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现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8年前对美中贸易问题的证词(二)

2018-06-06 19:57

接上文:美现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8年前对美中贸易问题的证词(一)

基于这一背景,允许中国这样庞大的非市场经济体——一个…也不践行真正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国家——加入WTO,显然对该组织具有深远影响。事实上,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这样的重商主义国家之间日益紧张,会大大削弱WTO的有效性。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最近在众议院赋税委员会作证时发表了这一观点:

我们都在参与一场大型猜哑谜游戏。我们美国人行事一直遵照作为基础的推定条件——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大多数国家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所有国家都在参与同样的全球化竞技。所以这场游戏是双赢的自由贸易。但这一点从来都不是真的,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事实上,这个世界是分裂的——部分重要国家(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多少算是自由贸易者,但其他许多国家是在复杂的产业政策指导下、遵循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的新重商主义国家……在…主义的战略导向型经济体和民主/放任的经济体之间,我们可以真正实现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吗?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还低估了中国利用WTO机制以发挥自身优势的能力。基于个人在华经验,詹姆斯·麦格雷戈表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是大师,可以创造性地利用举措在WTO和其他国际贸易规则的漏洞中自由穿梭。”有两个这样的漏洞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中国操纵货币——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主要形式,并不被WTO协议明文禁止。保罗·克鲁格曼最近解释了中国是如何人为将其货币(被称为“人民币”或“元”)维持在较低的币值水平来刺激出口、阻碍进口的:

其运作手法如下:不同于币值只有波动的美元、欧元和日元,中国货币被官方政策固定在大约6.8元/美元的水平。按照这一汇率,中国制造业较其对手具有很大的成本优势,带来了丰厚的贸易顺差。

正常情况下,因这些顺差流入的美元将推高中国货币的币值,除非被逆其道行之的私人投资者抵消。同时私人投资者正在努力进入中国,而不是离开。但是,中国政府限制资本流入,尽管其也在买入美元并将之存放海外,外汇储备累积至逾2万亿美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C.弗雷德·伯格斯滕最近在众议院税赋委员会作证说,以贸易加权汇率衡量,人民币被低估了近25%,对美元汇率被低估了近40%。伯格斯滕先生明确表示:“人民币的竞争性贬值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保护主义。它根据差价对中国出口一律实施补贴,幅度为25—40%。这相当于对同等数量的中国进口一律征收关税,严重打消了从其他国家购买的积极性。”

其次,中国利用与增值税(“VAT”)有关的WTO规则。中国对大部分商品征收13—17%的增值税。WTO规则允许中国对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增值税,并退还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增值税。虽然这些规则适用于所有WTO成员,但中国利用这些规则之积极已经达到了操纵贸易的程度。通过提高或降低出口退税,中国促使企业将其生产转向中国想要鼓励的特定商品,而脱离中国想要限制的其他商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报告说:“这些做法已经在某些商品的全球市场造成大量干扰、不确定和不公平,尤其是那些中国系世界主要制造商或出口商的商品,比如钢铁。”

误判了各个行业将生产批发转移到中国、然后从当地将商品运回美国的动机。在分析PNTR可能的影响时,支持者们倾向于将焦点局限于美中之间的正式贸易壁垒。他们的观点可以由一份加图研究所出版物概括如下:“由于美国市场很大程度上已经对中国进口商品开放,受益的主要对象将会是美国出口商。”换言之,支持者们认为,既然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给予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不会导致企业在该市场运作的方式发生显著变化。

但这种想当然没有考虑到西方企业反其道下赌注并将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平台以服务美国市场的动机。本报告通篇都在说,中国实施了多种形式的重商主义——包括补贴、操纵货币,以及鼓励在中国开发新产品的政府项目,给了企业将生产转移至该国的有力理由。中国相对薄弱的劳动和环境政策也有类似效果。中国还以鼓励制造商迁移至该国的方式操纵原材料市场。比如,在中国政府征收使得黄磷(2000多种磷基化学品的关键原材料)价格翻了两番的禁止出口税后,化工产品制造商“急急忙忙赶往中国扩大生产”。

没有PNTR的时候,西方企业在利用中国提供的动机前,有充分理由犹豫。国会也许会推翻每年放弃适用与最惠国待遇有关的杰逊—凡尼条款的决定。美国也许会行使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301条款”)赋予的广泛权力——下面会详细讨论,来制裁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大规模外购可能会导致美国针对进口中国商品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然而,批准PNTR后,情况变得很不一样。西方企业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即使它们将大部分甚或全部生产转移到中国,它们实际上仍然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美国市场。实际上,甚至那些想要留在美国本土的的企业也不得不担心其竞争者可能会迁往中国。这些动机很快对美中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2007年,《福布斯》杂志报告说:“悬殊惊人的美中贸易赤字很大一部分可以追溯到西方企业在华生产后运往国内出售的商品上。”

丧失制衡中国的手段。批准PNTR之前,每年由总统决定放弃适用杰逊—凡尼条款提供了一种约束和平衡中国贸易政策的机制。中国明白,一旦其实施对美国经济大为不利的扭曲贸易政策,美国就会收回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然而,美国通过批准PNTR放弃了这一至为重要的杠杆。

我们也失去了根据301条款对中国采取有效措施的能力——301条款规定,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确定某一外国否认美国根据某一贸易协议享有的权利,或者以其他方式实施对美国商业造成限制或负担的不公正行为,它有权采取单边行动。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美国在关贸总协定多边体系没有提起关切时,广泛运用301条款促使其他国家贸易行为合理化。但是,1994年,作为将关贸总协定转变成WTO的《乌拉圭回合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实际上放弃了其针对WTO其他成员使用301条款的大部分能力,以换取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资格。

不幸的是,美国政策制定者明显高估了WTO争端解决程序的有效性。对比301条款——对我们贸易伙伴施加影响的有力工具,争端解决程序根本不是为对付中国这样的国家设计的。WTO案件“成本高昂又费时”,在许多实例中,它们必须属于产业特定。结果,美国也许不得不提交多起案件来解决涉及中国多个产业的同一项贸易扭曲政策。实际上,WTO案件并不是非常适合处理广泛的政策争议:

通过WTO机制处理中美之间的系统性贸易失衡问题,并不会解决诸如环境污染、侵犯工人权利之类更为普遍的争议。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寻求替代场所来解决这类问题。

而且,即便美国在WTO案件中获胜,那也不保证中国会遵守其WTO义务。

美国政府反应消极。PNTR支持者似乎认为,美国政府会积极行动以确保中国充分履行其WTO义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虽然中国积极采取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的重商主义做法,美国政府的反应却十分消极。

比如,作为入世的一个环节,中国同意其他国家可以在12年的时间里因进口激增对中国采取特殊保障措施。如上所述,克林顿总统更是特别将该条款(见修正后的1974年贸易法421条款)视为PNTR对美国很划算的重要理由。2002—2005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审理了四起案件,裁定对中国采取特殊保障措施的条件已经满足。然而,布什政府对每一起案件均行使自由裁量权,拒绝给予救济——实际上导致421条款沦为一纸空文。其实在2005年之后,美国企业甚至停止了向布什政府申请援用保障措施。因此,在421条款应当被美国企业援引的很多时候,美国政府却拒绝提供任何救济。

在应对中国操纵货币的行为方面,美国也少有作为。早在2003年7月,代表唐纳德·曼祖洛(共和党,伊利诺斯州)就表示,“美国政府是时候与那些操纵其货币、给予其本国企业不公平优势以打压美国制造商的国家动真格了”,这种操纵意味着“明晃晃地冒犯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而,尽管解决中国操纵货币问题的申诉频频提起,美国甚至都拒绝给中国贴上货币操纵者的标签。实际上,美国财长部长盖特纳近期宣布,与其在一份提交给国会的关于重要贸易伙伴贸易实践的报告中说明中国是否操纵了其货币,他宁愿推迟这份报告,以避免一次可能令美中两国官员的会晤蒙上阴影的潜在冲突。

对民主资本主义胜利的狂妄。最后很重要的是,记住一点——十年前,也就是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及近二十年相对强大的经济表现之后,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于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抱有一种深深的自信。比如,早在1989年,国务院政策计划参谋处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就写了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命名为《历史的终结》。他在这篇文章中主张,这个世界正在见证“西方自由主义可行的系统性替代品彻底告吹”,以及“历史如此终结:那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是西方自由的全球化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1999年,当PNTR之争拉开序幕时,许多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民主和资本主义上升“至全球支配地位是千禧年至关重要的进步”。

这种自信,现在可以被视为狂妄,促使美国很多政策制定者相信,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怀抱。实际上,一些政策制定者当真以为自由贸易将与美国国力携手并进。比如,2001年12月,代表汤姆·迪莱(共和党,得克萨斯州)宣称:“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持续胜利有赖国际贸易的扩张,直至这一行动的好处惠及公民个人。”

然而,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复兴已经使得美国人深入骨髓的信念受到了质疑:

— 2001—2009年,美国名义GDP增长了38.6%。同期,中国名义GDP增长幅度超过了271%。

— 2001—2009年,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总出口增长了45%。同期,中国总出口增长了331%。

— 2001—2009年,美国全球贸易逆差从3980亿美元上升到了4180亿美元。

—尽管2009年贸易量因近期的经济危机有所减少。同期,中国全球贸易顺差从170亿美元暴增至2840亿美元。

除了上述经济表现方面的记录,现在还有一种普遍共识:“华尔街走下坡是美国体制并非不可战胜的证明。”事实上,很多投资者都把他们的赌注押在了中国而非美国经济上。正如投资专家吉姆·罗杰斯迁往新加坡并开始教其女普通话时解释的,“如果你在1807年是个聪明人,你会搬到伦敦,如果你在1907年是个聪明人,你会搬到纽约,而如果你在2007年是个聪明人,你会搬到亚洲”。

鉴于这些事实,中国领导人认为我们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制度正在失败很难不令人惊讶。拥有在华业务的跨国公司高层已经证实,这确实是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想法:

一年前许多西方国家银行业的严重衰退和几近崩溃,伴随着中国相对稳健的经济表现,已经令中国政策制定者相信,西方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政策并不像之前以为的那样有效,新的产业政策值得尝试。他们说,“别给我们看失败的范例,我们在找完全不同的路子”,所以你知道,明显更愿意尝试毫无经验可循的政策。

一位分析家也宣称,“自由贸易的浪潮现在已经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六、现在,我们怎么办?

许多专家认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时对我们的经济和WTO有效运作的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呢?正如下面会详细讨论的,我认为,他们应当停止如此消极的态度,转而采取一系列直接措施缓和中国重商主义行为引起的损害,并思考更具想象力的措施来对付中国。

我们不能再如此消极。迄今为止的十年里,在中国实施造成贸易严重失衡的政策的同时,美国政策制定者几乎没有反应。这种态度不奏效,美国政府是时候变积极了。

消极态度的支持者提出了四个主要理由,没有一个令人信服。首先,他们主张,我们当前的政策正在见效。但我们已经等了十年,在此期间,本文所述贸易扭曲现象已经普遍恶化,我们再也等不起了。而且,美国政府本身已经表态,中国正在偏离市场自由化,而不是向它靠拢。就在上个月,美国政府就采取温和的对华路线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战略经济对话会议期间,但没能取得任何有望解决本文所提问题的重大成果。

其次,我们被告知,中国是一个骄傲的民族,美国政策制定者施压会导致现在的情况变得更糟。但是,考虑到极其严峻的现状,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的积极行动会自动导致情况恶化。坚信中国在重大贸易政策问题上的决策是以其领导人的感情是否受到伤害为基础实属天真;相反,我们应当认为中国领导人会采取对其有利的措施。如果我们希望中国实施对市场更为友好的政策,我们应当让其领导人意识到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利益——即便这意味着清楚表明,继续待在如今的轨道上会招致负面影响。

第三,我们被告知,美国在一些地缘政治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比如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或者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但这个理由真的是一种任由现在的趋势无限持续下去的观点,那种我们可以向中国求助的危机永远都会存在。关键问题不是我们是否想要中国的帮助,而是我们可以获得的潜在帮助是否值得我们因中国的贸易政策受到的损害。我们的对华贸易赤字本身就是一次重大危机,已经严重损害了我们的经济,而且这种损害未来还会继续。如果我们一直将这一危机搁在一旁,它变得越来越严重几乎是必然的。

第四,我们被告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没多少优势,因为我们需要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中国并不依赖我们的市场。但是,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并不是出于支持美国经济的无私努力。那些购买行为是中国想要阻止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必然结果——因为市场力量会提出其他要求。同样地,美国面对中国的重商主义行为无能为力的观点也是夸张的。如上所述,中国领导人将利用出口来创造中国赖以维持稳定的就业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具有很强的动机来避免任何可能显著减少其对美国出口减少的冲突。

有一些可以带来明显改变的直接措施。假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真解决中国的重商主义问题,应当立即采取几项措施。

首先,我们必须积极实施我们的贸易法规,包括我们的反倾销法(“AD”)和反补贴法(“CVD”),以及421条款的保障措施。对正在因中国不公平的进口贸易而遭受损害的美国企业和劳动者来说,实施贸易法规就是短期内提供有效救济的最为实际的措施。因此,最低限度,我们应当:

— 任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官员,他们承诺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法规;

— 为反倾销法起见,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 为我们的反补贴法起见,认定中国操纵货币的做法构成补贴;

— 向有资格援引421条款获得保障措施救济的产业提供大力度的、有效的此类救济;

— 采取旨在强化我们贸易法规的措施;

— 严格限制其他国家试图通过WTO争端解决程序攻击我们贸易法规的行为;以及

— 拒绝任何将会削弱我们贸易法规的新协议。

其次,我们必须对中国操纵货币的行为作出回应。如上所述,美国政府为我们的反补贴法起见应当将操纵货币视为一种补贴。此外,美国应当正式指认中国为货币操纵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质疑中国的操纵货币行为,并以操纵货币是被禁止的出口补贴为由向WTO提交案件。

第三,我们应当向WTO提交有关中国不遵守WTO义务的补充案件。正如上面所解释的,WTO争端解决程序并不是设计出来解决我们在中国身上发现的全面不履行义务问题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当尽量积极运用该程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确定了在一些领域——从知识产权到产业政策到经销服务,中国没有遵守其WTO义务。如有必要,国会应当给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额外资源以增强其审理并打赢新案件的能力。

我们必须有意愿采取更具想象力的做法。很遗憾,上面概括的措施可能不足以解决现在的危机。正如本报告通篇所述,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独一无二的挑战,这可能会要求独一无二的应对。

比如,我们应当考虑积极解释可能对我们处理中国的重商主义有帮助的WTO条款。虽然详细分析具体条款已经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不过一些条款显然与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关。下面是三个例子。

关贸总协定第十二条规定,只要满足某些条件,“任何缔约国为了保障其对外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可以限制准许进口的商品数量或价值”。1971年,美国在其贸易顺差恶化为逆差后,援引该规定征收临时进口附加费。实际上,我们采取该措施是作为旨在解决美元高估问题的一揽子措施的一部分。当然,我们现在又一次遭遇了美元高估的处境,美国的对外金融地位已经严重恶化,普遍的共识是,我们的贸易赤字反映的失衡正在破坏全球经济。鉴于这些事实,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当考虑是否有必要根据第十二条采取某种措施,来解决我们的贸易赤字问题。不过,应当注意到,第十二条似乎并没有提前安排仅针对比如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国家的措施。因此,该规定对解决中美争端的帮助可能很有限。

关贸总协定第十五条,标题为“外汇安排”,规定:“缔约各国不得以外汇方面的行动,来妨碍本协定各项规定的意图的实现”。“外汇安排”这一术语通常被认为涉及(关贸总协定于1947年创立便是如此)“货币管制、外汇许可证、交易税和其他限制潜在买家为购买国外商品获得所需外汇能力的官方措施”。不过最近几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宽了该术语的含义,无论是货币价值浮动,还是其与另一种货币挂钩,都可以使用该术语。有人建议,该规定现在可以用来质疑中国的货币制度:

关贸总协定或WTO从来没有就第十五条的含义做出明确规定,包括关贸总协定的条款可能如何因外汇措施而无法实现其意图。有些人也许会认为,货币低估以一种经多边贸易对话允许的单边取消关税减让的方式,提高了进口商品价格。

据此,可以申诉一起案件,而WTO应当适用“外汇安排”这一术语的宽泛含义,并考虑在争端解决程序中国做出币值评估安排。近几年,操纵货币及其对世界贸易和金融关系影响的问题也得到了更多关注。因此,可以认为,这也许是一个合适的,可能也很吉祥的时机,来将与操纵货币的贸易影响有关的问题提交WTO争端裁决程序。

当然,在WTO“赢得”一个案件是否真的能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并不清楚。毋庸置疑,中国会花费数年抵制试图说服其遵守这类裁决的努力——就像它已然抵制了要求它遵守其他WTO义务的呼声一样。

关贸总协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如果任何缔约国认为其根据本协定直接或间接可享受的利益正在丧失或受到损害是由于……另一缔约国未能实施其义务所致”,该缔约国可以向有关缔约国或缔约各国提出建议以解决问题。如果当事缔约国未能使问题得到满意解决,申诉国可以争取“如果全体缔约国认为条件允许,对其他缔约国或缔约各国暂停实施本协定规定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的许可。有人建议,该规定可以作为全面质疑中国体制的依据:

一项基于该观点的申诉可能进展如下:当中国加入WTO时,中国领导人同意执行其法律并对我们的产品,比如苹果音乐播放器或喜力啤酒,提供免税准入。我们预期你们会尊重国际标准(例如消费者安全、产品安全或劳动者权益)。但是很多观察员——中国的和外国的,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做法并报告说,中国官员无视规范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比如那些供应外国公司的),以及与苹果或喜力竞争的中国工厂的国际、国内法律。因此,贵国已经违反了这些非WTO规则,而且这样做也对我们进入市场造成了阻碍;所以,我们请求就丧失的进入机会的价值获得赔偿。

当然,我们无法肯定WTO是否会接受这些理论——抑或,如果接受,他们是否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令中国的行为发生显著变化。但要解决像我们的对华贸易赤字这样的大问题,美国官员必须做好准备,最低限度,考虑WTO中极为激进的立场。

事实上,我可以就这个观点走得更远。美国的贸易政策讨论日益被关于各种措施是否“与WTO一致”(这被视为具有类似宗教或伦理意义的咒语)的晦涩争论所主导。事实上,建立WTO的基础是一个框架——相互让步和所谓因扩大的贸易和开放市场带来的互惠。WTO承诺并非宗教义务,不会(也不应当被解释为)侵犯国家主权,更不会受制于某个WTO警察机关的威压。如此看待WTO承诺——并暗自树立这种观点作为衡量美国一切贸易政策不容破坏的标准,是与WTO本身的架构相抵触的,更不用说WTO成立时,其推动者慷慨激昂的反复声明。

就这一点来说,WTO承诺表现为各个国家做出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的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完全履行其承诺,其他国家有权做出相应的中止自身市场开放承诺的行为,但数量上必须与它们因已经发生的义务减损导致的贸易损失价值相等,不得高于后者。这样一来,整个WTO体系的基石其实是WTO成员和彼此之间成本及利益相对平均的推定——因此,遵守WTO规则也因减损义务将导致同等贸易减让中止的认识而得到鼓励。如果这种关系不能维持——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贸易关系如此失衡,关系受到的威胁相比减损义务的潜在利益苍白无力——这种情况只有认为主权国家会根据自身国家利益作出取舍(取决于、同时也包括潜在的对WTO条约的违反)才能讲得通。

这无须被视为对WTO体系完整性的某种根本威胁。要我明说,我其实并不提倡美国离开WTO——该机构对我们和全球贸易体系太重要了。我只是在说,减损义务也许是一种常识,是WTO参与者做出的经济上的理性分析——因此,潜在的违反WTO规则的决定导致了WTO体系内部其他缔约国的求偿权。

事实上,这种观点显然是WTO协议所期望的,也是美国政策制定者所认可的。若是理解恰当,WTO规则并不会侵犯各国就经济政策作出主权性决定的权能——受制于其自身缔结的WTO协议与任何违反这些协议的行为带来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一点上,美国官员一贯表示,WTO承诺不会干涉我们的国家主权,WTO裁定也不会变更美国法。在就美国受应当加入WTO辩论期间,这些观点被国会成员反复提起。而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明确表示,WTO法律小组“无权改变美国法律或者要求美国或任何州及当地政府改变其法律或决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特别解释说,其他国家不能强迫美国遵守WTO法;相反,它们唯一可以采用的应对方式是通过收回贸易利益来反击:

最终,如果美国无法与提交争议解决诉求的国家达成双方认同的协议,该国可以取消同等影响的贸易利益。不过,根据贸易协定规则,美国在决定如何回应任何针对其的小组决议方面,保留完全的自主权。

这些说法与《WTO争端解决谅解》(“DSU”)的内容是一致的,后者规范成员国因另一成员国违反其义务而提交的诉求。DSU第22条(2)款规定,如果一WTO成员不遵守争端解决裁决,并且不能就赔偿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援引争端解决程序的成员可以请求授权中止对非守约方做出的贸易减让。第22条(4)款规定:“授权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的中止范围……应和利益丧失或损害的范围相同。”换言之,“DSU的规定总体上允许违约方永远保持违约行为,只要它赔偿或愿意承担报复性中止减让的代价”。

在中美贸易的背景下——美国因此一直在承受实际上所有理性的观察者都认为不可持续的灾难性赤字,考虑所有可以适用的选项当然是明智的。至于美国打算考虑更加激烈的措施来解决该问题——比如按理会违反WTO承诺的关税或数量限制,中国相应拒绝给予贸易利益当然也应该进行评估。但是,某种意义上——如果来自中国的商品进口超过了3000亿美元,而美国对华出口低于700亿美元——一个人必须问一问中国潜在的报复是否真的会,甚至可能彻底抵消更为积极的贸易措施为美国带来的利益。

我没有轻率地提起该话题,也不否认这一过程会引发严重的质疑和担忧——尤其是,贸易摩擦加剧是否会导致附加成本,第三方是否会因美国对华措施受损并对此进行报复,等等。要点在于不加思考地、过分简单地、盲目机械地服从“与WTO一致”的咒语——面对一种完全失衡、日益背离中国入世时一切承诺的贸易关系——毫无意义,显然也不由我们的国际义务决定。事实上,违背义务可能是迫使WTO体系转变、促使中国真正遵守其WTO义务的文字和精神并实现一种可持续的互惠贸易关系的唯一途径。

当然,我建议的这些政策没有一项能够发挥作用,除非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愿意以一种坚定、有力的方式来实施它们。数年来,我们对华经济地位由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拒绝冒险——涉及质疑中国的重商主义,已经发生了恶化。结果,我们现在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不可持续的贸易失衡而烦恼。扭绞双手、尽量往好处想绝非答案。我们需要强大的领导者,他们做好了艰难决策的准备,在危机解决之前决不罢休。

七、结论

国会批准PNTR时的乐观承诺没有兑现。美国政策制定者多年来的消极放任态度致使美中贸易赤字日益扩大,以致被普遍视为对我们经济的重大威胁。未来,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当更加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采取更为积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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