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新天下体系(上)

2018-06-08 21:04

中国被西方打败导致的一个共识是中国落后了,处于前现代,而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其进入现代、乃至其强盛的一大原因,是它们采取了民族国家的形式,由同一血缘的民族组成一个国家。因为血缘同一,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家,所以能够同仇敌忾。反观中国,有宗族、有天下,却没有国家,更不知爱国,这是中国人麻木不仁、吃人血馒头的原因之一。于是,如美国右翼汉学家白鲁恂所说,中国是一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而近代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努力地把中国装入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框架中。这不但对于中国的复兴很重要,并且它有关世界和平。这是因为据有些学者和政客的理解,传统中国采用天下体系,中国必须位于天下中心,让四方来贺,而无法与他国平等相处。因此,中国如不放弃天下体系,其复兴必会威胁万国体系、威胁既有的国际秩序。于是,为了中国的复兴、为了世界和平,一百多年来我们努力地把自己改造成民族国家。在如此理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学人中,有人就因此认为一白可以遮百丑,认为中国近一百五十年来的种种革命对传统在精神上和物质层面的摧毁以及其所导致的生灵涂炭都是祭祀现代国家这面旗帜的必要牺牲。这成了他们心甘情愿或者趋炎附势地为暴君、暴政辩护、成为国家主义者的理由或借口。

但是,滑稽的是,当我们中的一些人期待着中国高举民族国家的大旗,加入现代(西方)国家之林的时候,西方国家却从自身经历看到,民族国家以狭义的国家利益为指南,遵循敌我划分的强权政治原则,也是导致动乱与战争的来源。后发的民族国家,比如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走的都是先复强、再复仇的道路。那么,当我们用着民族-国家的语言(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民族利益云云),同时又说我们中国是和平崛起,却没有人相信,这又有什么好奇怪、好愤懑的呢?这是我们百多年来膜拜与模仿西方的报应。但这再滑稽,如果先走民族国家,再走现在西方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模式,是现代化必经的道路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在被嘲笑与被怀疑中追赶西方。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如前文所述,西周的中国中世纪的欧洲都是一级级贵族代理、自治的制度。从无论是从对上还是从对下的关系看,诸侯对其国都没有绝对主权。在这种制度的崩溃中,各级贵族都凭借自己的实力,卷入了存在或死亡的混战。最终涌现出来的胜利者领袖着广土众民的大国,而在他们之上,再没有天下共主或者更高的权威,在他们之下也不再有具有自治权的贵族。这样,虽然战国没有用主权国家的概念,但是在欧洲与中国,由陌生人构成的实质上的主权国家都出现了。当然,欧洲于此的特殊性在于对主权的法律认可(威斯特伐利亚诸条约)。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靠什么团结其人民。任何政治实体,都要有内在凝聚的办法,否则就不过是一盘散沙。封建时代如何凝聚,及其不再适用的原因,本系列第二篇已经讲过。春秋战国与欧洲现代早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不得不回答,在新的这种广土众民的陌生人大国里面,国家的凝聚力何来的问题。

由此看来,欧洲发展出来的民族国家,只不过是回应这个现代性共通问题的一种方案。另一种方案,是马克思提出的以阶级整合陌生人、划分敌我。再有,就是发源于秦帝国(法家)、罗马帝国的以军事、法律为手段的整合,以及今日以宪政为基础的宪法爱国主义。面对这一问题,先秦儒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考察各种方案之前,我们不能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或是最好的方式。下面,我们先来理解一下儒家的解决办法。

面对陌生人凝聚的问题,孔子提出了仁,孟子进一步将其发展成恻隐之心。孟子讲,如果我们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落井(而亡),我们心里都会难受。因为是突然见到,我们无法辨别这个小孩是谁家的孩子,所以,这个小孩代表着近乎抽象的个体、代表着陌生人。那么,孟子这里所说的是,每个人对陌生人都会有同情与关爱。但是,孟子也很现实地知道,这种关爱虽然普遍,但是它不足以让我们将之付诸行动(大家可以想想小悦悦事件)。因此,为了让这种普遍的关爱能真的成为陌生人之间的纽带,我们需要培养这种人人皆有的仁之发端。孔孟所发现的培养仁心的办法,是“能近取譬”,即将心比心,由近及远,推己及人。而儒家所发现的培养仁心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家。每个人(包括孤儿)都有个家,那个养育、关爱他的场所。在家里,一个小孩得到了以他为中心的关爱。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学到他人存在、他人也很重要的场所(“这块儿糖留给妹妹”、“奶奶没动筷子不能开始吃饭”,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孝悌、家庭伦理会对儒家这么重要。这并不是像五四以来污名儒家所说的(以巴金的《家》为一大代表),因为儒家是专制的帮凶,希望通过家庭伦理培养忠君的愚民。孔子经常为人诟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像上一篇文章提到的,其实隐含着君要做君、父要做父,才能赢得臣下与子女的尊敬与爱戴。常被指责为给皇权背书的董仲舒,在他著名的春秋决狱的案例中也明确指出,抛弃儿子不养的生父,不应该被当作这个儿子的父亲(而这个孩子的养父应该被当作父亲对待)。儒家所讲的,是父慈子孝,并要求子女对父母错误想法进行(合礼地)批评、甚至公然违背,而不只是单向的、即下对上的绝对遵从。(强调下对上的单向服从,从黄老学说的道生一的单向序列,到《韩非子·忠孝》里直白的说法,倒是可以看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更多地是在讲孝,而不是慈。但这里也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一般无须培养,是(动物意义上)自然的,而子女对父母的关爱需要努力培养,而着墨于孝是为进一步推己及人奠定基础。

对关爱的培养,始自家庭,逐渐外推,及至邻里、社区、社会、国家、全人类、全世界,最终的理想,是所谓“民胞物与”的境界。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人(圣人)能对世界上所有人像对家人般地关爱,甚至对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也能如朋友般地对待。因此,有人将一些中国人只顾一家之私利而不顾他人的行为(比如腐败)归于儒家对家的强调,是对家在儒家思想中的角色彻底没有理解的表现。但是,儒家这种泛爱的理想,也成为儒家之爱不能停留在国家、不能爱国的理据。先秦儒家的很多说法,似乎也支持这一种理解。儒家支持士人和庶民用脚投票,选择他们出仕与生活的国家。相应地,孔子提出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主张,这预设着开放移民的政策。孟子甚至指出,行仁政的国家,可以出于救民于水火的目的,对暴政的国家进行征伐,而被征伐国家的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行为(即不但不自卫、反而出来欢迎“解放军”)是正当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儒家的理想是普遍的关爱,但是,儒家还强调,这种普遍的爱是不平等的。关爱的外推,犹如一个小石子在水塘里引起的波澜,最终覆盖整个水塘,但同时,近的一圈要强于远的一圈。如果我们对邻里的关爱是对家人关爱外推的结果,那么对家人的关爱自然要大于对邻里的关爱。在国家内部凝聚、也就是爱国上,儒家这种有差等的泛爱意味着,哪怕是民胞物与的圣贤,爱本国人也是且应当超过爱外国人。但同时,本国优先不等于本国利益至上。比如,洪水泛滥诸国,我们自然而然地、也应当先救本国人,但同时,我们治理本国的洪水时,不能以邻为壑,置外国人之痛苦于不顾。抵抗行仁政国家的征伐来保卫行暴政的国家,为儒家所反对。但是,如果侵略者不是以救民于水火为目的,或是被征伐国的恶政没有到人民准备好揭竿而起的地步,自卫战争是(部分或全部)正当的。因此,儒家是承认以仁为本、“仁高于主权”的弱的爱国主义的。封建时代的天下共主是周王,打着保守的旗号、干着革命的事业的儒家,让仁成了新的天下共主。

除了用有差等的仁爱来凝聚陌生人,早期儒家还提供了另外一种内在凝聚的方式,即所谓夷夏之辨。这里的华夏,并非依据种族,而是具有普适性的文明。不过出身还是血缘,只要是文明人,就是华夏。哪怕同种,如果拒绝文明,就是蛮夷。春秋战国期间,华夏(文明)国家不止一个。因此,如《春秋公羊传》所说,儒家的国际秩序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综合起来,儒家的国家认同与国际秩序的图景是,通过各文明国家各自独特的文化(鲁文化、齐文化,等等),国家得以凝聚。而诸文明国家,又通过共享的普适价值(华夏),结合成国家联盟。再通过差等之爱,儒家给出了爱国、爱文明的正当基础。在本国与外国、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之间,前者优先,但这不等于前者的利益绝对,而我们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弱一些的)关爱。

通过并非儒家认可的办法,秦统一六国,奠定了两千年中华统一帝国的基础,不再有不同的文明国家(诸夏),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统一为一体。因此,具有特殊性的文化与普适性的文明,在中国合为一体,使中国人“只知天下,不知国家”(其实不是,而是国家与天下合一)。但是,清末民初,让我们看到其实天下并未归一。从另一个角度讲,指责中国人只明白天下模式,其实是做了错误的类比。中国经历过与当今万国体系类似的世界,即春秋战国。儒家在那时提出来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的理论,还直接适用于今日。今天的世界,只不过是放大的战国,放大的诸子时代。儒家与中国历史中的天下体系,确实不适用于当代,但是可能是在预示着世界的未来。在对儒家的理论及其地位的正确理解基础上,在本文的下篇,我们会看看,它与西方提出的现代国家整合与国际关系模式相比,到底孰优孰劣。我们会看到,儒家的理论,超越民族国家,能解决世界对中国的担忧,避免我们中国人可能选择的歧途,并为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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