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

2018-07-09 05:27

谁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

 

真正读完中国历史你会发现,在外交政策上,危害中国国家利益最大的,不是外敌,不是反贼,甚至不能说是汉奸,而是不顾现实的“爱国者”。

 

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灾难:幽云十六州割让、南宋全土灭亡、明朝灭亡、庚子国变,如果你仔细审视这些灾难的过程,你会发现,真正的始作俑者,乃是那些空头爱国者。是愤青式的政治氛围摧毁了实事求是,迫使整个国家步上了亡国灭种的不归路。

 

幽云十六州的割让与“儿子国”中华

 

“我见此物(薛文遇),恨不得一刀劈死他”。

 

——唐军全军覆灭,契丹军与河东军长驱直入,皇帝李从珂痛恨薛文遇误国,大怒道

 

我们都知道,中国自五代到宋末,中国因失去幽云十六州而加剧了积弱局面,因而受制于胡人,那么幽云十六州为何失去?实际上,这一灾难乃是因为一个五代时期的大愤青。

 

五代后唐时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阴谋叛乱,皇帝李从珂试图出兵镇压,问计于谋臣吕琦,吕表示“河东有谋反野心,必定会想办法勾结契丹。不过,契丹太后的政敌李赞华在中国,契丹屡次试图和我们结亲,就是忌惮这个人,这几年契丹经常请求我们送还荝剌等契丹将领,我们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并以岁币十万缗与之,契丹必然欣喜承命。契丹不动,河东石敬瑭又能怎样?”学士李崧和财政负责人张延朗都认为可行。

 

李从珂一听,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试图照办。如果中国历史就是这么走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幽云十六州问题,甚至可能不会有中国几百年的积弱。然而,这个时候,李从珂遇到了一个愤青大臣,他就是枢密直学士薛文遇。

 

薛文遇对李从珂说:“您乃堂堂中国皇帝,却与夷狄平起平坐,难道不是耻辱吗?如果夷狄依据故事要把您的女儿嫁给他们,您又如何抗拒他们的要求呢?”薛文遇说罢,还吟唱起《昭君词》“安危托妇人”刺激李从珂。李从珂一听勃然变色,称“朕一女年龄尚幼,怎能弃之北漠!”由此下定决心,同时与契丹、河东开战。

 

结果可想而知,在契丹和河东的联合下,后唐军队全军覆没,石敬瑭为了酬谢契丹的帮助,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并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从此中国成为契丹的“儿子国”,宋代积弱局面也由此加剧。

 

端平入洛与崖山国难

 

“鸣剑抵掌,坐谈山河,鼻息所冲,上拂云霄”

 

——南宋官员刘克庄后来叹息南宋端平入洛主导者郑清之及其学生

 

到了南宋末年,宋朝与蒙古结盟,联合起来灭亡了金国。按照战后的协议,河南北部归属于蒙古,宋据有其南(《宋史》474卷贾似道传“孟珙帅师会大元兵灭金,约以陈、蔡为界”)。

 

然而,宋朝非常眷恋河南北部的土地,而当时蒙古在华北地区的统治也极为混乱,军阀遍地,且多于南宋暧昧勾连,让南宋君臣有了觊觎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泛起了北上攻蒙的念头。

 

为此,南宋朝廷内部就是否对蒙古开战陷入争吵。从未与蒙古打过仗的两淮制置使的赵范和兵部尚书的赵葵,在名士出身的宰相郑清之和庐州知州全子才的支持下(郑、全曾是二赵的老师),利用其舆论影响力,公开积极鼓吹出兵河南,进攻蒙古,收复旧地,形成了强大的爱国社会舆论,大宋爱国者摩拳擦掌,非要与蒙古拼个高低。

 

与此同时,二赵向深宫后院的宋理宗也大灌起了迷魂汤(其实他们根本就没见过蒙古骑兵的威力),吹嘘蒙古军队的孱弱,以及宋军的强大;而郑清之更以社稷国家之伦理,鼓动皇帝对蒙开战;全子才文采飞扬,他的奏折里将宋军的强势和蒙古的无能描述地淋漓尽致。在这些人忽悠下,宋理宗不顾了解实情之前线将领史嵩之与孟珙(这两人深知蒙古人的可怕)等人谏阻,于端平元年(1234年)下令对蒙古开战,史称“端平入洛”。

 

由此掀开了中国走向崖山国难的序幕。

 

后来,郑清之因为力主开战而被历史誉为伟大的爱国英雄,史嵩之则因为反对与蒙古开战被视为卖国贼。

 

无汉唐之和亲与剃发易服

 

“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明帝崇祯论与满清的议和(《三桓笔记》)

 

明末崇祯时期,中国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同时需要与满清作战,难以兼顾,国家财政、兵力无以负荷,局势越来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试图通过与满清议和,来改变当时的困境,然而,当时的明朝舆论极为反感与夷狄的议和,普遍视之为“对大义人伦的背叛”。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崇祯的亲信杨嗣昌上疏,力陈对满清妥协的必要性,要求朝廷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六月,崇祯提拔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由他推动对满清的议和工作。为此,辽东巡抚方一藻派人出使满清。

 

当时满清国内粮荒极为严重,亟待与明廷进行贸易,再加上内部诸阿哥争斗不休,对战争也颇为厌烦,迫切需要和平。因此,清帝皇太极对明使极为礼遇,并表示:“如有确议(谈和),则撤兵东归”。杨嗣昌接到方一藻的报告后,立刻建议崇祯帝允许方一藻及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推动议和,得到崇祯帝默许。皇太极乃致信高起潜,信中称:“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进攻明廷)。”杨嗣昌因此极力劝说崇祯帝把握时机与清和谈,但崇祯帝畏惧舆论,不想承担责任,只命方一藻、高起潜“细酌”。

 

杨嗣昌为此不依不挠,继续上疏批评舆论不顾现实,请求“圣鉴允行”议和。由于此时杨嗣昌公开支持议和,引起了朝臣激烈非议,明廷内部掀起了弹劾杨嗣昌的运动,其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这些人以杨嗣昌“夺情入阁”为借口,猛烈攻击杨的议和工作。崇祯因此不敢接受杨嗣昌的建议,和议搁浅。

 

不久,新被起用的兵部尚书卢象昇亦坚决反对与清议和,与杨嗣昌形成尖锐对立,杨嗣昌的议和主张陷入孤立。皇太极见此情形,乃于崇祯十一年九月派兵大举入塞,对明朝展开惩罚性打击,明廷城破70座,人口被掳70多万,华北一片狼藉,千里为墟。

 

从此,明朝陷入内外交攻的局面愈发困难。

 

到了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明军主力在与满清的松锦会战中全军覆没,朝廷已然无兵可用。

 

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此下决心与满清议和,并私下派遣使者与满清交涉。陈新甲将他的想法告知好友傅宗龙,傅宗龙则把这事告诉了大学士谢升。谢升则讲给了崇祯,希望能够得到皇帝的支持。崇祯于是召陈新甲质问之,谢升劝道:“那边(满清)如果肯议和,和也可以。”崇祯于是不再表态,不支持也不反对(既怕被骂,也知道必须议和)。

 

不久,崇祯命令陈新甲推动对满清的议和。但消息随后被泄露,舆论猛烈抨击陈新甲,但由于没有找到证据而不了了之。

 

然而,陈新甲的运气实在太糟糕了。一次,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被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塘报而披露于外,群臣因此猛烈攻击陈新甲。崇祯羞赧难耐,乃将陈新甲下狱处死。

 

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两年之后,一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被十万人的满清灭亡,从此中国人剃发易服三百年。

 

陈新甲从狱中上书祈求豁免,并历陈议和的必要性,崇祯不许。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大力援救,并且说:“按照国法,敌兵不打到城下来,不应当杀掉兵部尚书。”崇祯说:“别的不说,使我的七位亲王遇害、受辱,不比敌兵打到城下更严重吗?”崇祯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崇祯斩陈新甲于市。

 

义和神拳与庚子国变

 

"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

 

——满清勋贵刚毅被义和拳刀枪不入的把戏忽悠,乃上奏慈禧,陈书义和拳的威力,请求慈禧利用义和拳扫灭西方列强

 

“津城不守后,洋兵一来,东安、武清各团(义和团),皆已闻风解散。””

 

——仓场侍郎刘恩溥上奏慈禧,讲述义和团在西方军队面前望风而散

 

1900年,华北地区的义和拳运动如火如荼,这些将干旱归咎于洋人“妖法”坏风水的庄稼汉们,在当地士绅的煽动下,发起了杀掠洋人和基督徒的运动。西方列强因此向清廷发出通牒,要么清廷自己镇压义和拳,要么西方自己出手镇压。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反感慈禧和保守派的满清勋贵在戊戌政变后对西方的仇视,屡次表示了对被囚禁之光绪的同情。这就使得慈禧本人极为恐惧西方,她深恐西方介入她与光绪之间的权力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慈禧的激进保守满清勋贵逐渐将义和拳视为一张可以对抗西方的牌。

 

6月5日,清廷命令赵舒翘与何乃莹前往涿州进行实地调查,看看义和拳是否如传言般“刀枪不入,神拳无敌”。然而,赵舒翘到了涿州后,看到义和团尽是些市井无赖、乞丐穷民,灰心丧气的他本已准备据实已告。但满清勋贵、军机大臣、大学士刚毅对义和拳的威力深信不疑,并引为臂助,刚毅担心赵舒翘得出不同看法,乃主动请缨去涿州主导调查,而后上书慈禧大谈义和拳的威力,由此坚定了慈禧依靠义和团扫灭英法美日俄等西方列强的信心(慈禧并不糊涂,但她的身边人都在大赞义和拳的无敌,她接触的信息都在吹嘘义和拳的威力,由不得她不信)

 

慈禧随后下令义和拳进京,局势开始失控,西方军舰云集大沽口。在这种情况下,知晓中西方巨大实力差距、熟悉外交事务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等五人,不顾当时国内清廷内部极度仇视西方和洋人的政治氛围,一起上书,要求清廷自己镇压义和团,不可与西方轻言开战,并称:

 

“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然而,他们的主和言论并没有获得清廷的认可,反而被当时的满清勋贵刚毅等当做汉奸处死。

 

事实证明,义和团并不可靠。

 

清军在强大的西方联军面前一触即溃,慈禧被迫求和。战后,西方军队控制了京津铁路沿线,中国被迫撤除大沽口和京津地区的防务,同时向西方支付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赔偿。与此同时,俄国军队也趁机吞并了中国的东北三省——若不是后来的日俄战争,东北早就成为俄国人的领土。

 

庚子国变堪称不折不扣的愤青灾难。

 

回溯我们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国家曾经几次最大的灾祸,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愤青外交所致:

 

今天的我们,痛心幽云十六州割让之后的中国受制于人,因此痛骂石敬瑭的无耻,可谁又知道真正的误国贼乃是脱离现实的愤青薛文遇?

 

今天的我们,痛心崖山国难的悲情,因此痛骂贾似道的卑劣,可谁又知道赵氏兄弟、郑清之和全子才等人愤青外交的后果?

 

今天的我们,痛心明末的剃发易服,因此痛斥吴三桂和洪承畴的无耻,可谁又知道空谈高言的“爱国”清流不顾现实处境,才导致了“亡天下”的灾难?

 

今天的我们,痛心清末庚子国变的残酷,因此辱骂东南互保的作壁上观,可谁又知道“神拳可靠”和愤青勋贵上下忽悠背后的荒唐?

 

而以上这些,才是残酷历史留给后代中国人必须理解的教训。我们不能控制敌人的强大,但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理智:无论是强硬和妥协,都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从来没有爱国与卖国之分。

 

那些将强硬视为爱国,将妥协定为卖国,并完全以此区分忠奸的言论,本身就是消灭了国家外交政策实事求是的基础,最终将国家的前途推向了一条僵化危险的不归路。

 

这无异于是最大的误国。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我不希望这一点被再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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