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浩劫降临!20年前大堤的溃决震动了全中国...

2018-08-08 04:08

1998年,一场大洪水突袭中华大地,一时间全国主要流域陆续告急。


关键时刻,是人民解放军站出来,在这和平年代的“战场”上,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捍卫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抗击洪魔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九江长江大堤决口的那天,可谓98年大洪水的最危急关头。


当年抗洪抢险前线的震撼,非亲历也许真的无法体会。今天库叔带来一位前解放军战士当年亲历九江抗洪的记忆。

作者:库叔,微信ID:zhczyj


1

紧急命令!这就是战场




接到命令的那天,是1998年7月26日,当时我们正在安徽黄山至浙江临安一线进行国防光缆施工。当天下午5时55分,在临安师指挥所的师长裴晓光接到集团军转军区紧急命令:立即赶赴九江,执行抗洪抢险任务!6时,七团团长和炮兵团团长接到师长命令:收拢部队,立即出发!


军令如山,容不得半点迟疑。


其实当时官兵们执行国防光缆施工任务已经20多天,都相当疲劳,可接到命令后,饭都没吃,分散在近200公里施工线上的部队立即收拢,清点人员,检查车辆,装载物资,在4个小时内完成紧急集合。12时,七团、炮兵团以及我所在的师直属队奉命率先出发。


我师官兵在洪水中


但奔赴九江的路途并不轻松。一路上,因为连日暴雨,很多路段或山体滑坡或公路塌方,只能边行进边下车排除险情、清理障碍,其中一段8公里的道路甚至开了整整4个小时。那时的部队驾驶员少有这种在暗夜条件下艰难路段的长途行军经验,这是真正的“疲劳驾驶”。面对几乎无法克服的疲劳困意,战士们怎么办?或咬红辣椒,或扯头发,或掐大腿,或往头上浇水以驱逐疲劳,以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28小时、600多公里的摩托化机动,7月28日凌晨3时,我连、炮兵团和七团陆续抵达九江,是第一个到达九江的解放军部队。(据七团那边说,他们作为第二梯队超越了第一梯队炮兵团,2时30左右第一个到九江。)


卸车、宿营、休息?那是不可能的。灾情紧迫,九江正等着我们。


前线抗洪战士


7月24日,九江方面已经告急,九江军分区向江西省军区、九江市委、市政府提出:必须请求南京军区派部队增援。我们的急行军是值得的。事后九江地方领导心有余悸地说:(增援)部队要是晚来几天或几小时,后果不堪设想。


28日3时,炮兵团刚到九江,就接到防总通报,56号闸口出现重大险情,部队强忍疲劳,8分钟内赶到险情发生地,闸口已经被洪水冲击变形裂口,江水涌来向堤内倾泻。全团官兵连续奋战12个小时,排除了险情。


刚刚回到宿营地,又一个险情通报来了,这是54号涵洞闸破裂,江水倒灌。


 

时任三师炮兵团团长洪永生,转业后任金华市民政局副局长


炮兵团团长洪永生马上再次率部出击。54号涵洞闸在九江油化厂旁边,倒灌的江水水深1米还被油化厂污水污染。洪永生大吼一声:“跟我上。”第一个跳进水中。又是6个小时,终于再次排除险情。


此时,已是7月28日晚上10时。


第二天凌晨2时,紧急集合的哨声再次尖锐地响起,这次是八里湖4号泵站出情况了。3分钟后,炮兵团政委王申东率200余名官兵再次跑步出发抢险。


团里有个战士叫爱述翔,当时身患脊椎骨质增生,只能弯腰走路,一路拉着班长的衣角,也说不清是跑还是爬,就这样赶到八里湖。他这身体,扛不动麻袋沙包,只能拖。干到后来,一整包拖不动了,就拖半包。


这次抢险,又是6个小时。


步兵第三师炮兵团,是九江抗洪抢险出动抢险次数最多的团队!


2

永生不会忘记的8月7日




1998年8月7日,是九江历史上难以忘却的一天。


九江城区长江大堤,从乌石矶到赛城湖,全长17.46公里,共有84个闸口。后来有人估算,这17.46公里大堤,每1米有2个解放军或武警官兵守护。


7日中午时分,炮兵团反坦克连指导员胡维君带领刘意、刘松波、徐俊在距离城区4公里处的4、5号闸口之间长江大堤上进行例行巡查。(本来以为险情已过,我们都得到通知准备撤离了。)




状况突如其来。


下午1时10分,胡维君突然发现4号闸口以东200米处堤坝底部有一个泡泉,冒出的水是浑的。胡维君暗叫一声不好(干了这么多天活,我们都快成专家了),马上命令刘松波和徐俊分头向部队和地方报告。3分钟后,在反坦克连蹲点的炮兵团副参谋长王耀和连长贺德华率全连赶到。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必须顶住30分钟。


这时是下午1时13分。


反坦克连全连分为三组:一组下长江找源头堵漏洞,二组在堤坝内侧堵泡泉,三组搬石料、沙包。

 洪水中的战士


连长贺德华率13名突击队员一头扎进浑浊的江水找源头,试图堵住漏洞。一名战士高喊:“这里有吸力。”贺德华不顾死活,脱掉救生衣就往3米深的浑浊水底扎进去。


注:我记得贺德华之后还下令全连把救生衣脱了,给附近的居民送去,他当时应该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群众急需救援和转移。


可淤泥布满水底,无法确定位置。于是反坦克连决定抱来他们自己的棉被,用沙包压着进行大面积覆盖,所有的突击队员都像疯了一样接沙包,传沙包,压沙包。


而另一侧,王耀带着第二组(指导员胡维君带第三组)在堤坝内侧堵泡泉,眼看着水流变小。突然间大堤腰部近底部喷出一个直径1米高70公分的水柱。


管涌!


只一瞬间,水柱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大水塘。


王耀大喊:“跟我跳。”随即率5名战士跳进了管涌中。这么大的管涌,大堤随时会塌,6人随时可能会被埋在堤底。他们并不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只不过穿了这身军装而已。


13时50分,洪永生和王申东已经率全团大部队赶到。反坦克连坚持了37分钟,等到了团主力到来,完成了任务。


洪永生迅速指挥部队装运土石袋展开抢险;王申东带5连党员突击队直接跃入长江与反坦克连并肩作战。


可是,在天灾面前,人力终难抗衡。几分钟后,一股激流喷出,王耀等6位勇士被瞬间冲出。顷刻间,进水口处形成巨大漩涡,堤坝顶部出现的空洞已经有一间房那么大,不一会堤坝整体开始塌陷,口子已经有5米。


此时是13时58分。


王申东被迫命令在江水中的部队马上上岸。可洪水的速度是惊人的,官兵们被洪水冲散,一个个撞在墙上树上,有的还漂流而去。包括王申东在内多人受伤,其中至少2人骨折重伤,万幸的是没人牺牲。


情急之下,王申东不顾伤痛,命令部队把一辆停在堤下的卡车推向决口处,可一眨眼,巨大的卡车在洪水中打了个滚就消失了。随即,10多米宽的水泥防浪墙轰然倒塌。


 


九江长江大堤就此决口!


尖锐的警报声在一遍一遍的响起,九江电视台、电台反复播报同一条消息:广大市民迅速撤离!


路上成千上万的市民成群结队向城东飞奔。


 


可一支支穿着迷彩服的队伍逆着人群、逆着洪水朝着城西的大堤,像钢铁洪流般冲了上去!

九江决堤第一天,1998年8月7日15时40分,部队迎着洪水奔向决口处。

 

九江决堤第一天,1998年8月7日15时50分,装满士兵的军车急驶着开往决口处。


在冲上去的部队中,要提一提汽车兵们。我师汽车连此时的任务是,迅速解救在决口不远处九江水泥造船厂的职工和设备。该厂在洪水面前首当其冲,已经被洪水包围。


连长郭翔、指导员韩波带着全连官兵毫不犹豫冲进了洪水。汽车连这一路运载步兵、炮兵弟兄们摩托化机动过来,到九江后分三队保障各部,一样干在大堤吃在大堤睡在大堤,可以说是最为疲惫的部队。但决口发生后,他们作为一个成编制单位重新收拢执行新的任务。


时任汽车连连长郭翔


过程没什么好讲,无非把人弄出来,把设备弄出来,只不过是在洪水中而已。


结果也没什么好讲,只不过是无一人伤亡,无一件设备丢失,仅此而已。


还有的驾驶员奉命通知附近老百姓紧急疏散,一手驾车一手拿着高音喇叭,一遍一遍喊着:“洪水来了,赶紧撤离。”“不要搬东西了,命要紧。”声嘶力竭,喊到喉咙都咳出血。一次次呼喊一次次停车,帮助老百姓和他们从家里抢救出来的财产上车,后来这个战士自己也记不清车上到底上了多少人。但到最后他也没认为自己救了人,他只知道自己在执行任务。


这个连队后来和发现决口险情立下大功的炮兵团反坦克连一样,立了集体二等功。


3

浑身伤病的七团创造了奇迹




九江长江大堤的溃决震动了中南海。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董万瑞中将奉命急赴九江,坐镇指挥。在九江的我师三个建制团紧急赶赴4、5号闸口决口进行决战。


在炮兵团之后几分钟赶到的是七团,可近千名官兵在洪水面前是那么渺小,数以千计的石料、沙包投入江水,瞬间就被洪水冲走。当时七团团长已经沉掉了自己的北京212吉普车,驾驶员王军看到驾驶多年的车子沉下去,蹲在堤坝上痛哭(那时车少,也许现在的人不能理解当时部队驾驶员对车辆的感情)。我们师还沉了一辆桑塔纳,好像是副政委还是谁的。然而却是杯水车薪。


很快,江堤已经形成一道50米左右的缺口。这时九江市代市长刘积福(他是和七团一起来的)下了他终身难忘的一个命令:沉船。


8月7日当天,军地领导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于是七团作训股长李蔚然给刘积福当“通信员”,只能通过人力的方式把命令和各种情况上传下达。这照片就是当时沉船时用他的册子紧急画的布置示意图。


可江面上一艘船都没有,七团团长想起永安水电站附近有5艘装满石料的船。于是,刘积福拿起电话叫船。


当时部队征调了一艘装石料的铁船,但到15时,这次沉船宣告失败。


军地领导决定一定要找一艘大船来,刘积福、九江军分区政委马永桂、九江港监局局长陈纪如登上港监42号艇开始找船。万幸的是,很快就在下游100米处找到75米长,装载1600吨煤炭的甲21075号大驳船。


到了这条煤船上后,刘积福示意炮兵团团长洪永生下达命令:“根据国家防洪法和九江市市长命令,我宣布依法征用你的船。”


该船的驾长说:“你是谁?”


“我是抗洪抢险部队的团长洪永生。”


船老大成希湘没有二话,就说一句:“我的船没动力,需要拖。”

 甲21075号船主的爱国情怀成为关键


16时45分,甲21075号沉船成功,随即奉港501号和鄂襄阳012号以及永安调来的5艘石料船,分别在甲21075号前方后方沉船。


沉船虽然成功,洪魔得到遏制,但从空隙处穿出的水流反而更加湍急。



修筑一道弧形围堰成了当务之急。董万瑞将军往最前方的船头一站,命令在九江的三个建制团马上投入战斗。三个团的团长、政委带领部队冲了上去。


  

在前线指挥的董万瑞将军


七团负责最上游的围堰(驻闽集团军负责中游,炮兵团负责下游)。他们到达九江后就奉命固守万里长江最险段——九江县永安大堤。永安大堤有个特殊的情况,外侧是长江,内侧是赛城湖。此时90平方公里的赛城湖水位已经达到22.83米,超过保护水位1.13米,超过抗击水位5米多。


 

七团在永安大堤


而永安大堤和赛城湖堤之间的唯一屏障,就是破烂不堪的永安南堤。而沙土结构的永安大堤,稍微用力,一棍子能插入5、60公分。当时的情况是必须修筑一条永安子堤来加固南堤,而赛城湖堤已有20米滑坡,溃口随时会出现。


七团当即决定以2个连兵力去滑坡处抢险争取时间,团主力迅速构筑子堤。滑坡处风大浪急、水深十几米,这2个连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此举意义重大,并成功争取到了14个小时。


在永安的日子,七团200多人脚被脏水泡烂,100多人得皮肤病。他们头顶烈日暴晒,身体在污浊的江水中浸泡,奋战了7天7夜。


 

这是我连2002年老兵退伍合影,我刚毕业回连队任排长(照片第二排右起第三)。右起第四叫张理壮,现在转业成为浦江县花桥乡政府一名普通干部,98年时是三班战士,我是四班的。张理壮98年考的军校,以他的分数肯定会录取,所以部队去临安光缆施工前本来叫他留守,他硬要去。施工工程量非常大,结果他得了心肌炎住院。部队奉命去九江抢险时,他偷偷跑回来,又跟去了九江。当时我们师直属队分散加强在各团,他和连长跟随七团在永安大堤,和七团弟兄们一起坚守几天几夜。后来因为身体本来就没恢复,劳累过度,一头晕倒在大堤上,经检查是心肌炎复发。后来正好录取通知书到了,他才返回金华住院。


我在部队期间照片

 抗洪抢险后期,根据作者记忆照片中的人应该是五班班长江立。

九江决堤第二天,1998年8月8日12时,战士们把成批的钢管桩打入水中拦洪。

九江决堤第一天,1998年8月7日23时,先后有多位堵口的战士累倒,战友们通过“掐人中”的方式救治战士。


当4、5号闸口决堤后,七团团长率1、3营和直属队迅速赶到决口。在董万瑞将军亲自指挥下,七团团长率1个连下到水中,在沉船外侧的激流中,把一根根钢管踩入船底。因为七团在最上游,水流最急,水底到处都是漩涡,人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漩涡吸住陷进去。他们弄来四台卷扬机,以此减缓水流的速度。幸亏这4台卷扬机,它们为保护官兵的生命立下汗马功劳。

九江决堤第二天,1998年8月8日12时30分,战士们跳入水中,用身体挡住沙袋不被洪水冲走。


比如7连指导员斯向军两次被恶浪吞没,一次被卷扬机挡住,一次抓住了卷扬机的皮带,两次死里逃生。正因为七团广大指战员悍不畏死的拼搏,这个浑身伤病的团队,第一个修筑围堰成功。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陈炳德听到七团率先修筑围堰成功后,欣喜万分,第一时间来电祝贺。


 后面就是赛城湖


而七团2营还是在赛城湖大堤。大堤邹家嘴段出现了250米堤坝下陷,七团政委率2营在此战斗,奋战4个多小时后,险情得到控制,可边上的堤坝又出现下陷400多米的险情。瑞昌市防总被迫做出决定,放弃大堤,全体人员全部撤到二、三道防线。于是,6000名民工,全部撤离。


但在此奋战已久的七团很清楚,简陋的二、三道防线恐怕很难抵抗破堤的洪水。


因此2营决定,不执行瑞昌市防总命令:“留在赛城湖大堤,堤在人在,与大堤共存亡。”时任瑞昌市委书记艾宏盛震惊了,他也留了下来,为2营官兵担任观察哨。


就这样,七团2营在民工和群众全部撤离的情况下,在这片绝境之中,苦战6天6夜,修筑了一条长1400米,高1.2米,宽3米的子堤。


4

指挥部?正在洪水中战斗!




七团胜利修筑围堰后,旁边的驻闽集团军某团团长陈建忠眼睛都红了,大吼一声:“老子跟你拼了!”抗起沙包又跳进洪水中。


这个团应该是次于我们两个团,第3支到达九江的解放军部队,最初他们的任务段在城防乌石矶大堤。这也是当时唯一一支由将军带队的团级部队,率领他们的是集团军副政委王健少将。


7月30日,乌石矶大堤出现150米塌陷,该团一到九江就赶赴了这里。


在这,有一位人尽皆知的“连长”,但他的真身其实正是王健少将。他和普通战士一样,扛沙袋、垒堤坝,浑身是泥浆,央视记者把他当成连长采访,老百姓见他就喊:“连长,休息一下再干。”


一日深夜,总政话剧团一位编辑去现场采访,看见一个满身泥浆的人正扛着沙袋,张口就喊:“小伙子,你过来。”


那人也老实,就过去了。


“你是抗洪的解放军吧,什么职务呀?”


“副政委。”


“哇,副政委还在抗沙袋啊。你是哪个团的副政委?”


那人回答:“你们有事吗?”


“我们想去你们指挥部采访。”


那人没回答。


后面的一个战士说:“哪来什么指挥部,这就是我们最高指挥官,集团军王副政委。”


将军身先士卒,战士必誓死相随。


时任第一集团军军长朱文泉

 

 已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朱文泉重回旧地,旁边就是刘积福,当时已是九江市委书记。


5

胜利了!




大堤决口后,南京军区各部向九江紧急增兵。当年解放九江只不过动用了一个师,可这次九江抗洪出动了近4万部队。


当我们的七团、炮兵团和驻闽集团军某团在决口处苦战30个小时后,8月8日20时,第一批援兵一师二团1894人在团长王宏、政委魏殿举率领下赶到了。

 1998年8月12日,董万瑞将军布置决口最后合拢。


坐镇指挥2天1夜没有休息的董万瑞将军大喜:“部队换防。”


这个团最后立下了汗马功劳,江西堵决口指挥部给国家防总的报告中称:“该部队在封堵决口战斗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九江决堤第三天,1998年8月9日上午,决口处逐渐缩小,水流更急,战士们在水中阻挡沙袋被冲走。


增援友军到了,我们的心里却不可避免地有些不甘心。虽然我们是第一支到九江的部队,虽然是我们发现了决堤的险情,虽然我们已经奋战了12个日日夜夜,虽然在决口处我们不停歇的苦战了30个小时。但那时我们心里想的都是:我们还顶得住,不用友军来换防。


这并不是争功劳,这是对部队荣誉的捍卫。所谓的功劳,是用命换来的,没啥可争的,但这口气要争,不争胜还能称为军人吗?


 

傅勇,时任三师九团团长


就像时任我师九团团长,现任东部战区陆军副司令,我的老旅长傅勇听到自己团没有作为第一批奔赴九江的部队时,暴跳如雷。这时要撤我们下去,我们也“不服”:虽然从师长到战士都伤痕累累,但我们还能干,凭什么下去?


 我的老部队——中国工人旅


幸而我们的任务没有结束。从大堤下去后,我们只休息了一天,就再次投入战斗。七团、炮兵团加上新到的九团(八团在火车货场),在后面装卸搬运石料和沙包,虽然和决口一线的部队相比少了点光环,但依然人人奋勇当先。


 

从大堤撤下来,“改行”搬石头


8月12日18时30分,堵口合拢成功。当时,不管是第一道决口处奋战的官兵还是在第二道龙开河防线奋战的官兵,当听到胜利消息时,很多人直接倒下睡着了。


注:龙开河主要是驻闽集团军一部,8月9日18时胜利完工。


靠意志力支撑的抗洪战士,得到胜利消息后倒下睡着了。


8月12日大堤合拢时拍摄,左刘积福,右陈纪如。


随后我们军长朱文泉、副军长王敬喜、副政委高武生率领我集团军3000多名官兵(我们三师和后来增援的一师)用3天3夜时间在决口处修筑起一条长150米,高11米,底宽25米,顶宽4米的新大堤。这座新大堤消耗的砂石是一座山的容量——30060立方。当时已经有5个建制师赶到九江了,还有舟桥旅、工兵团、武警等部,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了我们。


当时的技术专家组组长杨光煦后来说:“这样的军队,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西方虽然有高科技,但没有这样的部队来施工,碰到像九江这样的决口,是没法堵起来的。”


6

我爱你,九江!




钢铁般的战士也是普通人。在九江奋战的日子里,我们也有日常生活,而在其中,有让人添堵的:


某日一名战士因为闹肚子,没有坐上前往大堤的卡车。他冲出临时宿营地拦到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将其送往大堤。这是我部官兵在九江抗洪期间唯一一次乘坐地方交通工具。


到达后,司机却开出了一个离谱价格,我们的战士只能解释自己是上堤坝干活的,实在是没带这么多钱,希望能约定时间,请司机到我们驻地门口来取钱。


司机不答应,揪着战士的衣领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后来现场群众纷纷仗义执言,并主动帮助战士支付了车费,这才令他脱困。


但更多的是感动:


当年8月14日,轮到我帮厨,可以跟着炊事班买菜车一起出驻地——九江财校的大门,得到了进城的机会。同志们买菜的当口,我闲逛到一家烟杂店门口,然后低头看了起来。


店主大概40岁不到,问我:“买啥烟啊?”


我紧紧揣着兜里汗津津的5块钱,这个月的津贴费还剩这么多,呢喃道:“来包庐山。”


 

是不是这个包装的,我已经忘了,因为就买过一包。


这烟得5块钱,我们以前抽的都是西湖,2块多那种,不过江西可没有。


店主把烟递给我,笑眯眯的说:“不要钱。”


我错愕了一下,红着脸就跑了。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你长相了,但是,老板,我欠你包烟钱。


而在抗洪胜利后撤离时,那一幕幕我永不能忘怀,那是我人生中最自豪的一天,没有之一。



1998年9月15日,我们奉命撤离九江。九江人民已经搭了一座凯旋门。其实我并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因为除了茅山头货场、堤坝和一个菜场,九江的其他地方我压根都没去过。


我们的车队离开九江财校前往火车站进行铁路装载,距离凯旋门越来越近的时候,路边的人就越来越多。那天下着瓢泼大雨,雨点子有黄豆那么大,可是路上还是很多很多人,站在马路两边,密密麻麻。


后来我才知道,有十几万九江市民自发前来为我们送行。



我坐在第四辆车的驾驶室内,旁边是我的副班长。雨逐渐小了,车队离凯旋门越近,车队的速度就越慢,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我摇下车窗向市民们挥手,突然一个扎着马尾辫的漂亮姑娘往我身上扔了一个硕大的牛皮信封。


我撕开信封,里面既不是百元大钞,也不是女孩的情书……


咦!奇怪。


怎么每封信的开头都一样呢?


——给解放军叔叔的一封信。


我顿悟了,这是小学生们写的,刚才的姑娘肯定是孩子们的老师。


有那么点失望的我看着看着,想起了1991年,那年也有一场洪水。


一个瘦弱的男孩看着前来帮忙救灾的解放军(其实是武警战士),在那高喊:长大后,我也要当解放军。


 

看着这些孩子稚嫩的笔迹,满眼都是当年的自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每一封信,每一个孩子,都在诉说着同一句话。


当天我第一次哭了。


我们的车队通过了凯旋门,就在一刹那,所有的群众都上前了,我们的车队被市民们包围,只能艰难向前挪动。一个中年大叔往我们驾驶室塞了一大袋包子,他低着头,我都没有看清他的模样,只从后视镜看到他低着头又往下一辆车塞了一袋。



我看着像雪片般塞进驾驶室的一袋袋吃食,包子、苹果、麦片、火腿肠……满满的幸福感,天哪,好多哦。


当我拿起一个塞进了嘴里,咀嚼着美味的肉包子的那一刻。


我又哭了,真好吃……


当我想拿第二个包子的时候,却发现怎么也拿不起来。


直到过了很久很久,我才发现我的右臂不知什么时候成敬礼姿势,已经麻木,失去了感觉,嘴里还有没咽下去的小半个肉包子。



我还记得你们,你们还记得那个在驾驶室向你们敬礼的年轻战士吗?


这就是九江,我二十年前去过,只待了不到两个月,却是我第二故乡,梦回萦绕。


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会毫不犹豫再去,胸腔里充盈自豪的感觉,真好。


我爱你,九江。


附:


董万瑞将军去世时,其子董三榕2017年6月《解放军报》文章是这么说的:


那时,我是“红色尖刀连”的一名新排长,是老爸麾下千军万马中的一员。作为总指挥,老爸早就知道我所在的部队在龙开河段抢险,可他没来看过我一次。


那天,连队正在加固大堤,团长通知我说老爸检查施工路过这里,让我赶快去见见。我惊喜得顾不上整理着装就匆忙跑去。只见老爸晒得面容黝黑,手臂上的皮肤脱落得斑斑驳驳。看到同样黑不溜秋的我,他严肃的神情里看不出心疼,却露出一丝欣慰。


“怎么样?”老爸问我。


“还行!”我回答。


他又接连发问:“学会抗洪了没有?”“什么是管涌?”“怎么发现处置这些隐患?”见我对答如流,他才微微点头。


临走时,老爸抬起自己的右臂对我说:“看看你的手,还没我晒得黑。我这已经爆开第三层皮了,你至少得晒成这样才合格。”


 


我应该见过董三榕两次:他是驻闽集团军92师274团(我的记忆不清)2连排长,之前也在光缆施工,他还扭伤了脚踝,膝盖严重积水,硬要到九江来的。这个集团军比我们晚27个小时,在29日18时左右到的。


抗洪期间,董万瑞将军一共见到儿子两次。


第一次是8月7日深夜,在修筑第二道防线的龙开河,董万瑞将军到工地指挥时,董三榕的指导员喊董万瑞:“你爸爸来了。”将军说了一句话:“还行吧。”“行,没问题。”然后董三榕就继续背着沙袋走了。


第二次是8月14日,董万瑞将军陪于永波看望“红色尖刀连”,碰到儿子,说了上面文章中那句话:“看看你的手,你还没有我黑。”


当年这张董万瑞将军眼含热泪为抗洪官兵送行的照片,感动了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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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20 05:22
  • 中共宣传政策拐点 批评性报道有望回归?

    就在外界哀叹中国媒体批评性报道消失、中国官方舆论圈一片歌功颂德之声的时候,中国陆续透露出扭转宣传管理风向,打破对舆论过度管控,开始有限度地引入批评性意见。但这是否是一个政策拐点,还...

    2018-08-20 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