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宗教是中国"大一统"集权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2018-12-07 07:20

中国确实是一独特的存在。与其它国家相比,有着一些显著的不同。首先,自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就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尽管由于王朝腐败而多次分崩离析,但又奇迹般地重新建成“大一统”,而且体量越来越大;其次,中国是一个文化单体。如果不考虑周边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覆盖范围基本上就等于国家的疆界。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范围内只存在一个国家。这与西方文化范围内存在多个国家不同。文化的传承与政体的延续高度重合。中国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大的文化类别。

所谓“大一统”,“大”好理解,而“一统”则不仅仅是各地方从属于朝廷或中央政权,而且指各地方受朝廷的直接管辖,地方缺乏治权;同时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和文化上,各地追求和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大一统”在中国表现为秦之后的“郡县制”和现今的“党国制”。后者比前者程度更高。而之前的分封制则不是大一统,诸侯国仅在名义从属于周天子。诸侯拥有实质性的治权,对诸侯国的治理不受周天子的干涉,只要合符周礼就行了。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写道,“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是主张遁世的,不介入世俗政治。同时缺乏有效的组织,庙宇和道观也大多远离人群。而基督教则是入世的,有教会组织,介入世俗政治。教堂则一定要建立在社区之中。总的说来,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是成立的。这也确实是中国“大一统”形成的主要原因。


首先,缺乏宗教精神,使得中国人缺乏对精神世界和彼岸的追求,价值取向完全是世俗的。将追求现世的功名利禄,追求权力和财富作为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将国家当成目的和信仰。于是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追求权力和财富的世俗活动上,而对探求真相,追求真理不感兴趣。特别是对权力越来越大的追求,导致了权力管辖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相反,基督教将国家当成工具,世俗生活只是肉身的需要,而精神生活才是目的,超越于世俗生活之上。


其次,没有宗教和超越世俗政体的宗教组织,就缺乏对世俗政体的制衡作用。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这就让中国的“大一统”政权在历史上能够不断扩大。


进而,由于没有神权的制衡,世俗权力独大,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成为中国最高的政治准则。在这个政治准则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技术的进步,最高权力所能直接控制和支配的范围不断扩大,深度不断延伸,从而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分封制升级到郡县制,又从郡县制升级到党国制。分封制下,并非天子不想直接控制天下,而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只能采用分封诸侯的方法。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皇权专制就能将直接管辖权扩展到县一级;而到了近现代,“家天下”的皇权专制所能支配的国家资源已不能应对西方的挑战,从而又从“家天下”过渡到“党天下”。通过引进列宁式政党的组织体系和西方的技术,实现了“君师合一”和将政权延伸到农村基层,从而控制和支配了国家所有的资源,成功地将中央政权软弱时西方加诸的限制和影响清除了出去,更加强化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


地理环境可能有一些影响,但非常小。显然中国人对“大一统”的追求克服了四川盆地的屏障、青藏高原的险难。这些地理上的不利条件都没有阻挡住中国人追求“大一统”的步伐。语言文字也不是“大一统”的原因。中国形成统一的文字和趋同的语言是“大一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然统一的语言文字进一步强化了“大一统”的趋势。


2018年12月7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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