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台北101 一部台北城建史

2018-11-26 03:23

人们若要看中国数千年精彩的都城发展,两千年浩瀚历史要看西安,六百年族群交汇要看北京,近百年东西方文化交错则要看上海。

隔着台湾海峡与上海相望的台北,这两座城市,近百年都市发展有许多雷同之处,主要都是不同文化交杂下形塑出非典型东方都市性格。台北更是夹在欧中日美强权文化洗礼之下,呈现不同时期政治主体及具有该文化都市设计理念与样貌。然而,不管是曾经的皇城北京,西方建筑精髓的上海,与夹在多重都市血统的台北,不约而同都在近30年,为了因应新的世界人口与经济局势转变,舍弃原有的都市节理,着手进行新都心的都市规划与设计。

1980年开始的台北信义计划区,1985年开始的上海浦东新区计划,1990 年开始的北京的CBD(中央商业区),这些新计划区相继开启缘自美国摩天大楼城市拔地而起的指标案例。在全世界摩天大楼竞赛中,他们彼此竞争;中国境内各大都市,一座座更高的摩登大楼都是为了角逐最高大楼的头衔,而疯狂兴建。

坐落在台北信义计划区的台北101,虽然在笔者撰文当下,已经不是全世界的最高大楼,但是它仍然是在二十一世纪,亚洲,第一个获得全世界最高大楼殊荣的摩天大楼(2004年)。 本文将介绍台北都市规划历程,何种时代改变,造就台北101成为当全球第一高楼的原因。

一、台北的早期都市规划溯源

台北最早的城市开发始于荷西时代。1626年,基隆与淡水地区,西班牙商船因商业之需,在此登陆相继兴建城堡、教堂与住宅聚落。17世纪以前,台北盆地平原属于原住民平埔族生活聚落,由于缺乏文字图像记载,无法得知当时的都市功能样貌为何。

1661年,台湾纳入大清帝国版图。从福建沿海的移民,藉由荷西时期与平埔人贸易争地的基础,沿着淡水河流域的开发农耕据点,盖庙并围着庙宇形成「街市」,各个街市其中的共通特性,就是「连续骑楼」,在店与店相接延续下,店铺与街道之间,特别退缩保留一个有遮雨遮阳的空间,让过路人有机会与店内商家互动。这种都市空间,跨越单一土地拥有者的使用权益,连续同一条街上的公共利益,在没有政府介入的都市规划,是早期移民社会的都市规划实践,如台湾许多的老街还保留着, 如台北大稻埕区。这种前有骑楼的的城市型态鲜少出现中国大陆,大都分布在海上丝路的南洋因移民社会所兴建。

1875 年,清帝国因日本扩张的海防威胁,决定在台北汉人街庄(艋舺、大稻埕) 之间建立ㄧ座台北府城。台北府城的设计,是大台北都市设计史上第一个官方都市设计经验。当时福建巡抚沈葆桢向满清朝廷呈上ㄧ份《福建台湾奏折·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折》奏折以强化国防战略,遏止日本和其他列强侵略中国的前哨站为由而建。清廷拟透过台北府与原本的艋舺、大稻埕繁荣市街联贯,掌握台湾主要出口经济要素(淡水河系的稻米,茶叶,樟脑),巩固基隆、淡水海疆,确保北台湾安全。台北府城不仅是中国境内最后一座以华夏传统风水堪舆理论设计的东方都城,也是当时第一座现代化西式电灯及铁路的都市。这一点清廷对台北府城建设过程的西化特质,也一直在往后时期的都市规画中出现。

1895年,台湾纳入日本领土,台北城成为日本帝国落实明治维新西方都市设计最佳场域。1899年,实施了「市区改正计划」,1904 年拆除清代的台北城城墙,维持近30年(1874-1904) 的闽南都市开始瓦解。

日本人仿造19世纪中叶的欧洲帝国城市规划,慢慢地把他们心中理想的首都设计典范—巴黎,伦敦,维也纳,移植在他们第一个海外延伸领土——台湾,帝国首都般的都市建设模式,如街道笔直、下水道工程、林荫环城大道、交叉路圆环、大公园、广场、庄严气派的公共建筑。日本更透过 1935 年台湾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台湾始政40周年纪念博览会),向全世界展现日本人「脱亚入欧」城市设计规划能力与建设成果。

二、美国摩天大楼的资本主义启发

1930 年代是美国资本主义结合摩天大楼及装饰艺术开花结果的年代,尤其是纽约。私人企业建造装饰风格摩天大楼来炫耀企业形象,如1930年的克莱斯勒大楼,1931年的奇异电器大楼与帝国大厦。西方摩天大楼随着帝国主义,不久之后也出现在中国上海外滩及日本新领土的台北。1932年,台北城内荣町街区矗立第一栋仿欧美民间私人百货公司,菊元百货,楼高7层。这栋建筑物比其他北城平均三层楼高的建筑物,还醒目地矗立在台北街头。这代表当时日本时期在台商人对于国际商品的掌握与兴建高楼百货,也几乎零时差的跟上美国。

可惜 1929 年,美国引发的经济大恐慌事件,随着贸易排挤日本帝国经济活动,日本为了抢夺世界资源而发动世界大战,导致台湾岛内的西化建设停滞,菊元百货是唯一一座参考美国摩天大楼而建的建筑物。从此,台湾开始皇民化运动,大量建神社,台北城内外顿时增添更多东洋风貌建筑。

三、军防与移民,美国的实质影响,与昙花一现的中国故都

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台湾由中华民国接收,蒋氏政权更是在1949年全面撤退到台湾。为了安置撤退来台湾数十万军民,以及期望可以随时反攻大陆,台北市政府失去原有城市规划的自主性,市政建设几乎冻结。

1948年开始,中华民国向美国申请经济援助计划(史称「美援」)在1949年转进台湾。1954年美国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以军事为基础,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等合作条约,大量的美国物资、军事人员及家庭进驻台北,形成一种美国在台湾「垂帘听政」的现象。台北都市建设接受美国人为顾问,随后的都市修复与建设所需经费皆来自美国经费。城区内开始出现大规模4到7楼高的钢筋水泥建筑物,这类的建筑物改变原有台北府城的欧洲建筑风格,而转向美式现代风格城市样貌。

美援的另一个影响是教育。日本时代,台湾人主要选择去日本东京留学;受到二战后美国的影响,美国学府成为台湾菁英留学生的首选。两国的台籍留学生将自己的专业带回台湾,共同影响后来的都市规划与城市样貌。

1955 年开始,蒋氏政权意识到他回不去大陆的事实。台北成为他在南京未完成的新中国首都造景场域。首先,他「整型」原本清代留下来闽南式古城门为明清宫殿样貌;其次,台北城南的南海学园计划,几乎是以北京明清宫殿群为蓝本的都市设计案,大片琉璃瓦屋顶的中国意象,像穿越时空般的在他与美军口中所谓的自由中国领土温室下栽培,背负中华民族情怀的台北城市风格,一直到1980中正纪念堂及两厅院落成为止,造就出台北相当比例的「明清紫京城」都市样貌。

四、市区扩张与美国式城中城计划与棋盘式街道

1960年代后期,战后大陆新移民及婴儿潮,就业机会吸纳乡村人口,造就台北都市人口持续增加,突破100万人。1967 年,台北升格为直辖市。台北市对于市政规划的脚步迈入较高的自主性,为了因应私家交通工具用户增加,拓宽大街廓计划,新生南北路(堀川,旧瑠公圳排水道)以东的郊区开始快速开发:横向的民权东路到和平东路,与纵向的松江路到光复南北路之间,建造仿造美国商业市中心棋盘式大街廓。沿街设店的大干道依旧延续清代移民社会的连续骑楼,成为台北东区不同于美国棋盘街道的特质。围在矩形大街廓内的方正区块,则是绵密的住宅区及学校,口袋公园,宛如战后美国都市计划学的翻版。

1960年起,除了开发住商混合的台北东区,市政府考虑设立现代化的纯商业新都心,一开始选定台北城旁边的「营边段」(日本时代总督府外的步兵营,现在的中正纪念堂)。这个新都心案因三个原因而改选地点。第一,当时适逢蒋中正先生去逝,改为其纪念园区而作罢。其次,参与都市建设的学者留学美国,参考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建议台北市中心需要一座大型公园。最后,蒋经国在苏联的历练过程,认为过于资本主义的建构与商业开发并不适合台北,且在既有城市发展下恐怕会造成发展密度过高现象,所以支持设置大片绿地空间的中正纪念堂规划。新都心的最后选择到东区外另一片更大的兵工厂-信义联勤。

当时营边段规划初期美国顾问团队给予建议,大致构想兴建2栋50层与3栋30层大楼的「城中城」概念,如同1952年完工的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构想,以摩天大楼为突破天际线主导的纯办公中心商业区。虽然这营边段新都心的计划并未实现,但比较后来台北101与信义计划区,美国顾问团的最早规划是已经呼应出后来的样貌。

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来年,蒋经国接下行政院长。有鉴于台湾战后缺大型建设,迎接新的世界经济局势,蒋经国开始着手进行「十大建设」规划。台湾从农业经济开始进入工业生产及进出口贸易下的工商服务,并全面提升服务劳动参与率,顺利让台湾渡过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及 1979年中美断交。

经济起飞,造就台湾企业化的形成,促成台湾对于高楼企业总部及商办的需求。沿着改建后台北松山机场出口,开辟了仿自法国香榭丽舍(Les Champs-Élysées)的迎宾林荫大道及仁爱路树海贯穿东区,企业总部及高楼商办彼邻而建,改变台北从清代以来「前店后宅」的透天式店屋的都市街廓格局。

五、 亚州四小龙经济成就的启发

1980年代台湾因吸引外资及技术,让自己纳入国际分工架构中,适时地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为首都,台北需要以一个区域反映国际贸易场域,台北101所在的信义计划区,此时就肩负台湾参与世界贸易分工的功能。

信义计划区原本是兵工厂用地,但在台北快速的人口发展聚集压力下,市中心的兵营使用不符效益。1976年在当年林洋港市长任内,专家提出「副都心」及密度管制建议,因为当时的商业区西门町过于拥挤必须解决,接着 1977 年3月完成信义区都市计划,并明订信义副都心兼具「经济」与「文化」的机能。然而,李登辉先生担任市长时,接受旅日建筑师郭茂林先生的建议,而有重大的变革。

郭茂林先生是日本时代末期的台北州立工业学校建筑科的台籍学生,由于成绩优异,受当时校长千千岩助太郎推荐,前往日本东京大学,二战结束后留在日本取得国籍,在日本学者从事建筑计划学研究,1962年在日本东京设计了第一栋摩天大楼-霞关大楼,郭茂林也参与新宿副都心的开发工作,以及东京许多摩天大楼的构想与设计工作。

郭茂林回台后,在台北各地设计与建造第一代超高大楼,如,1977年的荣华大楼(现在兆丰银行吉林路总行),1981年城中区重庆南路第一银行总行,1982年古亭区的台电大楼,一直到 1993年的新光人寿保险摩天大楼等。他可以说是东京与台北的摩天大楼新都心设计始祖。

六、南进政策下的亚太营运中心

1985年开始,当国际城市竞争开始发酵,为了强化与国际接轨,与配合1991年李登辉总统的南进政策所提的亚太营运中心与金融中心计划,信义计划区城市定位自此时期开始转向。在世贸展示中心与贸易大楼兴建后,区域内的空间型态逐渐吸引外国友人活动与群聚,因此对于商务与住宿的要求逐渐升高,将原信义计划副都心定位,提升为一个国际级的都市区域。政府基于当时的发展趋势,规划兴建集商品展示、贸易服务、会议服务及旅馆餐饮等四大功能的四幢建筑物,共同构成一个功能完整的四合一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建筑群。

台北101原本的计划名称是「台北国际金融大楼」,最初的计划是在信义计划区的1994年落成启用的台北市政府新厦旁的基地上,兴建两栋30层以上的大型建物。1997年改采BOT方式进行,BOT即公家建设计划,由民间出资建设并经营,若干年后还给政府。建筑计划变更为三栋建筑量体,其中最高的围 59层,标高约为 290公尺。中华开发公司在 1997年公开招标胜出后,委托李祖原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原先的三座大楼容积合并一座高楼,修正航高限制法规的限制,才造就现在的楼高101层,总高度 508公尺的世纪初世界第一高楼。2002年7月,正式命名为 TAIPEI 101 (台北101),并于2004年完工。

七、美骨台皮建筑师李祖原的作品

李祖原是台湾成功大学建筑系,之后美国名校取得硕士。在美国毕业后加入贝聿铭建筑事务所,1980 年回台湾。

相较于英属香港及马来西亚的超高大楼皆出自于欧美建筑设计,台北101则出自台籍建筑师之手。李祖原本身具有强烈东方元素与台美教育下的特质。他所主导的台北101则在西方建筑的摩天大楼本质上,镶起象征中国东方竹节,节节上升,外观附挂着祥云及中国钱币的图腾,凸显出建筑吉祥意涵及金融交易的象征,比起香港的摩天大楼,台北 101 也是第一座摩天大楼,透过象征中国元素运用于建筑设计造型上,把西方摩天大楼与中国意象联结。

许多人质疑李祖原拿到这个合约是因为他跟当时国民党的关系很深。然而,他的中国意象的建筑风格,似乎试图呼应国民党在1970年代的复兴中华样式的短暂都市改造的矛盾心态,尤其这座大楼踩在美国城中城的都市蓝本及日本新宿副都心及摩天大楼推手的计划上,如何透过建筑来宣泄当年还沉浸于华夏国度情怀,建筑师似乎办到了。台北101打响了李祖原的建筑声誉,让他可以在大陆建筑业如鱼得水。

八、结语

台北101无疑是台北在都市发展历程中受到不同文化血统摇摆激荡下的都市雕塑品,反映出当下执政者对于国家的解读,肩负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项城市规画的经典计划与实现,台北信义计划区就如同一开始的清代台北城,是极具向西方参考的都市设计性格:台北101透过高度来让都会每一角落的居民注意,立体化居民对城市风貌的解读与在国际大都会设计与建设竞赛中该有的特殊定位;不仅以东方元素风格挤身全世界的摩天大楼竞赛,也透过21世纪全球特有的每年跨年烟火秀的城市营销,透过全球媒体放送吸引各国旅人的注目眼光,向全世界人传递台湾都市形象的中西文化融合的特点, 这些特点对于台北101之于台湾是独一无二的文化资产。

(本文作者陈国元,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微思客WeThi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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