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三种整合力量:政治、市场、家庭

2018-07-11 06:39

每个社会都会按照一定的组织方式整合起来,而国家政治力量在社会整合中往往起到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央集权国家,但单纯依靠政治力量整合起来的社会往往需要高昂社会成本,而最终不得不谋求向社会自发整合的转型。中国社会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初,便经历了这种转型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国家政治力量与社会自发力量之间的消长,推动了中国社会组织模式的变迁。

一般来说,社会整合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政治整合和地方层面的社会整合来实现。根据中国社会学者孙立平的观点: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机制,是社会整合较强,而政治整合较弱;在政治与社会之间缺乏中间组织进行连接,而主要以来私人性质的“士绅——地主”集团来沟通,并部分地用伦理整合替代组织整合。这是一种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状态。

这种整合体系,虽然可以保证社会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但却因整合的程度不深,整个社会难以形成整体性的行动。这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入侵时呈现为“一盘散沙现象”,就是这种整合机制的必然结果。而在西方的冲击下,国家层面的政权解体,传统社会整合又丧失了士绅-地主阶层的实体纽带,并遭受伦理冲击解体的情况下,社会整合功能不断丧失,从而陷入政治与社会的双重解体之中。中共1949年建国后形成的新的整合机制,就是为解决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双重解体而做的努力。

中共建国后的社会整合特点是以政治整合为主导,取代社会整合。这表现在整个社会的行政化,行政性整合无处不在,即使基层社会也主要以行政整合为主要手段。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皇权不下县”,行政权力无法控制基层社会的状态。这从实际历史来看,对政治和社会普遍解体的中国,要实现自下而上的自发的社会整合则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而依靠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体系,进行政治整合,则是最为快捷最为简便的方式。

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完成后,中国基本形成行政性的政治整合模式。农村的模式是人民公社,城市的模式,是单位和街道委员会。人民公社和单位,都是集合各种社会职能于一身的总体性组织,其中核心主导力量是政治行政权力,即党组织系统、行政权力系统、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

这种整合模式的优势在于,以政治整合统领社会整合,消除了社会组织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摩擦和对抗。但问题是,民间社会的整合力量弱小,社会整合的负担全面压到政治行政系统。人为的行政系统相比自发的民间社会组织自然更为僵硬、迟钝,必然对社会分化构成抑制,阻碍社会发展。这是控制型的政治社会的封闭性表现之一。

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受到冲击。首先是国家主动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行政放权,产生了体制外的经济体-非公有制经济,国家对资源的垄断放松。其次,对国企和农村公社的改革,使得总体性的组织转变为经济型的组织。这导致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社会组织上都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社会分化加快,固有的户籍制和单位制开始松弛,社会流动加大,社会生活复杂化,但既有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制度已不适应新的社会状况,急需新的整合组织。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形成自发的社会整合过程,其中自发自主的市场关系为基础,形成自主的社会组织和自主的公共空间,而国家政治则是弥补市场和社会不足的最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小政府,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普遍整合模式。

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从全能性政府的总体性社会向分化的非总体性社会过渡,使得中国社会整合极为复杂。行政的整合力量、新的社会力量、乃至传统的社会形式,三种同时存在。比如农村中既有村级的准行政组织或自治组织,传统的家族形式也开始复兴,而发展经济的能人也从市场活动中在基层发挥着整合作用。城市中的市场整合成为主要力量,行政整合也仍至为重要,民间组织也发挥了作用,尽管还很微小。

中国改革后的社会呈现的特点可以总结为,社会分化剧烈,但社会组织发展缓慢,整个社会呈现彻底的“经济化”,社会矛盾突出。其中多重整合力量共存,既互相补充,又存在冲突,社会与国家政治之间如何协调,成为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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