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2018-06-07 10:20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章 立 凡

 

感谢天则经济研究所,每年举办一次新年期许论坛。这是让大家在新的一年有点盼头的活动,我一直很重视。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前事后事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说从以往的历史经验,讨论如何办后事。

今年盛洪所长签发的请柬,有句话特别有意思:“最好的期许就是提出能够达致良好愿望的制度改革方案”。这是很正面的,我知道盛洪先生作为新儒家,对于朝廷仍抱有匡正的心态;历史上的儒家,自古及今都有这种心态,要匡正朝政的得失。但还能不能做到?我觉得也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了,大家可能都会感觉到这种无力感。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前两天我去听了台湾新儒家杨儒宾先生的一场讲座,跟他也有一些交流,发现自由主义和新儒家也有很多的共识当然,我还是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

 

前事不忘:大清后事有安排

去年新年期许论坛上,我谈到大清朝给自己准备了后事,它临终前建立了各省的议会(咨议局),颁布了地方自治章程,当革命发生的时候,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种族仇杀。辛亥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次“光荣革命”,没有太多的流血和暴力,就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接。这种情况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执政党绝不相信自己会死亡,决不安排后事;而且从反面吸取教训,坚决不搞宪政。

执政党领导人中,想象过后事的不多。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他认为阶级消灭之后,政党和国家机器也会逐步衰亡。胡锦涛则曾含蓄地警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性格决定命运,任领导人则一定会坚决捍卫中共的执政地位,并为此抗争到底。

刚才盛洪提到,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想到的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对改革的反思和预期,我觉得应该有一些阶段性的表述。

“改良与革命”这个话题我们讨论了很多年,中外历史上有过多次的改革。吴思还在主编《炎黄春秋》时,我就写过一篇关于历史上改革周期的文章。纵观中外改革史,多数改革都不太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如果改革在启动后的五至十年间不能取得势头,就不大可能继续,从来没有过延续40年还永远在路上的改革”。我特别剖析了两个失败的标本: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和中国的大清新政。指出:执政者凭借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目标都是避免革命。如果利益圈子太小或无法平衡各方利益,其后果往往是人亡政息,甚至犯下颠覆性错误。革命仍将不期而至。

 

古老智慧:莫到琼楼最上层

最近重读《周易》,推演“乾卦”,卦爻升至九五、九六(上九)的时候,我有些感触:一条龙自下而上,一步步上升到了“九五之尊”的位置,还要不要继续往上走?现在看恐怕还要往上走,一直走到上九——“亢龙有悔”。

系辞上说悔吝者,忧郁之象也,卦爻不当位,有此卦象其解读为:“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太满了就不可能永远地保持下去,物壮则老,物极必反,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对亢龙有悔还有个解释: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这个表述也很生动到位。

当局者迷,究竟有没有感觉到“悔”,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一代经常讲“青春无悔”,从不反思人生失误。自信再三,乃至于四,不接受历史教训,权力超过能力,恐怕要出大乱子

卦辞上还有一句:“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周文王认为见群龙无首,吉”,“一群龙看不出谁是首领,才是吉象;一旦成为群龙之首,恐怕所有的责任都要一人承担,这也就是到了“上九”这一步的困境所在。所以袁世凯称帝前,次子袁克文曾以诗进谏: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历史进程走到这一步,也需要再三思考。上述所言算不上期许,只不过是一个警示:不要走过了,过犹不及。

 

历史教训:刚性体制易脆断

就民间社会而言,除了对新年的期许以外,还应该有对未来的中长期展望,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目前好像没有什么乐观的选择,被迫在腐败和专制之间二选一,这非常让人纠结。要么忍受江时代沿袭下来的腐败,要么接受现在的这一套,不许有其他选项。但这可能是一条不归路,权力越抓越紧,方可维持现状一旦放松,就可能崩盘。

两年前网络上流传一篇题为《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的网文,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例,总结茉莉花革命”的教训,结论是:“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

过于刚性的事物容易崩裂,这正是《周易》给予的启示。我现在比较注意的,是权力架构会不会发生脆断,一旦发生颠覆性错误,全社会可能都会出问题。现在常常讲“命运共同体”,一辆公交车被劫持以后,全体乘客的生命都被绑架了。这种状态下如何自救、如何摆脱困境?

看去年年底的局面,“新权威主义”出师不利,驱赶低端人口”、拆除建筑物牌匾和供暖“煤改气”,这“三板斧”砍下来,不仅遭受了挫败,还大规模制造了潜在的敌人。每个“低端人口”也都有“中国梦”,他们的梦被打破了。大规模地拆牌匾以保卫天际线,但是每个大厦牌匾后面,可能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利益集团。全社会各个阶层都被得罪了,出现脆断局面的风险就会加大。

 

社会自救:地方自治是出路

这种状况到底还会延续多久?何清涟女士最近出版了一本新着——《中国:溃而不崩》,认为大约可以维持20-30年。我跟她有一些个人交流,就问从何时算起。她说从2003年开始。我算了一下,是2023年或者2033年,这是她作为经济学家推算出的一个边界,与我六年前的预测十分接近。当然历史也有很多的偶然性,不一定全按经济学规律运行。未来如果出现任何的变局,社会如何来自救?我觉得后事的安排,可能仍是最紧要的。

两千年来中国一直是大政府、小社会,改革开放初期曾一度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如今政府凭借经济起飞重新强大起来,成为巨无霸。把社会挤压到几乎没有空间了。这种情况其实很危险,“党领导一切”,社会化的人群不允许有社会组织,不许有NGO,甚至打压NGO。本来NGO可能是一个可以补台的架构,现在被打压得空间非常之小,甚至被视为“敌对势力代理人、“颜色革命温床。一个没有社会自治组织的专制社会,未来的风险相当大。

去年在这个论坛上我曾提出:如果一个巨大的架构突然崩溃,未来这个社会怎么办,我们会不会重新陷入丛林法则,重陷以暴易暴的历史循环怪圈?

何清涟女士在新书末尾,分析了去年流亡富豪郭文贵在中文互联网上发动的“郭氏推特革命”,认为对未来中国具有隐喻意义:一旦政治高压瓦解,这类“革命”就将成为现实,其主导力量必定是底层社会成员,并且极可能会重复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或中共红色革命的模式。它的身上带着毛式共产革命的深深胎记,与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没有什么关系。我与何女士观点相同,且一致认为地方自治才是摆脱未来危机的出路。

结语

参加了这么多场新年期许今天在座的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方面的专家我希望大家认真地思考一下后事怎么办,“集权后搞民主”的幻想基本上可以抛弃了。病人很自信,你说人家有病,人家不承认;你再说人家有病,人家就要打你。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先考虑将来社会如何自救

我对未来是相对地悲观,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先抛个砖把问题出来,敬请各位指教,谢谢!

 

(作者根据201819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2018“新年期许”论坛的发言提纲和记录稿增订)

香港《明报月刊》2018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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