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刻舟求剑:爱因斯坦日记的种族主义倾向和20世纪初的社会土壤

2018-06-24 03:00

爱因斯坦“游记”中的种族主义倾向

 

二战后的犹太裔大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以人文主义和反种族歧视的政治面貌活跃于世界舞台,赢得不同政治派别人士广泛尊重和“进步科学家”的赞誉。

但日前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加州理工学院《爱因斯坦文献计划》(Einstein Papers Project)副主任罗森克兰茨(Ze'ev Rosenkranz)整理并由德语翻译成英语的《爱因斯坦游记》(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却揭示了这位曾将种族歧视称作“白人的通病”,以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感悟表示对黑人所受歧视性待遇同情而名闻天下的“进步科学家”,居然曾在自己笔下流露出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

这次出版的“游记”,是1922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与妻子艾尔莎(Elsa)进行为期5个半月“探索远东和中国”之旅时所记的日记。当时他已因其光电效应和狭义相对论等方面的建树声名卓起,但远不及二战中和战后那般知名,也并未想到这些私人日记有朝一日会被完整出版,公诸于世,因此日记中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原生态”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面貌。

在一些据分析是写给其在柏林继女信件底稿的文字中,爱因斯坦说居住在上海和香港的中国人“勤劳但肮脏、迟钝,智力低下”,说他们“吃饭时不坐在凳子上而总是蹲着,仿佛欧洲人跑到小树林里蹲下来拉屎一个姿势”。他抨击中国人“旺盛的繁殖能力”,称“在我看来中国的男女间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真奇怪这样的一些中国女人怎么会吸引中国男人注意力,以至于他们愿意与之亲近并没完没了地生孩子”。他认为中国人“缺乏思想”,并以居高临下和孤芳自赏的口气感喟“像我们这样的人倘若生活在他们中间将何等枯燥乏味”,并担心“生殖力旺盛的中国人一旦取代其他种族,将是何等的令人惋惜”。

他在香港纪行中讥讽当地人“为了一天赚5分钱不停地砸石头、背石头”,认为他们“麻木不仁且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称他们“把葬礼弄得跟狂欢一般,令人难以理解”,对香港中、西人隔绝的做法表示欣赏,并引用当地葡萄牙人中学老师的话,称中国人“怎么教也学不会逻辑”、“尤其在数学方面没有任何天赋”;在上海纪行中不但同样讽刺了“欢乐的葬礼”,称之为“声音颜色混杂,就我们的品位而言原始且滑稽”,并对当地城乡“苦力”既备受忽视又麻木不仁的样貌做了描述,称“他们明明生活在痛苦和肮脏中却总是流露出快乐的表情,这会让我在今后时常回味的”。他第二次路过上海时写下的日记,则称当地中国人“思考能力低下”、“哪怕薪水只有欧洲雇员的1/10,店主也一样会雇佣后者,因为他们无法胜任工作”。

对于其它一些沿途看到的亚洲民族,他也使用了类似的语气和描述,如对当时英属锡兰(斯里兰卡)首府科伦坡的居民,他称之为“做的很少、需求也很少,过着经济周期内最简单生活的人”,说他们“生活在肮脏的土地上,散发出熏天臭气”。

倒是对日本这位大科学家说了几句好话,称日本人“朴实正派,总之颇有吸引力”,称“纯洁的灵魂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个国家还是值得热爱和钦佩的”,但即便是日本人,他也认为“在智力方面的需求不如其在艺术方面那么旺盛”,并将之归结为“他们的天性”。

很显然,在当今这个时代,这些言论即便是热爱并钦佩爱因斯坦的人也很难理解和接受。作为爱因斯坦研究专家的罗森克兰茨就认为,日记中将日本、中国和印度(其实是斯里兰卡)人称作“低智商人种”,把异种族称作“对我们的威胁”,这些言论和思想是“典型种族歧视的标志”,在其日记中“充斥着种族主义和非人性化评论,其中一些令人非常不快”,并质疑爱因斯坦“自己也是一个难民,甚至头像曾被联合国难民署用于宣传,何以要发布如此倾向的言论”;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则表示,这些文字“暴露了爱因斯坦对不同国家及民众的成见,并令人不由得质疑其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Einstein’s stereotyping of members of various nations and raise questions about his attitudes on race)。要知道爱因斯坦早在1921年就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学位,自19361955年,更在这所大学工作、学习了近20年之久直到生命终结,曾有人称“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别的地方比普林斯顿大学对爱因斯坦有更深厚的感情”,“普林斯顿人”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爱因斯坦言论是罕见的,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爱因斯坦“游记”里某些种族主义倾向的言论和思想,在今天是多么令人难堪。

 

历史和时代的土壤

 

然而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正是历史和时代土壤使然。

爱因斯坦的宗教观一直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他曾自言“12岁之后就不再有宗教信仰”,但这不但表明他自幼是继承了祖先宗教信仰的,也凸显其世界观自觉不自觉受到所属民族传统世界观的影响。

他是犹太人,而作为一个背井离乡、流离星散、连语言文字且已失传,甚至各地分支肤色都不尽相同的古老民族,其民族认同得以延续的关键,就是对共同经典(即基督教称为《旧约全书》的古代犹太人著作)的认同和尊崇。

在这部犹太人奉为圭臬、倚为寄托的经典中,犹太人被称作“上帝的选民”,其地位、思想和能力都远高于其它任何民族,并享有“天赋特权”,这种思想从最早的篇章“摩西五书”,直到成书很晚的“大小先知书”一以贯之。

一些被“游记”中种族主义情绪所震撼的书评者惊讶于“长期受种族主义歧视、迫害的犹太人居然也会产生种族主义歧视情绪”,这种惊讶和震撼其实是多余的——和地球上几乎所有文明和民族一样,犹太人也曾在历史强盛期以“上帝选民”、“天赋特权的民族”自诩,且这种思想即便在他们已变成弱势民族并遭受歧视后,也仍然作为历史孑遗、逆境中精神支柱和民族凝聚力,久远地存续下去。事实上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有一些犹太人并不掩饰其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邻居的种族歧视情绪——虽然他们中许多人也知道,这在当今时代已经是“政治不正确”了,而在100年前却绝非如此。

直到纳粹反犹太甚嚣尘上、他被迫背井离乡并被“永远剥夺德国国籍”前,爱因斯坦都是一个德国人,并深受德国文化、思想和社会情绪的影响,而在德国思想界,同样存在着对东方人、东方文化深刻、根深蒂固的歧视。

17041120教皇克勉十一世(Clemens PP. XI )“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为标志,曾在西欧昙花一现的对中国文化研究、推崇气象,很快被贬低、歧视和盲目自大所替代,安松在《环球旅行记》中就侮蔑“中国人都是贼”,1700年意大利人费内隆(Francois Fenelon)《死者的对话》(Dialogues des Morts)更杜撰了苏格拉底对孔子的痛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更在《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将孔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面典型剖析批判,以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

在这方面,自诩“思想最活跃”的德国知识界无疑最为突出,种族歧视色彩最明显、最不加掩饰,如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幼儿期”,根本不值得学习;大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更从孔学(其实是宋明理学)“灭人欲”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并指责这种摧残将造成“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和习惯说谎”,甚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世界文化中的最低级文化”……这种对亚洲和中国的歧视在18-20世纪的德国思想界是跨越政治立场和倾向的,如卡尔.马克思就曾在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的序言中,将生产方式概括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四种,而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则是最低层级的生产方式。让今天的人哭笑不得的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些代表不同倾向、立场的德国大思想家在给中国和亚洲下这样那样断语时,对中国和亚洲的了解其实是只鳞片爪、相当有限,建立在如此贫乏素材基础上的“研究”、“结论”,准确性在今天看来是可想而知的——但在当年却远非如此。

19世纪末,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和斯宾塞(H.Spencer)将原本是生物学概念的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进化论引入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界,演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也应该像生物界那样“优胜劣汰”,而白种人就是“优”,他们不但天生应该享有特权,占有更多资源,而且负有“教化劣等民族的义务”。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被许多人当作“真理”,甚至认为是“进步思想”。

战后思想界反思时,许多人认为,一战后法西斯主义、尤其纳粹主义的兴起和民粹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蔓延有很大关系。纳粹将日耳曼人称作“优等民族”,并进而认为“优等民族”理应从“劣等民族”手中夺取“生存空间”的理论,在诉诸二战的暴行后唤醒了全人类的良知,但在其挑起欧洲战祸之前却千真万确“应声者众”,在以白人为主、对有色人种的壮大抱有天然恐惧感的“新旧世界”更有很多附和者。

二战前的美国尽管已废除了黑奴制度,但种族主义仍然是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鼓吹的“潜规则”。19世纪后半叶形成的3K党迎合了南北战争后失败的南方白人抵抗政治变革、反对种族平等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美国种族平等的进步。

1915年,著名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上映,由于作品中美化了南方美国人(实际上是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白人),引发了南方底层白人的广泛共鸣,他们觉得自己的功绩和“好日子”被黑人和犹太人夺走,随即掀起了带有暴力色彩的白人至上运动。同年,在一次争议庭审中被判终身监禁的犹太工厂主弗兰克(Leo Frank)被一伙人劫走并私刑处死,此事触发了“新3K党”在这一年底诞生,极盛时党员数达到数百万(号称6百万),他们以焚毁十字架作为活动标志,并对“目标”滥用私刑,一度到了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步。尽管由于普通民众很快对私刑产生逆反心理,加上内讧严重,3K党很快盛极而衰,但在许多南方城市,诸如“黑白人不能一起上学”、黑人不能乘公共汽车等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措施,仍然被视作理所当然。

对黑人如此,对华人也不例外。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在1882年和1885年通过《排华法案》,美国的法案禁止华人新移民进入美国,并不允许已在美国生活的华侨加入美国国籍,而加拿大的法案不但包含美国法案全部内容,还增加了片面向华人入境者征收“人头税”、禁止华裔女性入境等歧视性措施,一些北美城市则推出更加赤裸裸的歧视性法规,如剥夺华裔公民的市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允许当地人将房屋租给华裔,以“整顿”为由强拆华人住房、商户,不许任何商家雇佣华裔,甚至不允许政府机关从雇佣华裔员工的商家采购,等等。这些法案、措施要到二战时甚至二战后才相继废除,至于道歉则更要等到21世纪。

至于北美的原住民则更等而下之:美国直到19世纪末还将武力消灭印第安人视为合法,“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这句有多个出处的“格言”究竟何时开始流传已不可考,但骑兵名将、后来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那句“10个好印第安人至少9个是死的,另一个毋庸深究”(I don't go so far as to think that the only good Indians are dead Indians, but I believe nine out of ten are, and I shouldn't like to inquire too closely into the case of the tenth)却是他在1886年言之凿凿,并被许多当时的美国各界人士奉为圭臬的。

加拿大虽未效仿美国实行对原住民的屠杀,却在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公然通过了“土著同化”原则,主张通过文化隔绝和毁灭,在数代人之内,将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1870年开始,在当局的鼓励、资助甚至强制下,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学龄儿童强行带离家庭,剥夺其父母和家庭对他们的监护权,而将之交给教会。孩子们被送入寄宿学校隔绝起来,被勒令不许讲民族语言,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而只能说英语或法语,并“培养和保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

由于白人优越论思想的作祟,寄宿学校对这些原住民子弟采取了诸多粗暴手段,敢于抵制其文化洗脑的孩子会遭到各种各样的体罚、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反对或表示不满,当局就会以“违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将他们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学校的管理者出于所谓“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对这些原住民孩子进行了一系列荒唐的医学试验,如电击、饥饿试验,甚至强迫绝育和“优生试验”。

据不完全统计,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学校诞生,到1996年最后一所关闭,共有超过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据信超过5万,另有5.5万混血儿被强制送给白人家庭寄养。对于孩子们的家庭而言,他们的子女无论是生是死,都不再能回到家里,甚至连音讯都杳然。

在当时的美国,还存在许多活跃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界,以“文明”甚至“进步”面目出现的名人,他们在许多领域的确有很多开明、进步的言论,但在种族歧视方面却同样直言不讳且理直气壮。如著名记者斯托达尔(Lothrop Stoddard)和航空英雄、后来从政的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后者甚至曾说自己“反对种族歧视”——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公开宣称,白人为确保自己的优势,必须对诸如航空等关键科技实行“种族垄断”,不容其它族裔染指。

在德国,源自一战前的“历史学派”中许多人开始用民粹语言宣扬基于种族主义和“优等民族论”的“优等民族空间论”。早在19世纪,李斯特(Friedrich List)坚决反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主张德国吞并荷兰、丹麦和前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领土,认为“未来属于‘大经济空间’,只有这样的一个大德意志帝国才足以和美法俄竞争”,他鼓吹“地球上的统治民族按照各自族源互相淘汰”、“日耳曼民族由于天赐的优良特性,注定要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即领导世界事务、开化野蛮国家……防止野蛮和半野蛮原住民的影响”;而第一个明确提出“优等民族生存空间论”的,则是莱比锡大学教授、地缘政治学说创始人之一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901年提出)。

因为一战战败后德意志民族的失落和逆反心理迅速膨胀,“历史学派”虽一度被逐出校园,却在德国知识界和民粹中获得更多响应,出现了所谓“后三杰”即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RobertFriedlnder-Prechtl)、佐姆巴特(WernerSombart)和施潘(Othmar Spann),他们用不同逻辑、语言和风格诠释和阐发“生存空间论”和“民族优劣论”,并引发广泛共鸣。他们并非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们思想中许多元素却被纳粹汲取,而其言行中俯拾皆是的“种族优劣”观点,在当时的德国实际上有自上而下、深厚的民粹基础。

在二战前的欧洲,甚至一些公认的进步作品也不免种族歧视色彩,如战前就开始连载的比利时漫画《丁丁历险记》(Les Aventures de Tintin et Milou),其作者埃尔热(Hergé即乔治.勒米Georges Prosper Remi)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作品的倾向是进步的,但即便如此,二战前的几部作品中,作者仍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白人在比属刚果的“优越性”,并设计了几处在今天看来对当地人具有侮辱性的细节。二战后作者的思想与时俱进,主动修改了这些情节,这一方面表明时代的进步让种族歧视变成了战后的“政治不正确”,另一方面却也表明,种族歧视在战前的欧洲仍然是“约定俗成”,甚至令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藁中。

撰写“游记”时的爱因斯坦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大气候”中,如此的历史和时代土壤,注定只能锻造出一套在今天看来是种族主义的、实际上也的确是种族主义的思维定式。许多今天的研究者以“犹太人自己惨遭歧视怎么也能歧视其它民族”、“爱因斯坦不也是难民么”为由,对爱因斯坦在“游记”时的这种思想、言论表示不解,却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首先,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既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也是种族歧视的倡导者;其次,爱因斯坦开始感受到种族主义的威胁,从而自我流亡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事,而“游记”反映的是此前十一年的“爱因斯坦”镜像,刻舟求剑是不妥的。

 

亚洲昔日:自把歧视当鞭策

 

更耐人寻味的是,自19世纪后半叶东亚传统的中国中心体系崩溃,许多亟待谋求自强的“先进亚洲人”同样拜倒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旗下,把针对本民族的歧视合理化,并将“全盘改造”当作进步的唯一出路。

就在中国执着于中、西学“体用之辩”时,日本维新者已从最初“尊攘派”(尊王攘夷派,主张不要幕府,回到君权独大的体制)一家独大,迅速转变为“脱亚入欧派”的大行其道。福泽谕吉早在幕府时代就撰写《西洋事情》,主张日本全盘西化,为贬低以古代中国为蓝本的“尊攘派”,他不惜连篇累牍抨击中国乃至日本的“国民性”,主张对这种国民性进行“彻底的改造”,而率先进入“文明状态”的日本则理应担负起这种“改造”的带头人角色,为此不惜发动战争(他曾将中日甲午战争描绘为“文野战争”,即“文明的日本改造野蛮的清国的战争”,并曾支持朝鲜维新者,但后来又同样以种族歧视的口吻称朝鲜维新者拿到资助后只顾享乐,是“民族性低下的表现”)。他的这些主张被支持者概括为“脱亚入欧论”,主张日本民族通过彻底的自我改造,把自己“进化为”欧洲人,从而与从前“愚昧落后的自己”以及“同样愚昧落后”的邻居彻底决裂。在这种思潮驱使下,日本改变了长达千余年不吃兽类肉食的习惯,一度以西服革履替代和服木屐、西洋指挥刀替代日本军刀,甚至有人主张通过“血统改造”,改善日本民族的基因。

尽管“脱亚入欧论”在明治维新之初振聋发聩,但毕竟和许多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格格不入,喧嚣一时后被“兴亚论”后来居上。“兴亚论”发轫于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发扬光大于山县有朋、冈苍天心,20世纪后被日本军方广泛借用,成为“大东亚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所谓“兴亚论”一方面不同意“脱亚论”认为西方文明优越、日本和东亚文明必须经过改造才能“进化”的意见,认为“西方文明只重物质,东方文明更追求‘人性的自由’”,后者才更加优越,另一方面却认为“东方文明”必须依靠日本的力量来“兴亚”,将整个东亚文化圈整合为以日本为中心和领袖的“大东亚”,才有望“自强”,为此侵略或战争都是“合理”的。

“脱亚”和“兴亚”的共同依据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都主张“优胜劣汰”,主张不惜战争拓展“生存空间”,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包括“旧日本民族”在内都在“劣汰”之列,认为只有模仿西欧才能“优胜”,而后者将日本归入“优胜”范畴,认为其有义务在东亚享有特权和“最大的生存空间”。“脱亚”和“兴亚”其实是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发展不同阶段的两种表现——当日本刚起步时则想着“脱亚”,连自己一同歧视;等羽翼稍丰则自我“提升”,转而去歧视周围那些和过去的自己同样“劣”的邻居。

然而日本维新的成功、尤其接连战胜庞大的清国和沙俄后,东亚范围内的维新者、革命者一度津津乐道于效仿日本“改造民族性”,以图存自强,他们近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日本“脱亚论”和“兴亚论”的论调(包括歧视本民族的论调),有些更追根溯源,循日文著作找到源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以膜拜。而其中最突出的恰是中国。

被认为对中国维新、革命两派思想都产生重大影响的翻译家严复,其最初、也最出名的两部译作,分别是《赫胥黎天演论》和《斯密雅丹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两部书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纲领之作;维新派后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梁启超在旅日期间著述很多,称“老大中国”暮气沉沉,需要效仿东洋改造为“少年中国”的论调不绝于书;梁启超的学生、后来的护国名将蔡锷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提出带有浓厚德国“历史学派”色彩的“军国民主义”,主张使用国家强制力量,对中华民族实行军国主义改造,以适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环境;在“自我歧视”和“把歧视当鞭策”方面,某些革命党人甚至走得更远,甲午战争前后不少旅日革命党人著书立说,抨击“清国人的劣根性”,孙中山本人假托“海隅父老”斥责满清灭绝“中华文明”,称赞日本“替中国报仇,大张挞伐”,起义屡战屡败后,部分革命党人转而推崇暗杀,其理论依据则是“中国国民劣根性太重”、“不足与谋大事”,甚至有革命者把中国人民贬低为“四万兆无用之废物”。

然而现实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同盟会不惜“中日合邦”以期换取的日本支持始终虚无缥缈,暗杀派前赴后继却钻进死胡同,而被他们鄙视的“四万兆无用之废物”则让辛亥革命“成于意外”。自那之后,原汁原味复制日本“脱亚”、“兴亚”论的中国人曲高和寡,但另一些人转而越过日本,直接向欧美寻求“改造之道”,其中一些人认为中国连汉字和语言都是“落后”的,要用拼音化文字和世界语取而代之,还有一些人则把目光投向兴盛一时的法西斯主义(称“法西斯蒂主义”),张学良“9.18”后出国考察,曾和墨索里尼及齐亚诺打得火热,而蒋氏“复兴社”和“新生活运动”的蓝本,则连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他本人也直言不讳。

20世纪20年代的爱因斯坦夫妇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气候”下来到当时躁动的远东,做着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访问,他带着沉重的时代框架,无法深入华中、华南的中国社会,去了解所谓“麻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真相,所接触的主要是西侨社会,并以后者的叙述不断强化、自证脑中成见。他在日本受到天皇接见和一系列准官方接待,可以看到更多日本近代化成果,以及日本官方希望他看到的一切,这足以让他产生较在远东其它地方更多的好感(但绝对不足以让他打消对日本人的种族歧视),但他同样看不到藏在日本千篇一律城市木屋和贫穷乡村里的“另一个日本”。

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即爱因斯坦大量公开发表人文主义、反种族主义言论,是在1933年纳粹主义开始直接迫害犹太人之后,尤其二战爆发之后,而“游记”则在此前10年。很显然,只有歧视痛及自身,反思才能触及灵魂,伟大如爱因斯坦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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