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中國夢——明報月刊專訪章立凡

2018-06-07 10:07

中國與中國夢

——專訪章立凡

 

  芳、葉國威  訪問

梁世傑  整理

 

去年十一月,章立凡來香港出席本刊志慶酒會與座談會,之後我們相約在香港中文大學作了一個詳盡專訪。章先生對中國問題、香港問題、國際形勢侃侃而談,觀點獨到、清晰,現整理成文。——編者

 

由《紅樓夢》談起

本刊(下稱「問」):《紅樓夢》對中國社會有何啟發?

章立凡(下稱「章」):《紅樓夢》是一部小說,描述了一貴族少男少女的青春夢。夢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愚蠢的,美夢也可能變成噩夢。中國夢是一政治藍圖,而政治藍圖不應是一個夢。早在中國夢甫出臺之際,我預言夢的概念不太適合作為政治家的施政綱領和發展藍圖但現今中國不允許質疑中國夢的題。大家時常將中國夢與美國夢相提並論,我認為是不恰當的。兩者之間有一個重大的區別,美國夢立足於美國的制度與環境,通過個人奮鬥就可以獲取成功,這就是美國夢;中國夢則不然,它換了一個前提,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透過努力奮鬥獲取成功。

中國夢或許能感動年輕一代,但卻很難誘惑我們這些經歷見證過一九四年至今的一代人。中共承諾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當年我們確實曾經憧憬過可是結果為大家有目共睹,我們對現體制已無所憧憬。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人每隔幾十年便一個中國夢梁啟超寫《少年中國》,提出的中國夢;孫中山寫《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蔣中正發表《中國之命運》,也都是中國夢中共亦曾描述過他們的中國,毛澤東用詩性的語言表述:「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也描繪了一個非常美好的前景——小康社會大抵每隔幾十年政治領導人就會向人民描畫一幅美好的景。

問:言下之意是政治家的夢想實則乃不能兌現,只是一張空頭支票?

章:我覺得在一開始設計中國夢時,也許每個政治家都自認為他們的領導下,將能實現這些美好的藍圖。毛澤東亦大抵也是如此想法,1949年他自稱「進京趕考」,想來勝券入京時,對未來具有美好的憧憬和想像,未必從一開始就想充當一個惡魔角色,蓄意使幾億老百姓因他遭殃作為開國之君,他亦曾以雄才大略建功立業自許未必全是浮誇的承諾。是後來他變了,權力和國情也有其生變的條件。

 

只是提出了需要解決的問題

問:現在的中國夢仍是習近平兩年前所提出的中國夢嗎?

章:問題癥結就在被定義為一個夢,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除了說要跟著共產黨的領導之外,沒有其他具體的路徑和補充,教我們如何走這個夢?有人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按: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中國夢的路徑,其實不然,只是提出了十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當中可歸結為一句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歷史的慣性是最大的前進阻力,如今依舊是政權支配一切。執政黨大家冀盼的旗號,最仍是回歸慣性。諸如倡言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在先,後續作為則南轅北轍,大家有目共睹、切身感受。現實如此殘酷,政治人物許諾人民的美夢,到頭來令人民消受不起

夢想往往隱喻著對現實的不滿一九三三年,胡愈之主編《東方雜誌》,其新年徵文的題目為「新年的夢想」,知識份子及各界人士踴躍投稿,描繪他們對未來的夢想批判社會現實。其時正處於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十年」,我父親身為左翼人士,他的夢是中國將來出現「一個向整個的上層階級進攻的左傾的革命」。一九四八年他又發表《二十年一夢》,說夢表達對國民黨執政二十年的失望「我希望今後的二十年,至少應該和夢中的二十年一樣美滿。過去的二十年浪費了,我們還能再浪費二十年嗎?」結果是求仁得仁,左傾革命建立了極權政體。不僅中國夢變了味再浪費了不止二十年連他在內一大批左派左翼人士也被打成了「右派」。

問:現在的中共是一個只著重武器和錢的強國,余英時批評其為文化的弱國。依你所說現在的年輕人對這個中國夢亦具有期待憧憬,怎麼幫他們作正確認知?

章:現在的宣傳是「缺什麼補什麼」,強調「文化自信」的背後,隱藏著嚴重的不自信。執政黨長期摧殘文化,「文革」更造成了文化斷層,導致體制自身的文化缺失,也殃及子孫後代在大陸教育體制下,學生如同標準化生產線上的產品,所有的規格與都是按預定程式設計,有一點自由思想、出軌意識者就被當做不合格品淘汰,因為體制機器只需要標準件。我注意到一個現象:年輕人在學校時比較單純,可能真是一個愛黨愛國主義者,但一進入社會後,則一定會碰壁,因為學校所教授的理念社會現實相悖離,所謂共產主義理想馬上被現實生活粉碎。有些年輕人從小就處於人格分裂狀態,比如現在連幼稚園生、小學生都知道要給老師送禮,學校教你做人要表裡如一,但是身教則相反。學生要認識現實唯有在走出校門踏入社會時,重新進行與學校教育完全相反的社會教育和自我教育。

 

美國霸權與中國假想敵

問:可以跟我們談談美國霸權嗎?

章:美國的制度肯定有其問題福山曾發表《文明的終結,認為美國式的民主最美好,不可能再有比它更優秀的新模式可是這些年來,福山也開始轉變立場,覺得美國的民主制度也出了問題。但我們就總體而言,民主可能是一最不壞的制度,雖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肯定亦存在各種問題。但它的優點在於具備修正錯誤、重新整合自我完善的能力,比較之下,中國體制缺乏這種修復的能力。

談及霸權,我們從不喜歡霸權,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反對兩霸,一是蘇聯,一是美國,因為它們干預世界的事務太多,留下很多爛攤子,比如阿富汗、伊拉克,還有「阿拉伯之春」以後非洲出現的種種亂局,美國都應負上責任。推動美國干預諸多事務的背後原因在於利益,美國干預的這些地區擁有各種資源。每個國家制定國策都出於利益考慮,無異於人傾向利己,無可厚非。現時中國體制內部出現問題而急需一個假想敵,於是把矛頭指向「美帝國主義的陰謀」,望能喚起國民愛國情緒,方便轉移內部各種社會矛盾,使人民不要去恨體制與官僚。中共喜歡戰時狀態是有傳統的,五十年代利用朝鮮戰爭的機會進行社會整合,通過土改、反,實現社會一體化;通過統統銷控制了糧食、棉花等重要戰略物資;通過三反、五反,在一九五六年控制民族工商業權。回想起來,以上種種舉措不僅消滅了傳統的文化精英,而且亦沒有給農民真正的好處,所有資源被國家掌控,連同市場經濟一併消滅。這些年經過改革開放,生產力確實有所提高,經濟飛速增長,但是這些紅利並沒有被全民公平地共用,只是鞏固了政府的霸權。

 

未得毛澤東真傳

問:最近六中全會談「習核心」(編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你指習總的任期會超過十年,何出此言?

章:因為已經沒有退路,所以才走至這一步。大家時常將習先生與毛澤東作比較,認為二人很相似,我則覺得習先生未得毛氏真傳。毛澤東在治手法上最擅長借力使力,撥弄黨內各派相鬥,利用一派制衡另一派(例如利用高崗制衡劉少奇和周恩來、利用封疆大吏制衡中央領導層、利用中央文革制衡政治局等等),自己則擔任仲裁角色,使所有錯誤都歸於別人,自己總能安坐最高裁判者的地位習先生則不同,不是利用矛盾,讓各派系去互鬥相爭,而是事事親親為四面出擊,兩個拳頭打人結果把各種矛盾聚焦到自身。毛澤東玩弄權術出神入化後學者即便學到形似,學毛也只學得皮毛

問:學習權術好嗎?有必要學嗎?

章:我們當然是不喜歡權術,但解讀中國政治不得不詳加分析研究。權鬥只有你死我活。欲繼續掌權而不改變路數,一旦落敗會輸得很難看。十八大以前中國政壇是團派上海幫和太子党三派「三國演義」的動態平衡,本來按團派的部署,總書記另有人選,由於上海幫的抵制,雙方相恃不下,習先生又有太子党為後盾,得以榮登大位。有人認為他坐收了漁人其實是禍福相依,權力「擊鼓傳花」,把一個燙手山芋丟到了他手裡。現時整個官僚體制是一個與他對立的關係,現在反貪腐快到第五個年頭,貪腐在中國是高潮與低潮的分別,不可能從制度上根本杜絕,其因在於一黨專政下沒有真正的協力廠商的監督,不論是議會抑或輿論監督都不存在,只靠中紀委自糾自察有選擇的反貪掩蓋不了權力鬥爭的本質。

上海幫被反貪腐運動削弱以後,開始清算團派,如是則由「三國演義」變成「楚漢相爭」,走「一統江湖」的路數。幾年,太子党的內部發生分化,金融是太子党的傳統領地,但遭到整肅,「不打橫炮」力挺「自己人」主政的共識成過去式。總而言之,三個主要派系都不是習先生的堅強後盾,他只能自己去重組一個班底。當年毛澤東有氣場,能吸納五湖四海的人來為自己抬轎,如今這種局面沒出現自立門派的習家軍,用人圈子小,多系同鄉、同學、舊部、舊識,這批人原先的職位普遍不高,忠誠度難以鑒別,有在中央全面工作的經驗。這些徒眾是否武林高手?有能力維護江湖霸主的地位?

「號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很難改變,其因在於政治體制:腐敗已成為國家機器的潤滑劑踏進體制就是為了升官發財,你不讓我發財,我亦不為你做事不幹事就沒有錯,所以大家都不做體制運轉的速度愈來愈慢,近於停擺。

 

去中國化與去中共化

問:現在常常說去中國化,臺灣有台獨,香港有港獨,有人說去中國化實際意義是去中共化,臺灣和香港的年青人自然而來地從心底而來抵觸中共,你有何看法?

章:兩岸三地的政治人物青年一代不是同一類人。新生代是互聯網時代成長來的新新人類,其知識結構、思維模式,都有互聯網時代的特徵:如同網上購物,年輕人會率性地根據直觀印象去選購商品,其思維模式可能傾向碎片化,不一定有嚴密的邏輯和理性互網聯讓人成為自媒體,更多帶有張揚個性乃至自我表演的成分,與反個人主義、提倡集體主義的中共政權容易產生衝突,究其原因是兩者沒有共同語言可以溝通

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指中國文化是殺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殺父的文化,這個一個較為極端的比喻但觸到了重點。六四事件就是殺子文化的例子,你不服從就是忤逆,就是亂臣賊子,家長就要家法從事現在政治領導人對於年輕人的態度,源出一轍。

儘管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尊重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決權利但香港獨立不可能成功,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香港的各種資源都是從大陸輸出,香港有沒有條件在中共的體制下獨立過去在大陸剛開放的時候,是大陸需要香港,現在大陸已經不太需要香港了。香港能成為亞洲金融中心是因為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後閉關鎖國,使上海喪失了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始能取而代之如今上海已在努力經營,香港的地位今非昔比中共更不在乎香港的自由民主。香港這些年的變化就像一個變臉過程,只是雙方還沒有完全撕破臉過去卿卿我我談情說愛,把你哄上床;如今則予取予求,任意實施家暴,還不許你提出離婚。陸港這樁婚姻的前景如何?此時仍在長期博弈誰改變誰還很難說。歷史巨變洪流中,思想文化也隨之流動。近代以來香港一直向大陸輸出新思想、新念,改良和革命的思潮皆經由北上,文化北伐的向,直改革開放以後仍綿延不絕各種普世性的社會文化理念,通過香港平臺向大陸港人無須自暴自棄

 

決絕對抗未必是唯一選擇

問:你是在這個政權下成長,為什麼在青年時代已經有反惡爸的意識?

章:我的前半生長期遭遇洗腦,但對洗腦的說教時常質疑,主要是得益于我父親在獨立思考方面的言傳身教,但真正的思想解放還是在八十年代。關於使年輕人在政治上成熟,我有過一點親身體驗。六四事件前我曾經是學生和政府之間的調停人,最終調停失敗收場學生要政府承認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同時承認《人民日報》根據鄧小平的旨意所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是錯誤的;如同孩子要家長承認他們是好孩子的同時,還要家長承認他自己是一位壞爸爸,前者有妥協餘地,後者則註定使整件事失敗告終。痛定思痛政府學生都是同一種革命化教育模式的產物,都認為自己絕對正確、對方絕對錯誤,習慣于成王敗寇的思維,拒絕妥協與共存。

互聯網時代來臨後,日本學者大前研一預言的「低智商社會」已經出現。互聯網的優點是呈現多種的意見和分析,缺點是缺乏邏輯思維,思考呈碎片化,容易發生群體衝動本意希望解決問題,最終卻從立場上毀掉雙方,連同改革的希望都被毀掉。現在香港年輕人提出港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情緒的表達:家長很霸道,我要離家出走,但實際上未必具備操作性

我覺得年輕人要找到一種既能表達意見又能實現自己主張的方式,決絕對抗未必是唯一的選擇從政治而言,改變需要步驟,沒可能一次成功,不可能通過離家出走而家長服。返觀香港,我覺得年輕議員留在立法院繼續發言總比宣洩情緒的行為藝術有意義,現在則是撿一芝麻,把西瓜掉了,畢竟立法院的任期比宣誓重要,這是一個於政治常識的基本判斷。更重要的是,前輩的政治人物們需要年青人有一個對話的平臺,也許是立法院就是平臺這個社會將來是屬於年輕人的,老年人終將引退,年輕人必定會登上舞臺,掌握香港未來命運的還是年輕人。老年人必須認識到這一點,要給年輕人空間。

《明報月刊》2017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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