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进了全世界最拥挤的群租房

2018-12-17 04:09

我的朋友小树曾经对我说,男人一辈子应该进一次看守所,去体会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会对人生有新的认识。

过去的一个月,没有任何防备,我突然就“被”重新认识了人生。

2018年11月,我因涉嫌“虚开发票罪”,被关进了大连市看守所。

警方认为我在2015年收到的一张五十万普通发票,涉嫌虚增成本,偷税漏税。

尽管,在2015年,我公司净投入近两千万,没有任何必要通过增加五十万的支出来避税。而且这张发票是我正常付款后对方公司开出的,有合同有付款记录。

然而,在有罪推定的大环境下,我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

于是,在我主动去公安机关说明情况的当天下午,五点,我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送往大连市看守所,刑事拘留。

手铐带来的冰冷感,让我开始思考被打乱的计划—接下来的工作、第二天和朋友在杭州的约会、第三天在上海t-talk大会的演讲……

我以为,我只需要协助调查,不会超过三天。未曾想,到事实查清释放回家,我熬过了很多个三天。

进看守所之前,先被押到了一家医院,做全身的体检。抽血、CT、B超、心电图……说起来,我已经很多年没做过如此细致的体检了—官方认证身高1米77,体型偏胖,轻度脂肪肝,血脂血糖一切正常。

体检后,再次被押上囚车。同车还有一位李姓民营企业主,也涉嫌经济案件。三位押送的警察在路上聊着:“今天成果不错,又弄进去俩,一会儿咱们找个地方喝点小酒,庆祝一下!”

到看守所后,首先进入检查室,采集十只手指的指纹和手掌纹、手侧纹,然后采集DNA,采集工作完成后,开始体表检查—脱光全身衣服,众目睽睽之下转圈,让在场每个人看清身上有没有隐藏东西,以及有无严重外伤。

体表检查结束后,并不能立刻穿上衣服,因为衣服上的拉链、纽扣、商标等等要全部剪掉。我的牛仔裤和大衣,就这样在一个警察的手里被剪成了乞丐服。

警察把衣服裤子扔给我,随手又扔过来一根鞋带,勉强用来系上没有拉链和纽扣的裤子。

之后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把鞋和袜子全部扔掉。”

我:“啊?扔掉?扔到哪里?”

警察:“废话,扔垃圾桶里!”

就这样,那双陪着我穿越戈壁无人区、翻越龙门山断裂带的鞋子,自此和我永别了。

接着我被拉到了一个黑色的传送带上,光脚来回走了三十几米,采集走路时的步态。

我记得《碟中谍5》里,有一个警戒严密的地方,解锁靠的就是当事人的步态。没想到我们国家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采集也达到如此程度了,不禁感叹,高科技在国家强力机关的普及程度真高。

之后,警察扔给我一双蓝色拖鞋和一个头套。加上我自己那身满是破洞的裤子和上衣,组成了我在看守所里的全部家当。

当时的我没有料到,最终,那双拖鞋,是我从看守所里带出来的唯一东西。

至于头套,是个很有意思的物件,其实就是个黑色的布袋,挖了三个洞,露出眼睛和嘴巴,戴上活脱脱是个准备去银行抢钱的劫匪。

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只要离开监室,无论是提审还是律师会见,都必须戴上头套,所以,看守所的走廊里,走来走去的仿佛都是随时准备去抢劫的恐怖分子。

负责押送的警察把戴着黑头套的我移交给了看守所的值班所长。在值班所长的带领下,我穿过安检机器,走过两道铁门。随着最后一道铁门在身后重重关上,我正式成为了看守所的在押嫌疑犯。

随后的日子让我渐渐明白,被铁门隔离在外的,不仅有自由,还有人格和尊严。

走在看守所阴冷的走廊上,两侧的监室内传出镣铐的碰撞声、患病人犯的呻吟声,以及一些听不清的低语,我强忍住身体的颤抖,走在两位值班所长的中间,被押进了5监区1监室。

刚走进监室,我就被一个满脸凶相的人拦住,要我把手从铁门的栏杆伸出去,请所长把手铐打开,然后让我转过身,把头套摘下来,开始询问我的案情。

他的名字叫“大庆”,在监室内专门负责管理新入监的人犯。

我一边回答他的问题,一边打量四周,心渐渐沉到谷底。

那是一间不到25平米的屋子,两侧靠墙的位置各有一长一短两个大通铺,墙上有一排编号,作为铺位的记号。长的通铺上,标记着九个数字,短的通铺上有四个数字,也就是说,这个房间的核定人数是十三人。

而当时房间里住着二十四个人,我是第二十五个。

一间不到25平方米的屋子,塞进了25个大老爷们,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间斗室之中。里面的空气,可想而知。

回答完大庆的问题后,我被命令把外裤内裤一起脱到脚踝,掀起上衣,在其余二十四个人面前转圈,然后,被命令光着屁股做蹲起。名曰:检查身体。

我闭着眼睛任人摆布,在心里默念着每一个我在乎的人的名字。

随后大庆指着墙上张贴的告示对我说:七天之内,要把监规背下来,如果背不下来,分到下面监室之后,天天都会有人收拾你。

因为我的眼镜框是金属材质,所以一开始就被警察扣下了。我费力眯缝着眼睛看了一会儿,仍然一个字都看不清,于是拜托他念一遍给我听。

他瞥了我一眼,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念了出来。他一边念,我一边集中精神把他说的记下来。十二条监规,他用两分钟念完后说:这有什么用,谁有空每天给你念!

我说:不用,我已经背下来了。

他随便考了我几条,确认我都背了下来。靠在角落里的监室“老大”,突然说了一句:“新来这个,记性不错啊。给他一个馒头,几片洋葱。”

我当天一直没吃东西,着实也没什么胃口。但这貌似是监室老大释放出的一种善意,于是我就把馒头和几片洋葱囫囵吞枣吃了下去。

后来我才知道,在没有水果没有新鲜蔬菜的监室里,吃到几片新鲜洋葱的珍稀程度堪比在沙漠里吃到冰镇西瓜。

顺便提一下,墙上的告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在押人员必须遵守规定”,另一部分叫做“在押人员享有权利”,分别都是十二条。据监所里的惯犯说,在南方的看守所里,在押人员需要背诵的是“权利”而不是“规定”,在东北则恰恰相反……

当时顺利背下监规的的我,并没有预料到,有一天我会代替“大庆”,成为在监所里培训新人、管理纪律的“领导”。

吃完馒头,口渴的厉害,四处看了看,没找到能喝水的地方,也不敢随便问,只好忍着。

坐在铺板上,我被告知了在监所里的各种生活细节,比如,每天早上九点十分之后才可以小便,下午四点半才可以大便,大小便都要举手报告,获得批准才可以进行。而且大小便有严格的姿势要求:小便的时候头朝外,大便的时候屁股朝外,朝向所有人。

所谓厕所,其实就是紧挨着短铺位的一个蹲坑,全监室的人都在这里大小便。

作为一个平时在公共厕所小便都要去隔间的人,完全无法想象在二十多个人面前如何按照规定姿势大小便,何况规定的时间和我的生物钟完全不同。

现在回想起来,不得不感叹,人真是适应性极强的动物,这些我曾经认为完全无法克服的困难,最后都一一适应了,甚至在离开看守所之后,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就像《肖申克救赎》里的老布一样,上厕所前不举手汇报一下,就不能顺畅完成。

了解了作息要求之后,我得到了一件蓝色的马甲,上面写着一行编号:1863。这串数字就是我在看守所里的名字。我当时心里第一个念头是:可惜不是9527。

穿好马甲,就听铺板最后一排有人叫我的号码,我知道坐在那一排的都是“管理人员”,因为在那里坐着,后背可以靠在墙上,不会太累。

叫我的人,名字叫“小周”,和我同龄,负责给所有新入监人犯做笔录、安排每天的睡觉铺位以及站班人员,他话不多,冷着脸给我做完了笔录就自顾自开始看书。

严格来说,看守所监室内是不许看书的,甚至不可以有带字的纸,但是我在的监室管理相对人性化,监室“老大”也比较有办法,所以经常会有一些书籍送进来,不过大都是一些比较低端的玄幻小说、心灵鸡汤之类的,而小周在看的,竟然是《新概念英语第二册》,他的铺位下面,还露出了另外一本书的封面—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

后来的日子里,我也获得了看书的权利,甚至给新入监人员做笔录也变成了我的专属权利,而沉默寡言的小周,后来和我成为了莫逆之交。有关他的故事,后面我会详细写出来。

5监区1监室,是一个过渡监室,也叫培训监室,新来的犯罪嫌疑人在这里最多只能住7天,学习如何在看守所里接受管教,之后就会被下放到普通监室。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留在这里,成为“管理者”。

当时监室内的二十五人里,超过五分之一的在押人员,是民营企业的老板,其中有两位甚至是全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

都说中国的企业家要么在监狱里,要么在去监狱的路上,来到这里发现,此言不虚。

每天晚上七点,这些关在看守所里的民营企业家们,会被要求收看中央台的新闻,学习党对民营企业的好政策。

监室晚上的睡觉时间是九点半。两个通铺的长度,原本睡十三个人都很紧张,每一个铺位的宽度还不足我一个人平躺时的肩宽,现在实际的人数还要多一倍,把每个人都塞进去非常需要技巧,在看守所里,对此有一个专有名词“立刀睡”—每个人都侧着身子,腿伸的笔直,一个贴着一个,紧紧挨在一起。

这种睡法,是不可能翻身的,除非所有人同时以人浪的形式一起翻。曾经有一个晚上,我睡梦中奋力翻了个身,之后的半个晚上,我的身体就再也没有挨到被褥,因为被两侧的人凌空架了起来。

进了中国的看守所,你就会知道,《肖申克的救赎》、《越狱》里面的情节是不可能在中国发生的。连翻身都做不到,还想凿墙挖洞,幼稚!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二号位,睡在我后面一号位的,是一位患阿兹海默症的老人(他的故事我会在以后的文章里单独写出来),睡在我前面的是一个毒贩,本身也是一个吸毒人员,身上都是吸食毒品引发的各种脓包。我们紧紧挨在一起,呼吸相闻,我的鼻尖距离他身上的脓包不足两公分,闻着二十五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不可言喻的味道,看着屋顶上大亮着的灯,这一切都让我的入睡变得无比困难。

第一个晚上,朦胧中只要听到外面的钥匙响动,我就会立刻惊醒,幻想是不是有人来接我出去,直到天色发亮,迷迷糊糊刚要睡去,监室里的喇叭响了,六点半,该起床了。

看守所内的生活极为有规律,每天九点半睡觉,六点半起床,中午还有一个半小时的午睡时间。其余时间除了上厕所外,都要在铺板上打坐,吃饭也是在铺板上以打坐的姿势完成。

我安慰自己:就当是来禅修了,每天吃素打坐,这要是在外面的话,一个星期的禅修得交不少钱呢……

监室大门的上方有一个电视,每天上午播抗日神剧,下午播一部叫《继父回家》的连续剧,看这种电视剧,真的是比任何体罚、刑求都残忍的虐待,我在看守所里唯一的愿望,就是这个电视剧的编剧和导演能够被抓进来,看看自己都拍了些什么玩意儿,体会一下我们这些在押人员的痛苦。

我在看守所吃的第一顿早饭,是馒头和咸到丧失人性的咸菜,当然,之后的每一顿早饭都是一样的,这也是看守所里的一个特点,365天就是1天,1天就是365天。我们会知道以后的日子里,每一个小时我们在做什么,每一顿饭我们会吃什么,不会有任何变化,不存在任何预期之外的可能性。未来变得没有意义,存在的只有当下。

吃完馒头咸菜之后,越发口渴,恰好这时候可以打水了,我看到两个脸盆从监室铁门下的开口处伸出去,打回来了满满两脸盆的饮用水。然后,负责打水的人拿出了一个碗,装满水,递给铺板上打坐的人犯。毒贩、窃贼、皮条客、杀人犯,所有人都用这一只碗喝水,一个人一个人接力传递。

传到我眼前的时候,我看着那只沾了无数人口水的碗,咽了咽唾沫说:我不渴。

上午九点半,开始放风。所谓的放风,其实就是走到监室的阳台上站一会儿,并没有什么活动空间,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不过经历了这第一次放风之后,我就开始担心以后每天的放风时间怎么熬过去,因为我没有鞋没有袜子,光着脚穿着满是破洞的裤子和衣服,在东北零下三四度的空气里,三五分钟之后就冻僵了。

不过当天正好下着雨夹雪,我张开嘴伸出舌头,希望能接到一点雨水,缓解一下口渴,可惜没什么效果。

那天下午,我又遭遇了一场提审。提审是一段不太美好的回忆,以至于之后的日子里,只要听到监室内的喇叭响,我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害怕是又要提审我。

第三天,是个周六,在看守所里,周末是相对看管比较松的,监室内的“管理人员”可以打扑克,大家也可以交头接耳说话,略微轻松一些。当时的我,因为缺水,坐在铺板上不和任何人说话,口渴到耳鸣,早饭的咸菜自然是不吃了,馒头也减少到了半个,想喝水的念头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大脑,就这样慢慢又熬过了一天。

第四天,坐在铺板上,我颤抖着举起手:报告,我想喝水。

端起那只碗,大口喝着水,自尊被击得粉碎。

喝完水,脑子清醒了很多,盘算了一下,已经过去三天了,没有任何积极的消息传来,相信在外面的亲人朋友已经尽力了,看来这件事没我想的那么简单。我在与世隔绝的看守所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尽量让自己过得好一些,要么让自己过得很惨。毫无疑问,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在这里活下来,而且要尽量活得好。

于是,从那天开始,一直到我以“管理员”的身份离开,我学会了如何在看守所里生存,如何管理新入监的犯罪嫌疑人,如何用大米做缝衣针、做挖耳勺,也曾陪死刑犯度过他人生的最后一晚,还在监室里交到了很好的朋友,甚至积累了将近一百个不同身份的犯罪嫌疑人的故事,开启了一段属于我自己的《监狱风云》。

这些故事,我会在今后的几天里一一写出来,写给关心我的家人和朋友,写给每个故事的当事人,也写给至今仍身陷囹圄的朋友,希望终有一天你们能看到。

来源: 释说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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