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莫要让侠义者铤而走险

2018-07-10 21:42

“一部好的电影不一定是解决一个问题,也可以是提出一个问题”。最近中国涉及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可谓“名利双收”:自7月5日正式上映起就登顶单日票房榜,成为中国影史上第50部票房超10亿的电影;影片在影评网站豆瓣上获得罕见九分好评,赢得了观众一边倒地叫好并纷纷诚意推荐,明星大腕儿接连感动发声,堪称“零差评”。火爆票房和如潮好评除了来自演员的演技和可圈可点的剧情设计,更多的恐怕还是源自影片所涉及话题的现实意义,影片围绕“天价药”呈现的人性担当以及社会公共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我不是药神》改编自2015年热议的“陆勇案”,讲述由于正牌进口药十分昂贵,一名药店店主“程勇”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一个白血病患者“吕受益”那里得到一个生财之道:从印度非法代购仿制血癌药“格列卫”以远低于中国国内的价钱转售给中国病人,“程勇”赚到第一桶金后收手不干。此后因为没有了低价的仿制“格列卫”,“吕受益”吃不起天价“格列卫”而导致病情恶化继而自杀的消息刺痛了“程勇”,使他再度铤而走险走私印度“格列卫”,并且自己倒贴钱坚持以低于国内价钱甚至低于代购原价的价钱私下卖给白血病人帮助他们延续性命,但他的侠义行为难逃法网,最后以走私假药罪名被判入狱的故事。

在当时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德国进口药“格列卫”在中国售价高达4万元一瓶,而印度仿制的药售价仅500元。“仿制”的类似于“山寨”,仿制药比起专利药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低廉。而专利药之所以要比仿制药昂贵很多是因为最早研发或拥有专利的公司在研发这些药物的时候投入了巨额资金,之后就需要在专利保护期内从市场上讨回研发成本。做药企,又不是做慈善,买不起救命药的病患者只能等死,经济规律挑战着人们的生命伦理。

中国的进口药,基本来自原创研发、最早拥有专利的公司,因而影片《我不是药神》里,把高昂的药价归结于享有专利保护特权的国外制药公司。但这并非是中国进口药价格高昂的根本原因,因为“格列卫”在同样并非原产国的其他国家的价格远低于中国大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像“格列卫”这样的进口药价钱之所以高的离谱不仅仅是因为专利保护特权包含的研发成本,还在于中国官方在公共医疗服务上的缺位。个人无力以合法的方式去抗衡整个制度的缺陷,像“程勇”这样的“药俠”只能以非法走私的方式填补中国官方在此处的缺位,挽救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者。

侠义之举招致了法律的追捕和监禁,但照亮了人心最深处的那一丝温暖。影片中负责追捕仿制药的警察曹斌在患病老人的苦苦哀求下放弃追捕药贩并主动请辞,主人公程勇在通向监牢的囚车中路遇众多病患者,他们逐一摘下口罩以示感激并送行的片段令观众不禁潸然泪下。医疗体制的缺陷反衬出敢于担当的人性光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影片中面对抗议天价药的病患者,瑞士医药代表以天价药合规、合法的理由驳回,在仿制药凭其低价广受病患者青睐而损害到自己利益时,医药代表通过媒体欺骗人们说仿制药都是假药,吃了会死人云云。一个以违法的方式救人,另一个却以合法的方式逼死人,法律和伦理之间的冲突也引人深思。

值得欣慰的是:《我不是药神》在揭示现实困境的同时,让人看到了推动体制的力量。影片的结尾字幕也向观众交代了印度法院宣判瑞士公司败诉,而相关药品在中国也被列入医保范围,而这一结局除了政府自觉的大力改革之外,像程勇一样为争取公共利益而不惜铤而走险的人们对其体制改进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影片主人公“程勇”的真实原型“陆勇”被抓后,有包括普通市民以及大学教授在内的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最终法院对这起案件“撤回起诉”。与之相类似的,发生在2016年轰动一时的聂树斌案是中共建国以来历史上最著名的冤案之一,被认为是中国“严打”这一特殊时期司法不公正的代表性案件,推动了刑事冤错案件预防与纠错制度,推进了中国司法公正的进程。而这一司法进步与为此案奔走11年并遭受来自体制内打压报复的警官郑成月的坚持是不可分割的。

公共制度的缺陷破坏着公共伦理,而总有人铤而走险牺牲自己守护着公共伦理。影片只有不到2个小时,但影片中的现实问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解决,但希望这个过程能缩短再缩短,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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