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每个人都是洞穴中的囚徒

2018-06-08 02:38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用著名的“洞穴喻”把人类生存处境比作“洞穴中被捆绑的囚徒”,他们一生都被捆绑在洞穴中,观看洞中墙上的影子,而他们却浑然不知。柏拉图以此描述任何一种封闭社会因政治和思想控制而导致普遍的奴役处境。

柏拉图的“洞穴喻”说,人类被捆绑在洞穴中,被迫接受着精心设计的幻影,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没有任何真正的自由。任何一元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都处于这种洞穴中,正如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个乌托邦社会的境况。

对于洞穴中的人来说,只有走出洞穴,发现新的价值作为参考,才能突破意识形态迷雾,获得自由。但走出洞穴的人,要面对的是价值观念天翻地覆的冲击。这个冲击过程在中国清末民初的国人心中已屡见不鲜。但对于洞穴统治者来说,出走洞穴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出走者的归来。因为他们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很可能颠覆洞穴建制。因此,洞穴社会会想法设法控制人们,防止其走出,也防止其归来后的宣教。

防止措施可能有两种,正如福柯指出的“规训与惩罚”。他们或者是在洞穴中编制美丽的道德童话或宗教童话劝诫人们留在洞穴,同时通过强制惩罚制止逾越规则的行为,不断地将墙内的价值体系渗入人心,使其成为本能习惯,最终丧失出走的意愿,乃至对新可能性的想象。如果规训和惩罚仍不奏效,统治者便只能依靠强力在洞口堵上一面墙,正如柏林墙的建立。

面对规训与惩罚,归来者该如何自处?他们一开始总是无畏地宣教自己看到的真理,但总不免被嘲笑的下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回到洞穴,别人会把他们当疯子,社会也会做出惩罚。苏格拉底在雅典城邦宣讲新哲学被认为不信神、教唆青年而判处死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向民众宣传“上帝死了”,被嘲笑是疯子,尼采本人也被送进精神病院……魏源、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无不是在各种保守势力的指责辱骂中宣道的,或被攻击或被压制。他们只有借助时势才能发挥现实的影响力。否则,在时势的压制下,保持一种理性的妥协,走向保守或犬儒,便成为现实之举,也成为学术与政治独立的应有之义。

走出洞穴的人们就真的手握真理吗?洞穴比喻的深刻之处在于,走出洞穴的人并不就是真正的自由,并未真的掌握真理,他仍会进入到新的洞穴,受到新的奴役。柏拉图将人类从现实无常的感性世界拯救出了普遍的共相,从而奠定了伦理、宗教、国家、政治等一切普遍性存在的理性根基,但其对感性世界的鄙弃和对立不可避免地将超验世界作为唯一的真理,从而在超验世界为人类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洞穴。漫长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便是这个超验洞穴的写照。而启蒙主义者继承其理性主义为世界去魅,开启了现代社会文明,但被哈耶克称为“建构主义的理性”将人类社会建制推倒重建的鲁莽和自负,却也制造了更大规模的集权主义恐怖和奴役。任何坚持一元主义的封闭立场,都是造成洞穴处境的根源。理性不是唯一的真理,也并不存在唯一的真理,人类永远都处于某一种洞穴中,这也是洞穴论的真正深意。

既然没有唯一的真理,那么,出走洞穴归来的哲人或知识分子该如何介入政治?既然人类遭受洞穴奴役的根源在于一元化造成的封闭性,只有放弃任何一元化的绝对主义,从政治、文化、思想上坚持多元主义是解救洞穴困境可行途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保持多元主义,而对自身立场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怀疑和检视就成为开放的知识分子所采取的立场。在多元主义的视野下,也就弱化了激进主义的行动方式,在心中主动地树立了一道心墙。

而对于那些已被洞穴驯服的人来说,他们心中的墙就更为坚固了。如何打破这堵墙,除了要有这个意愿,首先需要的就是放弃封闭自守的一元主义,让自身走出洞穴的墙,让墙内的阳光照射进来。只有经受墙外多元思想的参照比对,才能孕育更有生机的洞内建制。但已然驯服了的人们会有这个意愿吗?

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心中的墙恐怕更高,不安全感也更强,因为任何一个封闭的洞穴在走向开放之时,必然会遭受剧烈的冲击乃至致命的打击,正如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巨变,如何放缓这个巨变的阵痛期,平稳过渡不发生颠覆性巨变,自然是统治者最重要的考量。但门已经打开,墙终究是暂时的,不管这堵墙修的多高,墙上的门或需开放的更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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