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下)

2019-02-09 22:29

重新认识福利政策

任何社会改革,既要考虑国家的财政能力,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也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是政策落地的文化土壤,而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则是政府决策必须考虑的社会基础。

“均贫富”的思想在中华大地根深蒂固,中国的先辈对社会公平与正义投入了极大关注。中共前领袖毛泽东对平等矢志不渝的追求,更是强化了中华文化中的财富平等思想。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高度重视财富平等,通过各种政治和社会方案确保民众经济平等,以求政权长治久安。这是中国任何一股政治力量都必须慎重对待的政治现实以及可利用的资源。

民族国家的成员既是公民,更是同胞。民族国家的责任之一是帮助同胞、照顾老幼病弱,因为这是民族国家的道义基础。民族国家除了维护秩序外,还有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义务。民族国家不是权贵的私器,而要服务于所有合法公民的利益,要保护弱势群体,特别是未成年人和老人。

工业化产生的劳动者贫困状况,不仅危害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和谐,更对民族团结与融合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确保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消解其后顾之忧,解决其生活的基本问题。福利政策可以规避社会动乱,维护社会安定,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加强公民的民族和国家认同。

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在福利政策实施方面有许多挫折和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欧洲各界逐渐在对弱势群体提供国家救助上形成共识,最终各国通过立法建立起政府救济、社会保险、公费医疗、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直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福利国家较好地维护了社会公正,提高了中下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实现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平衡,确立了合理分配财富的制度,规定工人的劳动时间,建立了强大的工会,把国家救助与劳动者自助相结合,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紧张程度。

福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纵容不劳而获者现象,因此被批评为“养懒汉政策”。然而,经过改革的福利政策可以是一种生产要素,意味着福利政策并不一定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左右为难。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要求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发展生产性福利模式,它的主要特征在于,福利着眼于未来人力资源投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校长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总结了生产性福利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尽可能地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仅仅直接为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支援。这种生产性福利政策有利于让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具有可持续性,让产业保持竞争力,其操作的核心在于激活人力资本,减少非生产性、非就业福利支出。

北欧国家在21世纪的实践证明,福利不仅仅是社会保护措施,更是有效的社会投资。北欧福利国家已经从保护性福利模式向生产性福利供应模式过渡,其成功的经验是提供优质的免费教育,为国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企业提供高技能、高生产率的劳动力。北欧国家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更是赢得了各界的共同支持。

解放活力 以社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发生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渐进务实,循环往复,不断积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在于获得核心技术。这需要解放社会活力,让有才能的年轻人、具备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有机会在市场上获得成长空间。社会制度创新的难度显然不亚于中共建政和改革开放,但益处良多,不仅能维护社会稳定,降低治国理政成本,更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成功的社会转型,可以为经济生产提供自由流动的优质劳动力。社会改革的内容和结构,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自由流动、活力张扬、勇于创新、素质领先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培养个性化、思想新锐、拥有先进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为科技、文创、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等各行各业供应优秀且富于创新能力的人才。

就当前而言,国家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放社会活力,实现社会改革突破。首先是教育改革。教育要面向企业,面向前沿科技的发展,面向未来社会的转型,经过培训的学生走向社会后,才能高效工作,富于创造力。

美国打压中兴、华为等企业,让世人明白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痛苦。中国经济若要掌握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就必须尽快获得自主研发能力,而这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来支撑。当前的教育制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对核心技术、创新知识、高端制造与服务的需求要求教育系统与时俱进,提供善用知识、富有创意、灵活变通的劳动者。

中国现在急缺的是拥有创意和创造能力的人才。面对21世纪的挑战,教育系统应建立一个连贯而灵活的架构,适应各种改变,照顾学生和学校的不同需求,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天赋的人员随时可以进入学校接受培训,以多元化的课室、教学方法、评估模式,针对学生的特质,提供个性化终身学习服务。

其次是民企平权。中国以公有经济为主体,但这并不妨碍国企和民企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拥有平等的机会,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现在国有企业得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照顾,而民企融资在多方面受到限制。在市场准入方面,应该敞开大门,允许民企特别是中、小、创民企低门槛进入市场。

中国要与美国竞争,就需要优化社会经济结构,拓展新的经济领域,创新商业模式。在这些新兴领域里,依赖垄断、靠行政命令生存的国企,并没有太强竞争力。只要国家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地位,民营企业便可以充分发挥生存能力强、灵活性强的优势,在市场化竞争领域里比国有企业更有优势,国家就更有活力和实力与美国竞争。

第三是户籍改革。农民一直是改变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力量。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陶尼(R.H.Tawney)基于对中国农民的研究,认识到农民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中的重要性,曾提前十余年准确预言中共在大陆的胜利。现在即便是最偏远的中国乡村,也已经通过互联网与城市和市场零距离相联,加上身处城市的农民工传回家乡的信息,中国的农村已经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

少数在城市成功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开办工厂或商店,为家乡带来了资金、经验和技术,也带来高涨的个权意识。他们反复追问:美好生活的机会向外国人开放,向城市居民开放,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向作为国民一分子的农民开放呢?类似于南非历史上种族隔离政策的中国户籍制度,在现代化洪流冲击下,已经难以为继。

第四是国籍改革。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迫切需要吸引大量高科技、高素质人才为国服务。当前中国大量人才滞留海外,而僵硬的国籍政策妨碍了他们与国内的交流。许多海外人才忠于祖国,始终不放弃中国护照,却被剥夺了内地户口,无法获得二代身份证,他们在内地交流和生活的权利被限制。目前的绿卡制度,给绿卡持有人以基本“等国民待遇”,本意是吸引原籍中国的高层次留学人员与海外华人、外国人才,不过却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

社会改革有助于我们巩固民族凝聚力,培养国家认同,建构中华命运共同体。站起来,让中国人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富起来,让中国人付出了环境破坏和贫富分化的代价。要真正实现强起来的目标,我们必须培育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以钢铁般的意志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社会改革,激活国民活力,建成更强大的民族国家,给每一位努力工作的同胞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机会。

(本文作者系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美国哈佛燕京学者、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香港致公协会理事)

(本文首发于《多维CN》第42期名家栏目) 

社会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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