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下令拆的北京城门和城墙?并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人

2018-09-29 01:08

作为皇城的北京古城始建于元朝,在明清形成完整的结构,厚实的城墙沿着如今二环路-前三门大街一线,共有“内九外七皇城四”20个城门——内城九门、外城七门以及皇城四门。如果它们还在,现在一定是世界遗产,可惜它们都在解放初期被拆掉了。这是北京城建史上一个巨大的遗憾,也算得上中华文明的一个损失。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是谁下令拆的?


在新华社记者王军写的《城记》当中,曾有几个回忆者指出是毛主席。文件显示,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说过:“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


1958年1月中旬,毛又在南宁会议上说:“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1月28日,毛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有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得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


从这些记录来看,毛支持拆旧建新是无疑的。不过亲手下令拆城门城墙的,却另有其人。亲身参与过拆城门城墙的前北京建设局工作人员孔庆普写过一本回忆录,讲述了拆城过程中的很多信息,他的回忆与记录显示,做这个决定的人,是刘少奇。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孔庆普说:“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根据孔庆普的记录,1952年4月8号,北京市建设局召开拆城门工作会议,布置落实市里提出的拆除城门的任务。时任建设局副局长的许京骐说,前几天市长碰头会上,彭真同志说,少奇同志说了,北京要建设成一个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影响建设的障碍物。城门和跨于街道上的牌楼、门楼,都属于障碍物。


各位市长对少奇同志的指示不理解,彭真同志又说:“是啊,我也不理解,少奇有指示,有什么办法呢!拆城门可是一件大事情,五百多年的北京城,说拆就拆,恐怕老百姓也不同意。至少不能一下子全拆光吧,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不能拆,西直门是唯一的一座完整大城门,也不能拆。刚刚修缮完的几座城楼(东直门城楼、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可以安排在最后,如果能不拆就保留下来了。先安排规模小的、破坏严重的和次要的城门,暂定五年拆完吧。”

建设局根据彭真市长的这个意见,排出了一个拆除顺序,分5年拆除绝大部分城门,保留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西直门整座城门。之后把计划报了北京市政府。


按照北京市的意思,是通过拖延的方式,尽量多保护下几座城门,但此后的指令并没有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1956年6月,上级要求拆除几年前刚刚修缮的阜成门城楼,虽然不少市民给《北京日报》和建设局写信表示不解,但执行任务的计划依然按部就班。6月16日,孔庆普接一些对城楼有感情的建设局老专家最后看一眼阜成门,向它告别。活动当天,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单士元告诉大家,为城门、城墙的事,彭真曾找过毛主席,毛主席的回复是:“我分工管党内事,政府事少奇同志管。”


单士元又说,今年(1956年)春季,政协会讨论修改道路建设规划会议上,彭真同志说:北京城不应该一扫光,把城墙的四角和完整的城门留下来,再保留几座刚修缮过的城楼以及基本完整的城楼,再保留一两段堿墙,这样北京城的轮廓就有了。


彭真的意见在1958年又表达了一次,,1958年9月27日,北京市委建工部召开市政养护单位汇报会。梁正忠部长谈到彭真同志在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上一段关于拆城的讲话。彭真同志说,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全拆完了,内城的城门已拆除大半,北京城不能一扫光。总理说过,正阳门城楼、箭楼和古观象台要保留。我看把内城墙的四个角保留下来,把西直门这座唯一完整的城门保留下来,再保留几座比较完整的城门及一两段城墙,后人就可以知道北京城的轮廓和大概模样了。

彭真的个人意见没有得到组织的认可,在反“保守”的“大跃进”浪潮中,北京市政府再次发出拆除城墙的决定,原来零星的拆除活动变成了大规模的拆除行动。1958年当年,朝阳门箭楼、东直门箭楼城台、东便门城楼、右安门城楼被拆除。1959年拆除了外城城墙和内城的部分城墙,这一年底,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1965年7月1日,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开工,施工方以备战需要申请延城墙沿线修建二号线,并得到国务院批准,一期工程拆了内城南墙、宣武门城楼、崇文门城楼。二期工程由北京站经建国门、东直门、安定门、西直门、复兴门沿环线拆除城墙、城门及房屋,全长约16公里。


1969年,彭真念念不忘的西直门城楼,也被拆除了。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下令拆除城墙、城门的刘少奇,执行中央决定但仍有自己意见的彭真,都于1966年被打倒,拆除城门和城墙的决定依然被贯彻到底,这里面固然有领导意志的原因(可能是首要原因),但也有当时普遍社会心理的因素。


拆城墙的运动不是49年后才开始的,它起始于民国时期。


民国成立时,很多人认为应开始新时代,而旧城墙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过轰轰烈烈的拆城墙行动,1912年,上海城墙被拆除,1913年杭州城墙消失,1917年又拆除了广州城墙。1951年“梁陈方案”(建议保护北京古城,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在古城外集中兴建)提出时,北京市委市政府让干部们讨论,当时听到方案的人都哈哈大笑,觉得这是荒唐的想法:“中南海是首都的中心,政治中心当然要设在中心地区”,“中央机关都集中在一起,国民党、美国飞机扔个炸弹,不就全毁灭啦?”、“北京城40多万人,就算迁出一半也不可能,中央怎么能采纳这种空想出来的方案”……在这种社会情绪下,梁思成就算想坚持自己的想法也是很难。1950年北京制定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当时虽然并无人提出拆除城墙,但与会者们对于适当地“开墙打洞”是很支持的,当梁思成提反对开豁口时,很多专家表示“说话办事应该考虑实际情况”,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鼓掌,梁思成只好不说话了。


大部分人很难站在未来去考虑当下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历史局限性”。后来人回头去看时,常会有巨大的遗憾之感。


来自公众号:时拾史事(IDhistorytalking),作者:宋燕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eLHCqgZ1FVGjoJobBy_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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