泽东在1956年执笔写他最后一篇文章《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写完后已经凌晨4点钟了,他的私人医生陪他去散步,医生跟他说:"毛主席,我们革命都成功了,您也应该好好休息了。"那时候毛泽东60多岁,他脸色一沉:"(革命还要继续)我们有变成封建主义的危险。"这说明他有自我意识,要约束自己,在中国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自己不要变成一个帝王。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1840年被迫开始,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成现代化,我们这些人也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还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谭嗣同他们的革命。这些革命都是在完成一件事情:把中国从古代社会推向现代社会。

爆发革命的必然性

或许有人说革命的过程太残酷,但是革命不可避免。要说残酷,古今中外的革命都残酷。英国现代化进程由光荣革命开始,在光荣革命之前战争打了近一个世纪。当时正值北半球变冷,整个欧洲都在饥荒中,那时欧洲出现人吃人现象。中国也正处在改朝换代的酷烈时刻,也是饿殍遍野。

相比欧洲,中国革命的难度更大。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革命很难,从政治上来说更难。中西方革命的对象一开始都是王权,但欧洲比较幸运,欧洲王室的力量没有中国皇室这么大,欧洲有宗教在制约王权,宗教和革命者联合起来对抗王权,甚至欧洲的革命者干脆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动革命。

信奉天主教的查理一世在位时,天主教和新教爆发冲突,而英国议会里很多有钱的资产阶级信奉新教,宗教联合新兴的资产阶级,把国王给送上了断头台。所以英国革命有主导力量,他们的革命相对中国来讲更容易,但过程也很惨烈,战争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

在这点上中国革命没有同盟军,中国本来就没有宗教,民间社会也很弱。中国革命有多重任务,不仅是人的解放,不仅是政治解放,还有思想解放。

中国皇权历史悠久。自从秦始皇时代建立大统一的帝国,中国进入帝国时代,而不是封建社会,封建时代是西周、春秋、战国,马克思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描述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不了解中国,他对东方文化,对中国很不了解,他写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不尽正确的。帝国的王权相比封建王权更为强大,所以王权对中国的影响根深蒂固。

中华文明到宋代达到了世界农耕文明的顶峰,如果不是全球变冷,我们很可能就突破天花板了,极有可能在1000年前,发生工业革命。那时候,汴京一半的人口在烧煤,当时在技术上已经做好了准备,那时已经发明了火枪和纺织机,所以出现蒸汽机是大概率事件。但因为气候变冷后,北方游牧民族轮番南侵,摧毁了宋朝的高度文明。

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面对天灾和蛮族的入侵,中国文化开始趋于保守,程氏兄弟和朱熹把动荡归咎于人的贪婪,因此不是鼓励反抗外敌,而是把儒家学说推向极致,变成保守的说教。明清中国的停滞,既是蒙元野蛮统治的结果,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保守的结果。这个影响很深远,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就心智而言,当今中国大多数的百姓恐怕还停留在19世纪。

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同盟军;我们的现代化一直很艰难,因为旧势力太强大。所以谭嗣同才会说,所有国家的革命都以流血开始,中国的革命还没有流过血,请从我开始。他本来已经逃到外国使馆,又走出来坦然赴死。他就是要用他的死来告诉大家,国家进步是要流血的。

如果要假设的话,中国革命唯一的缺憾就是,如果孙中山先生不那么早去世,中国历史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也许我们的革命不会那么惨烈。就因为孙中山先生交班给了错误的人,使得革命过程变得非常惨烈。蒋介石是上海滩流氓出身,到日本读武校后靠愚忠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赏识,但他没有历史眼光。蒋介石靠掌握的军权,把国民党的权力给篡夺了,他的崛起等于篡权,汪精卫敌不过蒋介石,后来不得不宁汉合流,承认蒋介石的权威。

如果孙中山选汪精卫做接班人,再为国民党设计一套严格的组织,延续中山先生"联俄扶共"的政策,控制好军权,那么中国的革命或许会是另外一个图景。

后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有必然中的偶然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起到的作用非常大,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立志要用军事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共产党革命的励志史。

毛泽东的成功是由很多偶然事件造成的。他在江西被民团给抓住,他用几块银元收买了民团然后脱险。如果他就此牺牲,革命也就完了。长征开始时,李德三人小组听了朱德的恳求才把毛泽东带上,否则长征也会失败。遵义会议之后,爬雪山过草地,如果红军直奔苏联而去,革命也完了,因为马家军等着呢,中央红军是疲劳之师,结局只会像西路军一样全军覆没。只因为毛泽东捡了一张旧报纸,知道陕北还有个刘志丹,他临时改变主意,去了延安。后来的西安事变也是偶发事件,不然红军很难立足。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偶然事件,共产党的革命不会成功。

但我们不能只看偶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种必然。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中国革命。本来国共有很多次合作机会,不用再有激烈的流血革命,就有可能加速中国的现代化,但是都错过了。

我的三爷爷是共产党烈士,但同时为新干县国民党县委工作。我估计他既是国民党也是共产党,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允许党员交叉入党。直到1945年国共和谈之后,还是有机会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一度想把共产党总部迁到淮阴去,这样他去南京开会方便,因为共产党要参政。

但是蒋介石没有大历史观,又犯了一次错误,大打内战。他以为1936年因为西安事变,没把共产党消灭掉,10年之后有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把共产党消灭掉,所以他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反面。蒋介石不是伟人,论军事能力、组织才能、谋略上都够不上伟人的量级。他拥有那么强大的军队为什么会失败?就因为他没有组织能力,他的手下都不听他的指挥。蒋介石错失了成为中国现代化工具的机会,而把这个机会拱手让给了毛泽东。

《在祖父的遗像前》里我思考中国革命,得出了我们都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这样的结论。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去,现代化不可能没有牺牲。原生性国家的革命都非常惨烈,英国革命就极其惨烈,先是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到他儿子复辟后,又把克伦威尔的尸体从坟墓里拖出来,执行绞刑,死了还要侮辱泄愤。我以前教过一个剑桥大学项目,我问英国学生,你们的教科书里有这一段吗?他们说没有。估计实在太残酷了,没有进入教科书。法国大革命也是同样,革命者互相残杀,也非常残酷。

但是革命有其结果,拿破仑为了保留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发动战争,殃及欧洲很多国家,但凡是拿破仑军队到过的地方,在未来100年、200多年里都发展得比其他地方快一些。

所以,原生国家尤其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要从旧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仅有启蒙运动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流血的革命,把旧势力完全铲除才能实现现代化。

(本文首发于微信号“澎湃研究所”,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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