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之花新加坡何以做到“小国崛起”?(下)

2018-06-14 03:17

无论以现代何种经济社会标准衡量,新加坡社会无疑都是成功的,唯独民主例外。民主“很成问题”且为自由主义者所诟病的新加坡,即便是政治及国家制度,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世界语境下,仍然可圈可点,甚至可以说“优势”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新加坡疑似威权政治制度的负面印象。并且,新加坡高效透明的廉洁政府形象,更为世人所瞩目。通常只在民主政体下才有可能出现的高效廉洁政府,很奇怪的出现在了新加坡。

新加坡这颗耀眼的南洋之花,何以做到“小国崛起”?

本文为下篇。

三、新加坡经验的实践基础

建国前后的新加坡“党人”深受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熏染,也深谙其道。然而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并没有打算全盘引入两党轮替或多党竞争的西方政党政治制度。上台执政以后,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基本是沿着有限民主和无限政府的方向发展。

难能可贵的是,新加坡的有限民主以不触及专制威权为限,并且不断开明化,用人民行动党的主张讲就是,他们倾向于实施“有指导的”民主,让政治服从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需求。

新加坡的无限政府,只是相对于原英国殖民小政府而言,是相对的概念。原英属新加坡政府最“小”的时候,整个殖民地政府只有7个人的“编制”,政府办公场所都是租来的。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既不同于当时风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国家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福利主义国家“大”政府。

笔者以为,如果我们将新加坡共和国看作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大公司,或将更加准确更加容易的理解新加坡政治现实。你可以说新加坡是社会主义性质,但这只是最终结果意义的定位,而不是冷战时期苏联等国家主义至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北欧如瑞典芬兰等国的社会主义,它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极具新加坡特色,是融合了资本主义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很难在世界上其它地方找一个跟新加坡对应的国家政府以相提并论,因为它确实更像一家跨国公司,只比跨国公司更复杂更政治化罢了。

相较于其它国家忙于“革命”的现实,冷战时期的新加坡“公司”更“醉心”于经济建设。政府在大规模干预经济建设的同时,以不违反自由市场的经济规律为原则,尊重市场规律,按通行世界的经济贸易规则行事,完全的对外开放。几乎垄断国家行政权力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决策高度科学化,在经济领域俨然形同一种企业家的精神,专注于专业。

在实质上不同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工程师治国的现实,新加坡选任专业人士进入政府使其运用专业于经济,这与政府以经济建议为导向的国策相统一。在1990年到2004年任内阁总理的吴作栋,作为经济学家在30岁即进入国会,31岁成为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现任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博士为学者出身,进入政府前已是成功的银行家,39岁出任教育部长。在澳洲和英国接受教育的王鼎昌36岁参政之前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工程师,38岁出任交通部长。新加坡“公司”不仅由专家组成,而且十分注重“公司”研发投入,在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前9年,新加坡政府将每年三分之一的预算投在教育事业上,可见一斑。

当代世界一些国家关注于新加坡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但忽视新加坡政府在做到全球公认廉洁高效的前提下,亦自始不曾冲破自由商品经济之原则,并且匠心独具的运用凯恩斯主义,使政府在助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反观很多极权专制国家,假以凯恩斯,实为国家主义之名,行破坏经济规律掠夺社会财富于利益集团之实,最终无不品尝到经济停滞甚至崩溃的苦果。

新加坡政府高密度参与经济社会之中,而没有伤及自由市场经济规律,也未使整个国家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新加坡运行良好的法治体系。20世纪以来,凡法治实行较好的国家,多数也是民主制度运行良好的国家,而民主甚至人权状态很遭糕的国家,法治水平也往往较低。法律在专制极权国家仅仅以人治的工具而出现,其精典表述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然而,现代政治实践表明,法治并不必然与民主制相影相随,新加坡与香港就是其中之实例。个人以为,这样的结论也仅仅是相对比较看的结果。尽管法治与民主并非绝对亦步亦趋,但法治与专制极权体制却是格格不入的。尽管现代新加坡没有实行西方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但新加坡连同香港的法治成功实践,还是与本文前述英国因素有极大的关联关系。

新加坡在法治实践方面,完整沿袭了英国殖民时期的传统,规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土地征收法》为例,这部法律是新加坡政府为在较短期实现全岛整体规划改造,在独立后第二年颁布实施的。该法为当时政府扫除强制购买私人土地的法律障碍,为今日美丽新加坡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非自愿的补偿较低的征收,是新加坡版的强制征收拆迁,涉嫌侵犯私人财产,也受到当时不少新加坡人特别是马来居民的抵触。

虽受批评诟病,但当探究“新加坡式强拆”为什么没有引起当代中国强拆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原因时,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1966年版的《土地征收法》虽有失公平,但作为政府却做到了在这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严格按照事前法规定的程序依法推进。当今中国强拆引起社会剧烈震动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土地制度、征收补偿标准有失公允公平,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多数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形下,连本就存在问题的法律视为无物,有法不依,明白无误的违法强征强拆。这种以消耗公权力公信力的政府侵犯民权事件,辅之以司法不独立,法院与地方政府沆瀣一气,结果令人不寒而栗。

新加坡政府以法治理念降低强制征收引起的社会张力,辅以廉洁透明、高效法治政府运行,打消了民众财富被掠为私用之疑虑,而不断改观的生存生活社会环境,又增加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反过来又成为政府继续推进全岛改造计划的正能量。新加坡政府将强制征收,这个在新加坡发展历史中广受争议、最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经济社会问题,终以法治方式成功化解。至于在其它相对更容易的领域里如卫生、教育、分配、就业、社会福利等等方面,新国政府无不以法治理念作为攻坚克难的利器与法宝。

在最敏感的政治方面,新加坡实行有限民主大原则方向的同时,在具体操作方面却尽可能朝向自由与开明。作为李光耀执政污点,也是新加坡政府最受西方自由者批评的“冷藏行动”,于1963年由内部安全委员会启动。该行动依据新加坡版的政治排除异己法案《国内安全法》,前后关押了100名左右的左翼政治人物,其中包括林清祥、扎哈里、谢太宝等人。李光耀在实施上述行动,除了实现其打击政治反对势力目的外,能够得到英国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与配合还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的英国政府及李光耀持有坚决抵挡和摆脱共产主义在新加坡影响的政治观念,这一时代背景与观念使李光耀的政治清除行动在不招致国际社会巨大反感的同时,实现了人民行动党完全掌控新加坡政治局面的结果,可谓一石二鸟。

不同于苏联等国残酷极权的政治清洗运动,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新生政府坚守住了基本的政治斗争底线,一是“冷藏行动”不流血,无人被处以极刑;二是政治打击不扩大化,冷藏行动羁押人数最多时也只有100人左右,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较短的时间内重获自由。如林清祥于1969年获释。被监禁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位政治犯谢太宝最终于1998年被完全解除监管。

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尽管在建国后几十年来内,牢固的掌握了新加坡政权资源,但执政党从第一次上台到今天的执政,始终由新加坡全民定期普选产生。自始至终,新加坡的选民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可以将非人民行动党成员推上政治舞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种准西方民主属性的政治运行制度,迫使国会议员、政府要员具有现代民主制度下,天然“讨好”选民的“质量属性”。

执政前的李光耀本来只会讲英语,为迎得新加坡多元文化的选民支持,李光耀在后来的岁月相继流利掌握马来语、普通话、闽南语。在今天的新加坡,人们能够看到每逢选举期,那些候选人深入社区学校演讲英语、华语、马来语轮番来过,也是新加坡选举一大特色。

新加坡实行与其有限民主相适应的有限新闻言论自由,但多年来亦向着渐进开明的方向发展。信息时代的时下,人们在新加坡可以不受限制的遍览完全开放的互联网,可以购买到在全球任一角落出版的文字,在新加坡的书店可以看到批评政府、诅咒李光耀本人的合法出版物。

鉴于自身国小物少危机随时而至的国情,新加坡从建国之初就摒弃西方福利主义,宣言公共财产不养懒汉。这种在当时无力或无奈选择,给新加坡注入活力的同时,也避免了后来政府陷入今日西方发达国家难以自拔的福利泥淖。通过“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因地制宜独具特色的避免了如香港等发达经济体,因人多地少而导致的突击社会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的新加坡,没有成为人们心中的民主国家样板,却实现了社会的井然有序,没有政治动荡迹象,没有劳工和学生骚乱,在包括有穆斯林在内的多元社会里没有种族冲突,没有实行多党政治却处处有民主因素---新加坡政府不是自由主义者喜欢的政府,但是作为一家现代意义“公司”模式的新加坡,它相当成功,它的“董事会”是个好政府。一旦从公司的角度观察,新加坡的那些民主上的缺陷也就不那么刺眼。这家股份有限公司有500万股东,股东持股相同,人人平等,公司每五年召开股东大会选举新一届董事会(议会)和董事长(内阁总理)。

四、儒家现代性的简析

华人占总人口比例75%的新加坡,多年来一直宣称弘扬儒家文化。20世纪中叶以前,华人始终认同中国文化,视根在中国。华人家庭坚持让幼童进华语学校,条件允许的家庭更愿意将幼童直接送往中国大陆接受教育,大学则更不必说,中国大陆大学是新加坡人华人的首选。日本侵华时期,新加坡华人社团给予中国抗战的资金与物质支援数量最多,持续时间也最长。

华商反哺中国,在新加坡华人族群中是为潮流,其中以陈嘉庚最为代表。看二战日本战败后新加坡新闻报道资料,当时新加坡华人上街游行庆祝二战胜利均高举中华民国国旗。

1949年后,新加坡开始去中国化,同步进行的是国民意识教育与宣传。但是,新加坡的去中国化并不等同于去中国文化趋势。直至今天,华人中小学生必须选修中文课程且必须考核通过。近些年来,虽然中国的国际化水平至今仍差强人意,但年轻女性在婚恋观念方面却青睐嫁与老外。与此不同的是,始终处在国际潮头的新加坡华人社群,至今基本保持不与非华人通婚的传统。

现今常常听到台湾、新加坡,甚至是日本韩国归来的大陆客,会声会色言及所感受到儒家文化在台湾、在新加坡,甚至隐约于东亚、东南亚各国,中国人崇尚的温良恭俭让在这些地方生生若现。

新加坡公开宣扬崇尚儒家文化,而且现代新加坡人写在脸上那种温文尔雅的东方气质,西方习惯与东方礼仪在待人接物中的兼容并包,商业文化中西方人那种苛尽职守的道德规范,与东方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分明在新加坡社会并行不悖。

那么,什么是儒家文化?新加坡人所具有并宣扬的中华文化是不是属于儒家文化?

笔者首先以为,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标准答案”,任何试图给出权威解释定义的,都注定不是标准和权威的。但是,笔者总是认为,地球就那么丁点大,人类全体原本也都同根同源。出走北非地区的人类各族群,在大约七万年的时间里发展出不同类型的文明成果,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东西不会改变。特别是当人类因技术进步能够相互交流之后的最近几千年时间里,地球村的各民族、各文明体“异曲同工”的产生出一些共性的、本质的、普适的价值原则几乎是必然。

毕竟我们同生为人。

儒家文化,或者说东方文明中,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以民为本的国家理念、信义为本的商业伦理,以及天道为上的朴素自然法观念等等都是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原则。而以共商谈判全民参与的方式代替枪杆子进行权力更替的民主制度,以在事先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代替弱肉强食的法治原则,每个人是自己利益最好判断者的市场规则等等,是现代西方文化对全人类贡献的普世价值。

从这个意义与角度,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解释新加坡何以做到中西合璧,共融共通,何以博采众“国”之长为我所用,何以居小国而崛起,实现人类普世文明在弹丸小岛的和平共处。

有道是,人类共同生活之经验总结,唯普世价值是也。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行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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