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化”和“伊斯兰化”的激烈交锋

2018-07-13 21:19

 2002年以来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带领“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土耳其外交政策最大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利用“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介入中东的热点问题,力图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一个就是利用“土耳其化”的意识形态,来提振土耳其在亚欧地区的影响力。而这“泛伊斯兰”和“土耳其化”的政治身份,在历史上却是撕裂土耳其的两股重要力量。

“伊斯兰”与“土耳其”的统一

15世纪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横跨亚非欧三大陆,伴随其军事扩张的,是其辖区内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多元化。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一方面保留了伊斯兰政治传统中对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相对宽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赋予各个族群和宗教全体自治权利的“米勒制度”(Millet)。而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和“土耳其”,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内涵。奥斯曼帝国被欧洲世界视为“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土耳其属性或者“土耳其性”依然是“穆斯林”身份下的附属品而已。在欧洲尤其是巴尔干地区,“成为一个‘土耳其人’,就意味着成为一个‘穆斯林’”。将“奥斯曼帝国”与“穆斯林国家”等同的思想,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同样盛行。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世界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奥斯曼帝国领导人以“哈里发”(Caliphate,意为“代理人”)这一伊斯兰世界最高政治称谓加冕,也显示出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最高权威。即使到了19世纪末期,绝大多数穆斯林,尤其是逊尼派穆斯林,仍然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伊斯兰世界的最高领袖和权威。比如被视为近代“泛伊斯兰主义”的创始人阿富汗尼(Jamal Din Afghani),就将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哈里发视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19世纪70年代写给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信中,阿富汗尼就曾经乐观的认为,只要得到了哈里发的应允和支持,那么印度和中亚的穆斯林就会团结起来,驱逐英国和俄罗斯入侵者。

作为信封伊斯兰教的国家,奥斯曼帝国早期扩张及其历史,确实伴随着“伊斯兰化”。比如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即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历史上曾经有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宗教长期存在。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不断加强,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了主要宗教,土耳其语也逐渐成为了通用语言。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包括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亚述人、阿拉伯人、切尔克斯人、希腊人、犹太人、罗姆人、斯拉夫人和库尔德人等,无一不受到过“土耳其化-伊斯兰化”的影响。时至今日,你会在土耳其国内发现肤色各异、种族成分复杂的人种,有的像欧洲人,有的像阿拉伯人,有的像中亚人。而这些差异,在现代土耳其国家在上世纪20年代建立之后,被统统的归为“土耳其人”。

被舍弃的“伊斯兰化”

以泛伊斯兰思想和族群-教群自治制度统领下的奥斯曼帝国,在现代科技和西方扩张所带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下,到19世纪中后期,逐渐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国家尤其是北部强邻俄罗斯的一系列战争中,逐渐处于下风,领土不断丧失。到了19世纪,巴尔干地区出现了很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少数族群和基督教团体,也受到了来自于欧洲强国的保护和干涉。来自于西方世界的挑战,伴随着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群体的死亡和灾难,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政治精英们不得不反思曾经推行的“族群-教群自治制度”,转而通过倡导“泛伊斯兰”和“泛突厥”属性,来夯实帝国的权力和社会基础。比如在20世界初逐渐掌权的、具有奥斯曼帝国军方背景的“团结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就开始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地区,推广土耳其语,并且将安纳托利亚地区和色雷斯(Thrace)的穆斯林,统一视为“土耳其人”。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带来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分裂,尤其是其他族群和宗教团体的疏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身份。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主战场集中在西部与俄罗斯接壤地区,这一地区的非穆斯林群体,尤其是亚美尼亚人,和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被冠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怀疑,都成为了奥斯曼帝国驱逐的对象。亚美尼亚人在这一时期受到了驱逐和杀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奥斯曼帝国分别与希腊、保加利亚等国签订了协议,将国内的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送到”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和希腊,交换从这些国家“接回”当地的穆斯林群体。

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击碎了奥斯曼帝国长期秉持的“泛伊斯兰”的幻想。来自于奥斯曼帝国境内阿拉伯半岛的反叛,尤其是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圣城麦加(Mecca)侯赛因(Ibn Ali Hussein)领导的阿拉伯起义,力图在英国的支持下建立“阿拉伯帝国”,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南部边界不再平静。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分兵前往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作战,以阻击来自于埃及、伊拉克南部和阿拉伯半岛的英国军队及其支持的阿拉伯民兵武装。与此同时,在20世纪初叶,库尔德人的独立思潮也开始萌发,一些倡导建立独立库尔德国家的团体也在奥斯曼帝国不断出现。奥斯曼帝国不得不警惕的关注着周围的局势变化,同时打压可能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防止国家的分裂。这种对于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群体的怀疑态度,成为了现代土耳其国家政治身份的重要来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斯曼帝国濒临崩溃。《色佛尔条约》(Traité de Sèvres)肢解了奥斯曼帝国领土,也使得奥斯曼哈里发制度彻底丧失了合法性。随着奥斯曼帝国国内以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为首的军方逐渐接管政权,并且在一系列征战中击退希腊军队,保住了对安纳托利亚半岛的控制,与协约国重新签订了《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从而夯实了权力,土耳其也在“国父”凯末尔的带领下,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面临危机的“土耳其化”

凯末尔开创了一个世俗主义主导的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但是凯末尔明白,历史的影响仍然难以从土耳其人心中彻底消除,伊斯兰文化传统仍然可能会对现代化进程造成重大的挑战和影响。有鉴于此,凯末尔主导下的土耳其政府,宣传“土耳其人”来替代奥斯曼帝国曾有的“穆斯林”政治身份,废了了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制度,代之以现代的西方政治制度,力主以拉丁文字母代替传统的阿拉伯语字母来书写土耳其语。在外交上,凯末尔提出了“和平国内,和平国外”的口号,最终放弃了对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土库曼人聚居区的领土要求。一个崭新的土耳其,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风雨之后,涅槃而出。

从凯末尔以来,土耳其的国家身份其实被两种力量撕扯。一种就是存在于城市精英阶层和军队的世俗的、西方的土耳其,另一种则是存在于乡村和清真寺内,倡导伊斯兰的、东方的土耳其。凯末尔的模式,就是宣扬土耳其属于“西方文明”,属于“科学的”“先进的”土耳其,以此与土耳其历史上的“东方的”“落后的”对比区分。而这种身份,其实构筑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基石,即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为根本点,将土耳其定位为西方阵营的一份子,谨慎的介入中东国家的地区纷争之中,在土耳其现代国家疆界内部构筑新的“土耳其人”政治身份。

但是凯末尔的改革措施,也给土耳其国内的政治身份留下了较大的弊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在现代土耳其国家建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库尔德人并不被土耳其政府承认为独立的民族,而被视为“山地土耳其”,其语言也被视为“落后的东方语言”,需要被“先进的土耳其语”取代,其民族身份也必须统一为“土耳其人身份”。比如在1934年颁布的《姓名法》,少数族裔在取名时,禁止使用部落名称和外国人名称,只能采用土耳其人的名称。

力图构建“单一民族”的努力,在遭遇多民族的现实之下,必然会出现暴力摩擦。其中最为明显的,也就是库尔德问题。不同于土耳其境内希腊人后裔长期在土耳其西部发达沿海地区与土耳其人混居的现实,在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则相对集中,有着自己的社会网络。在上世纪70年代,左翼“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土耳其东南部崛起,而土耳其军队为了能够打压“库尔德工人党”,采取了诸多暴力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人-库尔德人的认知差别。时至今日,库尔德问题也成为了土耳其国内最为棘手的社会政治难题,对其内政和外交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历史上推行的“伊斯兰化”和“土耳其化”政策,给今天的土耳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今天的土耳其国内,99.9%的人口是穆斯林,在古代历史上作为多种宗教和文明交汇点的安纳托利亚,已经蜕变为了一个伊斯兰国家。与此同时,近代以来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凝聚民族共识而采取的“土耳其化”政策,却又成为了土耳其现代国家的新负担,造成了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之间的新裂痕。而随着埃尔多安推行的“泛伊斯兰化”和“泛土耳其化”的“新奥斯曼主义”,在团结伊斯兰世界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土耳其国内库尔德问题的进一步发酵,给未来的土耳其内政外交带来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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