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必先治党 中共反腐制度化的内在逻辑

2019-02-09 01:32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教义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作为实现政治抱负的进阶之路。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首先治理好家庭,而治理好家庭又需自己德才兼备提高修养。这种传统持续了上千年成为中国政治一大遗产。

而对于拥有近9千万党员的马列主义政党中共来说,同样置身于中国这一政治传统之中。从其建党到建政,中共都始终坚持着这条治理之道——治国必先治党。而这也与马列主义政党的政党理论不谋而合。 

中共如何治党?正如中国那句古训所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中共治党也必须有自己的“家法”,那就是中共党内党规。中共近七年来掀起过两次大规模的家法整顿,一个是2012年-2017年之间旨在配合反腐行动而开启的清理。而第二次就是十九大后,即集中在2018年的大规模修订家法工程。 

中共为何在反腐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中共中央权威已经“定于一尊”的情况下,仍然如此大力度地推动“中共家法”重建呢?

中共近6年来的最大遗产之一可以说是反腐。而经过漫长的六年运动性反腐,中共成功遏制住了腐败势头,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情况下,中共反腐必然走上谋求治本之策的制度性反腐之路。习近平多次对党内重申:“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

而对于一个拥有近9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堪比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党内法规对于中共反腐的意义不言而喻。国家法律尽管在应然层面应当成为制约腐败的主要角色,但由于国法的相对滞后以及中国的政治体制结构决定了共产党员官员很难完全被法律所约束,而党内法规却可以在国法的基础上,提出更为严格、更为“务实管用”的制度来约束中共党员干部。

比如党规除了硬性的法律要求,还可以对党员提出软性的道德准则,以此规范党员行为,若违反了道德规范,同样可以处以惩罚。这就提高了对党员行为的制度标准,织密预防腐败的制度之网。 

因此,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就成为这次修法的一大重任。此次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完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而其重点要制定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组织处理办法等党内法规;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法规。

与此要求一脉相承,2016年,中共便曾出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而2018年中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扎紧管党治党的制度笼子。中共重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这是在此前《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和《国家监察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完善派驻监督体制机制,为推动制度化、法治化反腐提出制度保障。

概而言之,这第二次大规模修订中共党规,是继中共运动性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巩固反腐成果,深化反腐进程,从“治标”转向“治本”,以“惩治”转向“预防”,显示出中共进入制度性反腐的新阶段。

当然,也要看到,由于中国缺乏强势的法治传统,如何将党内法规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将党规与国法有效地衔接起来,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网络,仍是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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