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顺 让步 美国只会要更多

2018-09-08 09:37

古往今来,除了权力毫无制衡,且无外患的少数昏君与暴君外,没有任何政治领袖能在重大决策上随心所欲,一意孤行,因为领袖的支持者们,总会因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而对重大决策有不同主张。作为决策者所能做的,通常就是求取各种折衷。今天的特朗普是如此,半个世纪前的蒋介石亦然。

故而因退出联合国一案,指责蒋坚持汉贼不两立而退出联合国,这见解仅对了一半,指控蒋对美方的“两个中国”政策妥协,亦仅对了一半,说穿了,支持者们的两种对立主张,让蒋介石不得不折衷处理“联合国攻防”,以致以上两种说法,都不全对,也不全错。

鹰派宁可退联而坚持不两立,鸽派宁可留得青山有柴烧,而坚持两立,不能说哪一方是错,两造只是对“中华民国”之立场与前途,有不同的解方。对蒋而言,坚持中国法统重要,留在联合国亦重要,问题在于,若两者不能兼得,哪一种较能操之在我?

答案很清楚,前者尚在蒋与台湾的能力范围内,后者则完全得靠美国支撑。

承上篇观点,暗中接受美方的“双重代表案”,乃蒋在美国变心下的最后一搏,以“权宜策略”视之,较符合蒋当时的处境。而只要北京坚拒“双重代表案”,“中华民国”或许能技术性拖延退联的时间,但是,这盼望几乎完全取决于尼克森也有相同的意愿与能力。

结果显示,尼克森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既保台北的联合国席位,同时也让北京入联。根据史料显示,这一点,蒋介石在1969年就已有觉悟,但尚存一丝希望。而台美两方的外交系统,则花了许多时间与资源在磋商有关议程的技术性问题,糟糕的是,连原则性问题都难有一致的共识。

台方的外交系统之所以认为还有希望,乃因美方早早抛出了解决方案,双方都以为唯一的阻碍是蒋介石的坚持。但是,台方外交官员费尽心思说服蒋让步,却不料美方外交系统的解决方案一再改变。症结之所在,就在于尼克森的态度,既想与北京交往,又不愿背上弃台的骂名。

1971年7月22日,国务卿罗吉斯希望尼克森尽速做出决定,是要硬挺台湾,还是干脆放弃?因为那关乎联合国议程策略的底定。当时尼克森反对排除台湾,但也不愿在联合国清楚表态美方的“两个中国”立场。这显示尼克森已发现两全其美的方式不可得,“两个中国”的概念可能必须抛弃。

而台北对此转变尚不知情。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台美勉强达成了共识,美方并于8月初正式宣布立场,欢迎北京入联,但不应排除台北。至于安理会席位,美方表达尊重联合国多数意见。美国盟友包含澳大利亚,日本纽西兰等国都支持美方立场,唯澳,纽认为若想提案过关,美国必须公开支持北京取得安理会席位。

北京则于8月20日正式发表声明,反对美方“双重代表权”的提案,不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并强调不会妥协,即便延迟入联也在所不惜。

北京的强硬,其实就是蒋介石所要的,因为这可能使得他对美方的让步策略,达到了实质的效果。现在,球又被踢回华府手里,尼克森的挑战,就是得决定是否要支持自己国务院在联合国的声明。

不过,台北外交系统对此发展做出了误判,他们以为北京的强硬,代表季辛吉与周恩来并未达成任何协议,并将此看法传达给美方外交系统。这又使得美方认为台北还能做出更多的让步,默认美方公开支持北京取得安理会席次。

9月8日,美方以盟国看法为由,通知“外交部长”周书楷,美国将修正“双重代表权案”,公开表明安理会席位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方没有让台北有提出异议的机会,单方面决定了此重大的立场改变。蒋介石在日记里沈痛地记录了此事。

9月10日,周书楷给美方的书面的答覆是“深感遗憾”,但私下暗示美方“如果支持此决议案的票数差额太近,台北在幕后可能采取更积极的角色”,简言之,就是不但默许了美方的修正案,还会在必要时暗中给予支持。根据史料显示,9月9日台北高层会议里,鸽派取得了上风,使蒋做出“痛苦”的决定,因此隔日美方才会得到周书楷的“喜讯”。

根据白宫的备忘录,罗吉斯向尼克森报告,台北做出了超出预期的让步,他建议美国应尽量使台北能与美方合作,促成此修正后的决议案,也就是被称为“复杂双重代表权”的提案。至此,台北公开表达反对,私下积极促成此案的作法得到确立。

9月16日罗吉斯对台方外交系统表达,只要台方支持,此案就是成功的唯一机会。罗吉斯将成败的责任丢给了台北,因为台方必然会公开表达反对,以致给友邦错误的认知。关于此,周书楷回应,若友邦询问,台方会表达希望议案过关的意向。

美方照会了周书楷后,同日,尼克森公开宣布美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席次,也将投票反对排除中华民国。

9月23日,国务院先行估票显示,“双重代表权案”与“重要问题案”都会以些微票数落败。9月24日,台北方面的估票显示,两案都将以两票之差落败。台美两方有鉴于此,各自通知友邦,表明“中华民国”支持“双重代表权案”的立场。,另一方面,北京也加强了宣传攻势,再次重申驱除“蒋介石集团”的立场,等于是对尼克森的公开表态不买帐。

10月4日,罗吉斯正式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支持北京入联并取得安里会席位,同时反对排除中华民国。在罗吉斯公开发言后,白宫却突然宣布,季辛吉将于10月20日至北京,安排尼克森的访问。此举让台北大感震惊,因为这会使盟邦对美国暧昧的态度产生不利于台北的判断。5日,周书楷向罗吉斯表达,希望季辛吉取消北京行,但罗吉斯显然做不到。

10月14日,周书楷于纽约会见罗吉斯,并指出敌对阵营正在散布流言,宣称白宫正在进行一套自相矛盾的目的,此流言使得尚未表态的国家对美国的立场陷入疑惑,所以他要求罗吉斯请求尼克森发表一份声明,表达尼克森总统支持美国决议案的立场。

季辛吉赴北京的消息,使台北再次陷入对美国的疑虑,除了要求白宫发表与其国务院一致的立场,还追问罗吉斯,若两案都失败,是否有备案?罗吉斯说没有。周再追问,若两案失败,美国是否会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北京入会?罗吉斯态度消极。

其实在14日这一天,周书楷心里应该已经清楚,罗吉斯代表的国务院,已无法代表白宫立场。原本国务院表现出来的信誓旦旦,在季辛吉于敏感时刻宣布将再度赴北京后,已经消失。而国务院事实上也有备案,其中台北能认可的是沙乌地阿拉伯的修正案,但这些备案,在美国总统意向转变时,已经无用。

接下来的日子,美方对台北的忧虑一再以轻描淡写的态度应对,台北估票认为攸关中华民国是否能留在联合国的“重要问题案”,还差四票,美国却模糊以对,并表达乐观。

只是,台北始终等不到尼克森支持美国提案的声明,而这其实也说明了一切。国务院对台北的虚以委蛇,显示罗吉斯已被排除于决策核心之外。

10月20日,季辛吉于北京面告周恩来,尼克森并未公开声明支持美国在联合国的提案,并强调,美国原来考虑走“两个中国”路线,但现在美国只说“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对于此,周恩来也将底线画得很清楚,坚决反对任何“台湾地位未定论”,堵死季辛吉想制造的模糊空间。季辛吉则表达,美中关系正常化优先于台湾留在联合国的问题。

10月22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希(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布希)向国务院报告,代表团的估票没有国务院那么乐观,“重要问题案”可能会失败,布希并建议可以沙乌地阿拉伯的修正案为备案。当日,台驻美大使沈剑虹奉命拜会罗吉斯,询问估票与应变方案,罗吉斯还在瞒骗沈,预计赞成与反对票相等,并暗示审慎乐观。沈追问尼克森是否会发表声明支持美方的联合国提案?罗吉斯含糊以对。

事实上,季辛吉在这两日从北京给华盛顿发了数封电报,强烈建议尼克森不要采纳沙乌地阿拉伯的修正案为备案,因为该案给予“台湾未定论”或“台湾新的法律地位”,北京坚决反对。

10月25日,“重要问题案”以四票落败,台北预估正确,排除“中华民国”的阿尔巴尼亚案通过。布希提议将阿尔巴尼亚案中排除中华民国的条款单独表决,以促成“复杂双重代表案”的表决,投票结果未能通过。

在阿尔巴尼亚案表决前周书楷向大会宣布“鉴于大会疯狂,非理性的行为,中国代表团决定不再参加任何联大的议程”,然后率领代表团走出联合国会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卢森堡,葡萄牙,希腊,其余北约盟国都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美国有没有尽全力确保自己的“双重代表权案”过关,从这里就可看出。

布希在回忆录里说: 美国并没有尽心尽力去支持台湾政府,美国对他的国家的立场正在改变。美国代表团努力要使“双重代表权政策”在联国大会通过,但其结果是另一种双重代表权政策,即华府对承诺北京的矛盾,损及美国要救台湾的立场。

布希强调,白宫与国务院将尼克森访问中国视为历史性突破,“但是,在美国代表团的执行层次,我们在自己对毛泽东政权软化之际,却要求中立的国家坚定反对北京的立场”。

事后,美国国务院发出电报至美国驻台大使馆,要求大使马康卫口头转述给蒋介石,或蒋经国: 对于联合国剥夺中华民国在大会的代表权,是严重错误,不义及不切实际的行为,美方深感遗憾。该电报并声称“重要问题案”的失败,大出美国政府意外,电报并保证,联合国表决结果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美国对中华民国的防卫承诺,不受最近发展的影响。

这是一份没有具名的电报,仅在内容中提及“这些观点获美国总统的完全支持”。马康卫转述电报中这句内容,还不能留在书面文字内。也就是说,这是一份空洞的外交辞令,尼克森在第一时间,连具名对蒋介石说些安慰之词与表达歉意都不肯。

10月29日,周书楷与沈剑虹拜会季辛吉,对于联合国表决结果,季辛吉的反应是,痛骂布希无能。而布希也在多年后表示,季辛吉是中华民国退联的始作俑者,并在事后还向布希表达对表决结果“失望”。对布希而言,季辛吉伪善十足,因为整件事的过程,美国当局“在纽约说一套,在华府做另一套”,最后把责任丢给他。

美国的外交系统,不一定能代表白宫意志,这是对台北外交官们最沉重的打击与教训。此案可说明明白白地昭示了与美国交手,在许多时候,外交系统所获得的讯息不是无用,就是刻意欺瞒。以美国外交系统的讯息作为决策的根据,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说白了,就是美国不可信。

诚然国与国之间讲究实力原则,难免尔虞我诈,没有什么国家是“可信”的。不过,若完全没有互信基础,外交这工作也是不存在的。台北外交系统所犯的错误,就是高估了美台间的互信基础,以为只要让步到美国满意,就能获得至少差强人意的结果。

关于此,蒋介石早就预知了必然被牺牲的结果,但之所以尽力与美周旋到底,除了外交部属的强力主张,蒋自己其实也仍抱一线希望。毕竟,退出联合国所代表的是“反攻复国”的彻底幻灭,甚至连独立生存都成问题。

这样周旋与妥协下来的结果,也不是全无益处,至少,蒋有给出让步,而非一开始就与美决裂,所以尼克森也没有借口将责任都推到台北头上,并让美国内部挺台的力量转变支持态度。

1972年2月,尼克森与北京签订“上海公报”,美方从“两个中国”的概念,转进到“一中两府”的战略框架,并借由两岸彼此间的矛盾与敌对,获取自己的战略利益,至今。

从此案过程可知,对于美国这样巨大的对手,不能完全顺其意转,愈是顺让,美方愈是得寸进尺,重点是,还保证不了什么。

对于蔡英文对美国无条件的乖顺,以及对中美贸易战中北京的决策,台湾退出联合国的历史,就是活生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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