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深处弥漫焦虑 为政者应释放积极信号

2018-09-11 06:33

当美团收购摩拜之后,一篇题为《摩拜创始人胡玮炜套现15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刷屏中国社交媒体,文章直击当下中国无数年轻人重重的焦虑--落后的焦虑、被时代淘汰的焦虑、未实现财富自由的焦虑以及未功成名就的焦虑,一时间"抛弃体"走红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络。

而在此之前,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人》的文章就已经触及了中国普通民众对于医疗保障不足的焦虑。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下行带来生活压力、生活成本的不断加重、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层出不穷,使得中国部分民众对未来缺少信心,同时中国网络上"割韭菜"的论调此起彼伏,这都反映出当前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着焦虑,并且这种社会焦虑现象几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存在于社会的各个群体,也存在于中国的各个地区之间。

在这一点上,中国民族主义媒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罕见表示:"我最近发现,社会深处弥漫着一种低落的情绪,一些人对未来缺少信心,觉得中产阶层的生活要受冲击,民营企业要受冲击,基层治理会变左,等等。这些低落情绪值得国家高度重视。"尽管胡锡进是个争议人物,但他的这番话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当下不少人的认知。

为什么社会的深处会弥漫着这样的一种焦虑而且低落的情绪?

个人原因导致不同的个人焦虑

个人原因,因人而异。可能是存在着信仰的缺失、爱攀比、不知足、生活单调乏味、以及不敢坚持做自己等等方面都可能产生焦虑,甚至部分中国民众可能会因为某些毒鸡汤的文章而产生一些焦虑和孤独感。

如果说部分中国民众可能因为个人原因而产生焦虑,那么当焦虑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就离不开最近几个月中国整个社会日益凸显的问题。

社会焦虑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

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Wright.Mills)在著名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学想象力的概念。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即在个人烦恼与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经验与社会趋势之间进行穿梭;它不是把"环境中的个人困扰"看作简单的个人困扰,而是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

曾经,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提倡过社会学想象力。2011年《人民日报》做了一个"关注社会心态"的专题评论,在开篇文章中就一针见血指出:"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在另外一篇同系列文章中,《人民日报》更是尖锐地指出:"要看到人们最为痛切的,不仅是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无能为力',更是在欠公平、不公正环境下的'回天乏力'。"

由于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使得原本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或民生问题集中爆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加之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部分中国民众对当前经济发展预期抱有忧虑的态度。虽然经济在经历高增长后的下行是任何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但是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企业大量的倒闭和员工的大量失业,造成社会恐慌乃至动荡不安,而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国民众本已有的焦虑。

同时,在中美贸易战刚拉开帷幕之际,中国部分网络媒体对中美贸易战的评论呈现"中国必胜"的一边倒趋势。而"中兴事件"的爆发,无异于当头一棒,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自主科研能力受到了中国民众的质疑。"中兴事件"最后以企业妥协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使中国民众清晰的认识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严重依赖美国的现实,这与此前舆论上宣传的中国是科技强国存在出入,不仅使许多人对于官方宣传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质疑,而且更加重了民众对中国国家未来发展的焦虑。

民生问题凸显是社会普遍焦虑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中美贸易战和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还有些距离感,那么自2018年6月以来,中国社会先后爆发卡车司机的罢工维权,退伍军人集体维权、P2P受害者北京维权、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以及湖南耒阳学生家长维权等社会性的群体维权事件就直击百姓的软肋。中国民众对这些维权事件的热切关注以及对维权结果的民意表达,充分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于关心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焦虑感程度远远超过对宏大命题的焦虑感。

关乎中国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住房问题。在中国的大城市,如果没有住房,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工作、生活都会产生影响。而面临房价或房租的上涨速度高于工资的上涨速度的现实,使得许多在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工作的人,只能望"房"兴叹,由此催生了一大批的"蚁族"和"房奴"。住房问题堪为中国民众最大的焦虑之一,近期舆论热议的一线城市房租暴涨所引发的焦虑即是有力例证。

同样,教育问题也是引发当前中国社会普遍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是往往因为教育的公平性得不到很好的贯彻与落实,再加上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教育发展的差异性,使得教育的在中国呈现极大的不平等性和不对称性。

而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作为最主要的民生工程,近几年来一直为中国民众所诟病。尽管中国的养老保险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着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很难实现均等化,同时由于医疗服务的市场化,破坏了医疗服务的公益性质,使得医患矛盾尖锐化,这都成为当前许多中国民众的社会焦虑的原因之一。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使得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的过大,不仅使得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也导致中国部分底层民众产生严重的仇富心理。而这种仇富心理使得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更加的偏激,这种偏激也是社会焦虑的一种重要的表现。

就业作为是民生之本,只有就业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但是由于近几年来,中国各地大学竞相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而市场对于就业需求却在急剧的缩减,导致中国每年出现"毕业季"成为"失业季"的现象,而"就业难"的问题始终未得到充分的解决。就业焦虑弥漫在"80后"、"90后"的人群之中,导致这些群体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甚至产生无法回避的社会焦虑。

坦率地说,上述民生问题是长期存在,其所造成的焦虑也并非最近才出现,只不过因为有的问题在近期变得更加突出,或者说因为经济形势日益令人担忧,致使民众越来越难以相信通过自身努力能改变现状,故才让民生问题造成的焦虑在最近一段时间集中爆发,不断蔓延。

为政者应积极作为

要想解决这种普遍性的社会焦虑需要中国政府重视中国民众的所需所想。

首先,中国政府要承认民众合理的诉求和正当的权利,并且建立相应制度保障。满足并实现中国民众最基本的民生权利,不仅是中国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中国民众摆脱焦虑的重要的基础。只有当中国民众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和充分的实现,而且中国民众能够看到中国发展的前景,才能从心理上真正的摆脱焦虑。

其次,中国政府要建立健全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民生保障制度和法律制度。要将民生保障制度纳入中国的法律建设体系,保证民生政策不会因为政府换届或人事变动而导致无法实现,确保民生保障政策或体制的连贯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民众彻底的打消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顾虑,彻底的放开对自身生存的忧虑。

最后,中国政府要重塑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普遍性焦虑主要是因为中国民众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模糊和不确定。而这种模糊和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和不放心。所以中国政府除了要建立健全相关的保障制度之外,还要积极的发挥政府的职能,重塑中国民众对其的信心,从而让民众看到中国发展的前景与希望,真正的去除社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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