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上)

2019-02-09 22:26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迄今为止,国家的主要工作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而高速经济发展在社会领域引发了大量日趋严重的矛盾,个权、法治、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均发生恶性事件。民众对政府侵权、资本滥权、司法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社保匮乏、医疗教育市场化等现象强烈不满,导致社会紧张加剧。

改革开放船到中流,需要国家及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于“渐进务实、混合体制、解放活力”。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建设一个政社分开、理性自治、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主题,从而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做好铺垫。

独特的中国道路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明显区别于西方模式。如果从西方发展理论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么它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中最特殊的个案之一,西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社会确实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普遍现象,比如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法治化、科技发展、教育普及、贫富差距加大、资本阶层势力膨胀、个人身份危机等等,但也出现许多明显的独特现象,比如一党执政的巩固、国有企业的壮大、混合经济的成功、监察权的扩张、民权被暂时压缩等等。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僭越等现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则完全避免了。

从中国自身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与清末洋务运动存在诸多可比之处。最大的差别在于,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打造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清末改革与民国发展都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力,导致外敌不断入侵,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签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国家陷入全面抗日战争,因此救亡图存成为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中华民族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时机。

中共稳定执政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在经历了30年的探索之后,中国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力,打破束缚思想的桎梏,扫除阻遏发展的障碍,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它对于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惟有春秋战国时期可与之媲美。改革开放前40年聚焦于经济改革,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社会各界达成共识,未来顺利深化社会改革,中国可能成长为一个活力焕发、创新精神洋溢的社会。在社会改革过程中,中共仍然会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崭新道路。中国特有的体制让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迅速扩张的交通网络将广大的偏僻乡村融入市场化、城市化大潮中,迅速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结构,城市的生产关系被重新建构。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的快速网络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现象。移动互联网渗透到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上交流和交易,加快了经济要素和各种信息的流动,既促进了市场的扩张,又重新形塑了传统的价值观。

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不同于西方中产的属性。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收入增长、教育普及、新媒体传播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个权的维护,约束了政府权力的行使,抵制了少数资本家的横行霸道。村民选举对农民工起到教育作用,让其增强了权利意识。然而,以儒学为基础的古代科举制在现代中国被重新建构,尊师重教和勤奋学习的传统被发扬光大,以诗文或八股取士的传统则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专业才能和学术贡献分配政治和经济资源,在相信按劳分配的同时,按才分配被中国中产阶级普遍尊重。他们倾向于通过增长才能而不是激进政治革命来改善生活环境。

改革开放伴生的社会问题

独特的发展道路产生了独特的社会问题,伴生了大量社会丑恶现象。官员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工被制度性打压,隐性失业严重,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社会治安恶化,黑恶势力猖獗等是各界经常诟病的问题。若干看似并非社会问题的现象特别引人瞩目。

首先,中国经济严重依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核心技术;第二,西方意识形态入侵,造成社会成员在价值观上的混乱和困扰;第三,金融资本通过赌场一样的股市收割韭菜,导致分配不公和广泛争议。其实,它们在本质上还是由中国的社会政策缺陷造成的。

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工业化过程的社会政策困境,呼唤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改革。快速工业化催生了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他们及其子女要求改善劳动、生活、教育和社会条件。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后,生活不稳定甚至出现生存危机,包括失业、减薪、子女就学难、突发疾病、工伤事故、丧失工作能力、无法享受退休金等等。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快速增加,既有的城市功能无法满足其要求,阶层分化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显性化引发不同程度的社会不稳定,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自身积极作为,缓解社会紧张。

民企地位是近期引起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基本上否定了西方政治学中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化的理论,经济自由化巩固而不是削弱了中共的权力。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以同国有企业合资为主,国企的力量被壮大,压缩了民企的空间。虽然民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但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投标、融资等事项上,待遇远不如国有企业。

我们不能把改革开放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政策,而应当视其为社会范式的转换。改革开放由不同的行为者推动,包括政府、农民、工人、学生、学者、个体户、民企、国企、家庭、社会组织等。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影响了国家、社会、社区的变迁。这种变迁衍生出种种崭新的社会现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态,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因此,改革开放的下一步需要挖掘所有社会成员的潜力,找到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激发社会活力,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新动能。

(本文作者系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美国哈佛燕京学者、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香港致公协会理事)

(本文首发于《多维CN》第42期名家栏目)

社会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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