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独”、“粤独”思潮与网络部落主义

2018-12-13 07:04

        笔者过去一年多里频繁往来于沪粤两地,自然多有对两地风土人情做比较。沪粤两地都有非常独特的本土语言与文化,官方说法是“海派文化”与“岭南文化”。两地又都是全国经济火车头,因而一些本土人士会有“本土优越感“,但同时两地在改革开放后又都面临着大量外地人口流入的情况,不少关键的政治与经济职位为“外地人”所占据,于是又产生了“本土危机感”。2012年广州发生的“撑粤语”游行就是矛盾激发的例证之一,其后转以较为温和的“文化保育”形式寻求“保卫本土”。然而,除了“温和派”,两地又都出现了“激进派”。他们在外部环境的刺激(占领中环、太阳花等)与所谓“独立理论”(刘仲敬的“去中华民族论”、陈云的“城邦论”等)的启发下,提出了“沪独主义”和“粤独主义”主张。

无独有偶:何谓“沪独”与“粤独”?

        “沪独”与“粤独”是指支持上海或广东(或者包含广西)脱离中央政府,成立独立共和国或者高度自治政府的政治主张。从组织形式上,当下的“沪独”走得比“粤独”更远,但“粤”比“沪”有着更长的历史。

        2018年,一群所谓的“沪独分子”在海外宣布成立“上海民族党”(听上去就是“香港民族党”的翻版),其政治主张是“脱华入欧”,认为上海是在19世纪40年代由欧洲人创造的,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此要求脱离中央政府转而做“东亚的欧洲城市”,继续推行全盘西化。其“国旗”以及“盾徽”均借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的标志,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十二国国旗。“上海民族党”自称在国内已经吸取了不少党员,但出于安全考虑不能公开活动。

        “粤独”组织更为松散,曾在广州街头、公车喷写“Free Canton”的标语,推特、脸书上也有不少账户。但相比“沪独”,“粤独”有更深的历史渊源。即便不从南越王赵佗说起,近代的“粤独”事件也可以追溯至1900年的“东南互保”事件。其时清廷下令各地支持义和团,同时宣布与八国开战。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东南各省抗命,回应:“此乱命也,粤不奉召!”。李鸿章私下与孙文以及当时的港英政府秘密联络,商议粤省独立的可能性。虽然计划并未付诸实践,但实际上开启了“粤独”的潘多拉盒子。仅仅在两年之后的1902年,康有为的弟子欧榘甲在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刊出《新广东》一文,提出了“粤独运动”的理据与路线图。此文一出,随即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几乎成为了日后屡次“粤独运动”的理论范本。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咨议局宣布脱清独立。直至民国初年,广东省议会还曾起草过《广东省宪法草案》,试图建立民国下的拥有军事和财政独立的自治政体。

虚虚实实:此“独”非彼“独”

        当下的“沪独”和“粤独”运动,多少在效仿香港的本土派,希望从历史和文化中找合法性。然而,两者其实并不能为他们的主张提供多少支撑。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虽然面积最大时曾达数万亩,人口上百万,但在法理上从未脱离大清或民国。即便在租界时代,大清仍设上海县,民国又设上海特别市,租界始终与华界区分,不但所谓的“全盘西化”从来没有实现,租界内反而是华洋共管的模式逐渐成熟。今天“沪独”要从租界时代找根据,可谓是缘木求鱼。

        “粤独主义”的历史根据,看上去似乎更站得住脚一些。然而如果回看清末民初的几次“粤独”事件,会发现讽刺的是实际上“独”只是名,“统”才是实。无论是李鸿章、欧榘甲或者1911年脱清独立,实际上鼓吹广东独立都只是手段,并非目的,最终目标仍是恢复大一统。李鸿章是为了维系国体,以独立作为筹码;欧榘甲的“新广东”主张,其实质是“反清复汉”的第一步;脱清独立,自然是出于推翻清朝,恢复汉族政权的目的。

    笔者看来,今天支持“沪独”、“粤独”的绝大多数人,其实心知肚明彼此只是在开一个敏感的玩笑,没有人真要“起义”。但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互联网时代的本土主义:网络部落主义

        有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两地的本土文化活力较强,因而难以被主流文化所完全融合;也有人提出是由于转移支付政策的不公,从两地提取的财税过多,导致本地民众的不满。

        笔者认为,还可以有基于互联网时代的解释——“网络部落主义”。当前“沪独”与“粤独”活动的发展有两个新的特点,其一是网络活动占比越来越高,主要通过推特、脸书、微博等方式交流,即便在境外也少有线下活动;其二是有不少母语为非粤语和非沪语的人也参与其中,笔者身边就有沪籍和京籍的“精粤”人士。以上两个特点都超越了传统基于地域和文化身份的“本土主义”,即“广东未必是广东人的广东,而是所有爱广东的人的广东”。法国哲学家马费索利将这种通过互联网建构的,由个人喜好所凝聚的群体即为“网络部落主义”。他对部落主义的解释是:“从属和分享某种品味的感觉”。

        “网络部落主义”正在成为“传统本土主义”的竞争者与可能的替代者。参与者不需要与广东或者上海建立历史性和实质性的联系,而只需要有情感或者审美上的认同,即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投入“本土”甚至“独立”事业中。例如一个陈奕迅的死忠或者沉迷张爱玲的张粉,可能因广东话被禁或者张爱玲故居被拆而加入网络中的“粤独”和“沪独”组织,在鼠标的点击间即可成为“分裂分子”,炒热一个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事件。即便这种参与不一定是稳定的,但却可以在短期内形成巨大的聚合力。如果说数据就是权力的话,这种爆发式的网络舆论并不比欧榘甲当年发表《广东人》的影响力小。

        “网络部落主义”必然给国家管治带来新的难题。国家的存续有赖于“想象的共同体”,国家与民族的故事代代相传,以建构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利益。但“部落主义”可以极低的成本削弱和瓦解这些概念,重构跨地区、跨国家、跨文化的新认同。部落成员之间联系松散,多数不在一国的管治之下,难以通过国内法规管。未来的国家治理,可能需要跳出民族国家和单一认同的条框,重新思考国民与国家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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