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笔记:“妄议中央”的那些事

2018-06-07 10:31

中共党史笔记:“妄议中央”的那些事


章立凡

 

近年来,“妄议中央”成为中国媒体和网络的热词。

2015年10月21日,号称“史上最严”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重修后正式发布。新条例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列入违反政治纪律的“负面清单”,成为悬在中共成员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官方公布的落马高官罪状中,不少人都有此罪名。

 “妄议中央”:解读各异且历史悠久

《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党员“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其中第二款即“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中共中央纪委法规室对这款条文的解释是:有些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实际上不仅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还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妨碍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造成了严重后果。对该类行为应当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上述解释显然与《条例》正文不尽一致,《条例》四十六条指的是通过公开渠道传播,显然不是指私下议论。被处理的各位高官,想来也不敢在媒体上公开“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妄议中央”其实是中共的一项历史传统。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1966年8月5日,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表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妄议中央”的方式,炮打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周后,毛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宣称:“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陈独秀1927年所写《国民党四字经》中的一句话),以印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正确性。毛泽东的态度表明:“妄议中央”乃至多党多派,古今中外都是常态。

翻开中共党史,“妄议中央”的标本比比皆是。

党史标本1:陈独秀发表异议遭开除

1929年,张学良及东北当局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与苏联发生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对此,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指出: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鉴于陈独秀等人“妄议”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同年年11月15日作出《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评陈独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 “只有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

党史标本2:三人团担架密谋夺权成功

中共党史上曾有过三个“三人团”:长征前夕成立的博古、李德和周恩来“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自发形成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央队三人团”,以及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在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组合的“中央队三人团”夺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被称为“担架上的‘阴谋’”(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自1931年末开始,毛泽东的运程跌宕起伏:先是遭到批判并被免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位,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由是始称“毛主席”);宁都会议再受批判并被解除红军总政委职务,六届五中全会上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视为最大本钱的军事指挥权,却一直没有回到手中,毛自叹成为“可有可无之人”。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等编入军委第一纵队(中央队),坐担架行军。途中毛主动接近王稼祥,一同说服了张闻天,三人结成同盟,密谋废黜“最高三人团”。1935年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中央队三人团”发难抨击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失误,获大多数与会者认同,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毛重返权力中心,此后从未离开过,且通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确立了其在中共党内无法撼动的权威。

党史标本3:彭德怀庐山上书打成反党

1949年中共建政后,惯于用军事谋略摆弄政治的毛泽东,多少有些寂寞。他对行政和经济,基本上是外行,很多事情插不上手。对刘少奇、周恩来等官僚集团的治国思路,不断表达不满。高岗事件即在这一背景下发生。毛泽东曾说自己“逢双不吉”,1956年他流年不利,先是他的经济躁进方针遭遇“反冒进”,其后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删除了“毛泽东思想”,并预设了中共中央名誉主席的位置。

毛泽东担心被同僚们逼退,1957年春,他一面主动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一面发动整风向官僚集团施压;又利用形势急转“反右”,整肃党外民主。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挟“反右”之余威发动“反右倾”,清算1956年党内“反冒进”。稳住阵脚之后,毛的躁进方针发展为“大跃进”,国民经济出现危机。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讨论和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彭德怀上书毛泽东进言,毛突然翻脸,会议陡然改变方向。毛泽东家事国事一锅烩,重揭“太子”毛岸英在朝鲜被炸身亡的疮疤,宣泄对彭的怨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气头上彭德怀也重提旧恨:“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水口战役你不是打了败仗吗?还杀了俘虏、逃兵!华北整风,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这次操你二十天娘,不行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这场发展成对骂的“妄议”风波,最终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党史标本4: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被迫检讨

反右”消灭了党外民主,庐山会议重创了党内民主,中国政治舞台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无人再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结果是“大跃进”盲动失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大饥荒导致农村几千万人饿死,执政党和毛泽东的威信严重受损。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承认“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成绩与错误“可能不是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而是三个手指头和七个手指头的关系,或者比例更加悬殊”。

1962年1月18日,彭真在七千人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围绕“大跃进”责任问题的争论,导致会场情绪失控,许多代表反映,还有话要说。于是不得不延长会期,开成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干部的“出气会”。尽管林彪、陈伯达发言为毛泽东开脱,毛泽东迫于压力,不得不当众作检讨。

当时党内公认的经济专家陈云,没有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大会结束后,陈云在1962年2月8日的“西楼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以来的党风:“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党史标本5: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动“文革”

七千人大会被视为毛刘关系的分水岭。同年7月,毛泽东泡在中南海游泳池里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解释无效,当面顶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从此被毛泽东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经过四年多的运筹谋划,毛泽东联手国防部长林彪发动政变,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场以“妄议中央”发端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经由宪法程序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并囚禁迫害致死;更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拖入一场历时十年的历史浩劫。迄今为止,毛泽东的历史罪恶不仅未得到彻底清算,反而在官方史书和教材中被美化为“探索中的失误”。

党史标本6: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揭老底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林彪矛盾激化,林彪之子林立果等少壮派军人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堪称中共党史上“妄议中央”的杰作。

“纪要”指责中共政权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该文件对毛泽东的个人评价,更是入木三分:“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纪要”还深入分析了毛氏“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更多历史标本:“妄议中央”不胜枚举

中共党史中“妄议中央”的标本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尽述,再大致罗列一下毛泽东身后的一些事例:

党史标本7:1976年9-10月,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等串联密议,以宫廷政变方式,抓捕毛氏遗孀江青及其政治盟友(四人帮)。

党史标本8:1978年5月,胡耀邦推动发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杯葛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大政方针,当时也被视为“妄议”。  

党史标本9: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难,提出毛时代遗留的六个历史问题要解决,其中包括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陈云此举推动了对毛时代冤假错案的平反。

党史标本10:1980年10月,中共党内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这是继七千人大会之后,对毛时代错误的最大规模“妄议”,会场上群情激愤。后经反复修改,决议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党史标本11: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在邓小平、陈云等元老策划下,中南海召开连续七天的“党内生活会”上,批判总书记胡耀邦,逼迫他下台。两年后胡耀邦猝然病逝,触发了全国性的学潮,最终以历史悲剧收场。

……

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和1989年的“八九学潮”,堪称共和国历史上三场规模最大的群众性“妄议中央”。但严格来讲属于国史范畴,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成王败寇:禁止“妄议”走不出历史怪圈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因事同毛泽东争论。毛泽东抓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

我此前在文章中分析过:“党天下”是放大了的“家天下”。在毛泽东心中,共产党也该是“毛家祠堂”,否则不会为绝嗣而记恨彭德怀。在权斗未占上风时,毛泽东反对“帝王思想”;一旦大权在握,就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命,厉行“言者有罪”。“帝王思想”进入“新时代”,成了不准“妄议中央”的金科玉律,很像是“两个凡是”又回来了。

“邦有道,则庶人不议”,一个政权果真有 “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何必担心有人“妄议”?中共元老陈云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认为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一边倒,不好。他说:“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相对于当今“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各种心病,这在体制内至少还算正常思维。

从中共的历史经验来看,“妄议”是一种历史常态,未必一定有是非对错。“妄议”失败了就是“反党”,“妄议”成功了就是政治路线正确。禁止“妄议中央”,未能走出“成王败寇”的历史怪圈。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真理标准大讨论”四十周年纪念日

                                                 《明报月刊》2018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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