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之花新加坡何以做到“小国崛起”?(上)

2018-06-12 23:19

无论以现代何种经济社会标准衡量,新加坡社会无疑都是成功的,唯独民主例外。民主“很成问题”且为自由主义者所诟病的新加坡,即便是政治及国家制度,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世界语境下,仍然可圈可点,甚至可以说“优势”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新加坡疑似威权政治制度的负面印象。并且,新加坡高效透明的廉洁政府形象,更为世人所瞩目。通常只在民主政体下才有可能出现的高效廉洁政府,很奇怪的出现在了新加坡。

新加坡这颗耀眼的南洋之花,何以做到“小国崛起”?

本文为上篇。

自新加坡1965年建国,特别是当它取得举世瞩目经济成就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小国”一举成为世界的新加坡现象,对其成因的解读异彩纷呈,不可谓不多。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全球很多国家都曾表现出学习新加坡经验的意向与实践。新加坡经验能否被复制?看起来似乎可以,然而学起却又似乎太难。原因除了新加坡的成功绝不仅仅是那些表面看起来的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奏效,更不是那些准政治威权舆论管控的“维稳”,而是更为深层的自然社会人文甚至是殖民历史原因,当然还包括一部分“历史英雄主义”因素在内,共同作用于新加坡岛。

几十年来,新加坡经验的那些学习者,往往急功近利看到的是新加坡的近利于急功,往往是一些心怀鬼胎意图探究借鉴新加坡“政治威权,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而这恰恰不是新加坡成功的所谓经验,而是新加坡成长的烦恼,是李光耀脸上的黑痣,却被极权者视为既不失权柄又可经济发达的成功之路。

100多年前,晚清五大臣考察西方归来,统治者集团共商国事的结论是,决定学习英国经验。吸引晚清统治集团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英国是民富国强世界第一,更吸引这帮人的是,英国人做到称霸世界,居然还可以保留皇帝位。岂不知英国重视历史经验沉淀的宪政法治体系与传统,在西方国家中,效仿与复制难度最大,没有之一。远东地区包括日本及后来的中华民国,最终选择参照德法大陆法系建构国家体制特别是法律体系,部分原因也正在于此。

遍览今日世界各国,除原属英殖民地受英国人长期“一对一”“辅导”而后行英美法系外,其它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属于成文法传统的大陆法系。

一、新加坡经验的自然历史背景

在给出笔者的结论之前,我们暂且将历史拖得更久远一些---

二百年左右前的19世纪,是世界东西方历史非常重要的分水岭。19世纪前,东西方历史虽有交集,其中在13世纪前后曾有过一次碰撞高潮,但总体上是各自以独立的体系发展。这种独立发展表征,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在宗教、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甚至表现在文学艺术层面亦径渭分明,正如在声乐器物的区别那样。而即便是13世纪的东西交流,也较多体现在以贸易为纽带的器物上的交流。文化制度方面的交流虽然也是存在的,但均未产生一方对另一方根本性的影响或改变。

1800年后的200多年时间跨度里,西方文明开始向东方文明体渗透影响,至今尚未终结。西方文明到来之前,东方文明(包括印度与中华文明两大版块)特别是中华文明版块,主要以远东儒家文化为核心,前后历经至少三千年以上的可追溯文明史(细分下来,我们估且将东周列国乃至之前称之为前儒家文化)。东方制度文明至唐宋达到巅峰,影响远东广袤地区。之后,在社会制度层面几无建树。也有说认为,中国在西汉即耗尽其专制的制度红利。后世的发展多在帝国体制下登峰造极,但越来越不适应历史前进的方向,换一种流行说法,帝国极权制度慢慢的不适应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力水平。

较于大陆纵深辽阔的远东地区农耕文明,欧洲总体上属于海洋文明,典型莫过于英国。

持环境决定论的笔者以为,人类文明形态因地理环境因素决定。海洋与草原文明(海洋更优于草原文明)因地理环境恶劣,使身处其中的民族先天具有危机忧患意识,而这种环境与族群的危机意识,更易于培养个体的冒险与群体的合作特质和精神。进一步,改进生产能力的技术创新以及优化协作组织的社会制度创新,也只会高概率的在海洋文明中率先产生。最终,当人类技术与制度成果足以突破自然环境限制向更高阶段迈进时,海洋文明的天赋优势方会趋平。

从上述意义上讲,现代文明首先出现在英国,东方文明体中第一个现代国家是日本岛国,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

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富于冒险创新的海洋文化,适于守成的农耕文化是东方文明的基因。技术水平较低的中古以前社会,东方文明占优,技术水平相对发达的中古之后,海洋文明后发优势明显。更加深刻的变化是,技术带来的全球化已经还在继续推平世界,东西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平的今天,地理环境、秀美山川、矿产资源不再成为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采纳推动当今社会已有技术与制度成果之标,汲取产生与支撑技术与制度背后的那些共同的、本质的、普适的价值与理性之本,均为至要,而后者无疑更为关键。那些至关重要的人类共同理性与价值,是亚当斯密对人本性的深刻认识,是孟德斯鸠对法的论证,是联邦党人对公民社会建设的洞见,是伊滕博文的宪政主张,是张维迎企业家精神理念的力量,是荷兰商人对现代民法契约精神的捍卫,是依法而为,是依规而行,是----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是全人类前进的原动力。 

以上种种,20世纪60年代,李光耀和他执着的新加坡,不仅有所领悟,也意识到并辩证的做到了---

1819年1月3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斯坦福.莱佛士爵士登陆新加坡岛时,岛上仅有马来渔民数百和一个友好和善的当地酋长天猛公阿卜杜尔.拉赫曼。英国人以谈判且为拉赫曼自愿的形式,而不是以坚船利炮从马来当地人手里先租后买下新加坡岛。在新加坡现代历史开始的这一重要时刻起,莱佛士爵士没有使用通常以为的武力,而是以一种平等协商的契约形式租赁下新加坡。当代人经常讨论企业或者是组织基因,组织基因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基于人类沿习传统与习惯的特性,会对组织产生深刻甚至致命的影响。正如此,转型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是极其痛苦无异于重生的过程,人类组织转型失败案例不比成功的少,正是组织基因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人后代之所以选择将莱佛士爵士作为开创新加坡的第一功臣,而不是做了更多具体细致工作的法夸尔,正是看重是莱佛士将英国近代以来形成的契约法治理念,自新加坡历史肇始之初时即注入其中,使得新加坡历史“先天”具有了现代性的基因。这种基因非但没有被新加坡人摧毁,而且在200年的时间里不断受到东西方文明的共同滋养,以致于成就耀眼世界的现代新加坡。

二、新加坡经验的现实基础

典型的海洋文明自然基础,使新加坡先天具备接受海洋文化的气质基因。新加坡岛人不仅具有海洋气质,而且海洋自然环境中的岛国现实,使得这里的人们危机意识与在此意识中潜藏的创新本能,这一点与英国、日本类同。所不同的是,新加坡岛更小,小到建国前连李光耀本人都不相信新加坡岛可以脱离英国和马来西亚独立为国,小到这个岛上几乎没有淡水资源,小到新加坡根本不能与英国日本相提并论。

1959年英国同意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后,新加坡也几乎上下一致的认为加入马来西亚,是新加坡没有选择的“必由之路”。因为,新加坡太小了,小到自己根本无力“保护”自己。恰恰相反,人类社会繁荣发达的原因从来不是至少不是主要因为自然资源,看看2016年的委内瑞拉就知道,端着“金碗”没饭吃是常有的事。英国在引领全球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学生遍天下,但三好学生却屈指可数,除美国外,其中岛国日本、新加坡最为突出。

英国的“训化”为新加坡日后的发展与成熟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英国人自1819年登陆新加坡,长达150年左右的英式治理,使得新加坡人得到英伦契约精神、法律制度、自由竞争、商品经济的深度驯化。

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曾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共和路线图。其中,所谓宪政预备阶段的训政,意图不外乎现代公民、自由意识的培养。而民国政客包括孙中山本人宣言宏伟,想法美好,其性也切,其心也私。光是总统制或者责任内阁制的纠结争论,仓促而草率,终于“逼”着袁世凯搞砸。

百年来,中国大陆国民教育将英国等西方殖民者塑造成武力强权、残酷掠夺的西方恶魔形象。然而,真正切身的被殖民者特别是英国殖民治理下的民众,多数并不以为然。长期的统治治理,殖民地人民当然有过不满,有过抵触,甚至于有斗争。但是,历史走过,回溯过往,昔日民众对英国殖民者多数充满着好感,新加坡就是典型,香港亦然。公民意识观念、自由法治精神、市场经济秩序等是英国殖民者的宝贵遗产,使得这些地区较早的具备了现代性。

在冷战状态下的20世纪后半叶,东南亚小国新加坡能够和平独立发展并成功,除了师承英国、接受英国长期辅导的原因外,跟新加坡岛地理上远离政治大国,毗邻同受英国熏染的东南亚各国的特殊区域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新加坡独立之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新加坡周边近距离的印尼、马来西亚,远一点的印度等,总之在新加坡独立前后,新加坡岛具有友好的、同受英国影响的同质社会的睦邻关系。周边国家多数为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受英国帮助协调。

在新加坡独立前,英国政府已急于退出远东地区的殖民体系,支持东南亚各国独立。这样一个十分有利“国际环境”,使得新加坡无论是加入马来西亚,还是后来的分道扬镳,均未受到周边国家限制或威胁。特别是作为“自古以来”马来西亚“固有”领土,新加坡的独立建国并未让马来西亚感到分疆裂土,有任何不适。这种文化延续至今,我们就能够很好的理解在21世纪,英国政府尊重北爱尔兰独立公投,英国人和英国政府不认为分立就是大逆不道,公投自决是现代社会最具合法性的民主诉求。只有永远的人民自由,没有什么永恒的统一。统一只是人民选项之一,不是任何政治组织用以绑架自由的说辞。

一批具有远见卓识与现代精神的政治人物是新加坡成功的主观条件。就李光耀本人,他出身殷实中产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中西教育,英国剑桥大学法学博士,著名律师。李光耀夫人柯玉芝亦出身富商之家,本人也是颇有声望的律师。以李光耀为首的一批优秀政治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将其自身良好的现代性在新加坡这块当时亦具有丰富现代性肥沃土壤之上,生根发芽,因势利导,筑起了一座独特的新加坡大厦。后来人更多讨论李光耀之于新加坡的重要性,故尊其为新加坡国父。但正如鲁迅先生有言,未有天才土壤之前不可能有天才产生。没有本文罗列的前述自然及周边人文国际环境、没有英国人的“训政”、没有新加坡人良好的公民意识和商业基础,就不会有李的光耀。是李光耀缔造新加坡,也是新加坡成就李光耀。

此外,新加坡的繁荣与其在独立前后若干年,英国政府的支持与慷慨赠予不无关系。新加坡独立前后,最为新加坡人焦虑是新加坡的防务,新加坡担心英国政府撤出东南亚过早使新加坡面临防务的真空与风险,况且英国撤军前仅英国在新军事基地牵涉到的相关产业就占到新加坡20%的GDP。李光耀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频繁往返新加坡与伦敦,甚至亲自在英国电视台发表演讲,说服英国政府和民意支持新加坡。最终,英国政府给了新加坡一笔丰厚的“分手费”,包括5000万英镑贷款,其中25%是免费赠送,对失业雇员的培训项目,帮助新加坡建立防空体系,将军事基地及周边土地,连同价值约1900万英镑的各种设备一并赠予新加坡,即便如此,英国政府最后一批军队离开新加坡也一再推迟至1976年。

无论在防务上还是物质赠予上,英国政府在新加坡建国后10多年的支持与慷慨,均为新加坡赢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综上,新加坡经验固然无法一一列举,但前述因素至关重要,任何一种因素的缺失,或都将使新加坡无法光耀世界。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行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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